徐 琼，程 慧

(1.中南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2.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经济走向科学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引领发展，交出绿色答卷。旅游业作为与生态环境紧密依赖的新兴产业，实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是其优质发展的重要途径。创新驱动是旅游业发展的战略支撑，绿色发展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加快旅游业的创新变革，可为旅游业的绿色发展破解难题。但当前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逐渐显露出“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等恶性特征，面对旅游业“三高”现实问题，各地区及相关产业也日益迫切紧抓“绿色创新”引擎，寻求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方式改革、生态效率提高的有效路径，以期通过自身旅游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驱动旅游生态化水平的提升，缓解旅游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旅游生态效率作为旅游生态化水平的量化指标，能够直观反映旅游业的绿色发展状况；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反映旅游业绿色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情况，是对其绿色创新能力的直观表述。因此，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能够反映出地区旅游生态化水平与旅游绿色创新水平的关系优劣、二者联系的程度。探讨二者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提升二者耦合协调度，实现旅游业的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经济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旅游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与其他系统的协调发展问题同样成为近些年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分别从定量、定性角度对旅游生态效率的研究进展[1]、实证分析[2]及其发展路径[3]等展开研究。随后一些学者依据统计模型，深入探究旅游地生态安全系统的等级及机理、旅游目的地开发等。在旅游关系研究方面，旅游与城镇化、旅游与脱贫、旅游与交通等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旅游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也日益丰富起来，如吴英玲等对旅游与人居环境耦合关系进行探究，并进一步识别其障碍因素[4]。但在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战略背景下，关注到旅游生态化水平与其绿色创新能力的耦合关系研究少之甚少，大多数学者关注在如何实现生态旅游的制度创新、开发创新、模式创新方面，而对二者的关系研究涉猎较少，刘佳等研究发现中国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关联性，且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结构与省际旅游发展水平差异、省际旅游环境污染差异、省际旅游资源消耗差异均呈显著相关[5]。鉴于此，探讨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绿色、创新、协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文献梳理，以中国31省(区、市)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为研究对象，采用超效率—DEA方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科学测度的基础上，结合统计计量方法与空间自相关分析，对其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展开实证分析，并进一步引入地理探测器，探测影响其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的因素，最后立足现状，结合影响因素，提出促进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发展，实现旅游业创新驱动，绿色高效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超效率—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效率评价的经典方法，通过对多个投入产出指标进行线性规划来判断效率的有效性。超效率—DEA模型是在传统DEA模型基础上改进的，它克服了传统DEA模型可能造成多个有效单元存在的缺陷，对有效单元再进一步比较，存在效率大于1的情况。因此，本文借鉴超效率—DEA模型实现对中国旅游生态效率和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准确测度，模型构建如下:

(1)

2.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协调度是对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二者系统相互影响、协调发展程度的描述，耦合协调度越高，表明二者系统协调统一，和谐发展状态越好，建立二者耦合协调度测算公式[6]：

(2)

(2)式中，μ1、μ2分别表示旅游生态效率值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值，C、T分别表示二者系统的耦合度与综合协调指数，D表示耦合协调度，借鉴刘丹丽等[6]研究，我们可将其耦合协调度细分为如下类型(见表1)。

表1 耦合协调类型评判标准

3.空间自相关

地理学认为任何事物之间存在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与空间距离相关，且距离越近的事物相关性越大。空间自相关分析建立在地理学第一定律的基础上，是衡量空间事物与其周围事物属性上相关性程度，空间分布上集聚与关联情况的空间分析方法。空间自相关分为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全局自相关用莫兰指数(Moran’sI)表征，用来检验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且相关程度如何。局部自相关用Lisa指数表征，用来考量局域空间上的集聚与分异程度。二者指数计算公式如下[7]：

(3)

(3)式中，xi、xj分别表示第i、j省份的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n表示省份的数量，本文n为31，wij为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若i、j省份为邻省，元素取为1，否则为0。

(二)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与数据来源

旅游生态效率是对旅游生产过程中环境、经济投入与旅游效益产出之间量化关系的表述，是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衡量。目前，关于旅游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还未统一，本文借鉴林文凯等学者已有研究[8-9]，从资源、人力、资本、环境污染四方面选取投入指标8个，产出指标选取直接描述旅游效益的旅游总人次与旅游总收入，构建旅游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旅游绿色创新效率是指旅游生产过程的创新活动、创新要素的投入所带来的旅游绿色效益，是对旅游创新要素的投入与环境产出之间关系的衡量，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参照刘佳等[8]研究，从人力、物力、财力三个方面选取5个投入指标，产出指标从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两个方向选取7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见表2)。

表2 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三)数据来源

本文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8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9—2018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9—2018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正本及副本》(2009—2018)、《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统计局官网上的资料等，其中旅游“三废”指标借鉴林文凯等[8-9]方法，采用旅游总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对其进行换算，旅游申请专利数通过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平台搜索“旅游”关键词进行统计汇总。

三、实证分析

(一)耦合协调关系检验

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之间耦合协调关系检验是后期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分析的前提。借助SPSS21软件，对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二者进行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二者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关系。二者相关系数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其中在2012和2017年相关系数达到最高，表明该两年二者系统相关性最大，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二者联系度最紧密，且二者系统的相关性也呈现出不断增强的态势，这也与姚治国等学者研究认为环境管理系统、清洁生产理念等有利于旅游生态效率的优化与管理相符[1]，表明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着耦合协调关系，二者的耦合协调机理为后面进一步探讨时空特征提供依据。

表3 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相关性

(二)时序特征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并依据评判标准对其进行分类(见表4)。从统计特征看，2008—2017年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总体变化不大，围绕0.59上下起伏，波动发展，其中2012年耦合协调度最高，2017年耦合协调度最低，表明近十年来，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平稳发展，基本维持在勉强协调阶段，仅2011—2013年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这与党的十八大我国重点突出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有关。耦合协调度的方差基本稳定，级差呈现缩小态势，表明研究期内，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省际差异呈现不断缩小趋势，这与近几年全域旅游的发展，省际合作的增强等有关。

从耦合协调度等级比例来看，研究期内处于中级协调阶段的省市居多，其次为勉强协调阶段、濒临失调阶段，最后为中度失调、初级协调以及优质协调阶段，表明大多数省市在研究期内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较好，二者相互响应，协调发展，而处于二者失调对抗发展和完全协调发展两极阶段的省份较少。研究期内，中级协调阶段的省份大多占到三分之一，甚至个别年份将近占到半壁江山，如2011、2012年，中级协调阶段省份占比总体变化不大。勉强协调阶段省份占比总体来说比较均衡，除2010年为3.23%外，其余年份维持在20%左右。濒临失调阶段省份占比呈现先降低后增长的态势，2011—2015年间省份占比较少。中度失调省份占比近些年基本保持平稳，变化不大，2010年占比最多，达到41.94%，表明2010年中国大多数省份处于中度失调阶段，协调程度较差。初级协调省份占比呈现上升态势，而优质协调阶段省份占比不断下滑，2011、2012、2014、2015以及2017年均没有省份位于优质协调阶段。

表4 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统计特征及等级比例

(三)空间特征

1.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上述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借助ArcGIS10.2软件绘制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图(图1)，根据自然间断法，选取2008、2013、2017年为代表年份，进行耦合协调度空间特征对比分析。

由图1-a所示，2008年有河北、内蒙古、广西、甘肃、新疆五省(区)位于中度失调，分布较集聚，大多集中在西北一带，它们大多经济欠发达，技术创新力量薄弱，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处于失调阶段，二者抗衡发展，关联性小。吉林、陕西、云南等7省份位于濒临失调阶段，以中部省份为主，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在失调边缘徘徊，耦合协调度也较差，这与它们旅游产业结构以及技术创新水平紧密相关。江苏、辽宁等6省份位于勉强协调阶段，他们为东部沿海省份或是邻近东部沿海省份，在承接创新技术转移方面具有优势，耦合协调度一般。西藏、北京、上海等12省(区、市)位于中级协调阶段，占比高达38.71%,他们大多为旅游热点区域或是经济高度发达地区，所以在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实现了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协调状态较好。仅天津一市实现优质协调，协调水平很高，表明天津市在利用自身科技创新力量推动旅游生态化发展上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实现二者协调共振，和谐发展。

由图1-b所示，2013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仅新疆、宁夏、内蒙古三省(区)位于中度失调阶段，他们为西北三省(区)，从2008年以来，耦合协调度没有提升起色，而河北、广西两省份脱离该队伍，实现跨越发展。吉林、河北等5省份位于濒临失调阶段，相比2008年，安徽、江西、河北中部省份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但福建省耦合协调度下滑剧烈。青海、湖南等8省份位于勉强协调省份，他们大多为中部省份，在吸收东部先进技术，实现自身生态旅游发展方面具有优势，因此耦合协调度保持在勉强协调水平，仍有待提升。湖北和广西二省份实现初级协调，耦合协调度均有所上升，可能与当地的政府规制，产业结构调整有关，广东、江苏等12省份位于中级协调阶段，与2008年相比，省份基本相似，青海、浙江、黑龙江三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而北京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同样仅天津市的耦合协调度达到优质协调阶段，实现最佳。

由图1-c所示，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位于中度失调阶段的省份除了上述西北三省(区)外，北京和云南也位列其中，表明近年来，北京耦合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未有效利用自身旅游绿色创新力量，旅游生态效率较差。而云南省在平衡旅游技术创新与旅游生态化水平之间关系上也需要加强。黑龙江、浙江等8省份位于濒临失调阶段，省份数量相对有所增加，且空间上向东移动，浙江、山东等东部省份也位列其中，说明近年旅游生态效率有所下滑，在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上成效不佳，还要多下功夫。四川、重庆等7省份位于勉强协调阶段，与前两年相比，省份变化较大，但同样以中西部省份为主，山西、江西、海南三省实现初级协调发展，表明该三省牢牢抓住技术革新机遇，加快旅游生态化建设，二者相互影响，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西藏、青海等8省(区)位于中级协调阶段，同样以东部发达省份与西部旅游资源禀赋省份为主，但省份数量有所减少，一些省份耦合协调度有所降低。2017年没有省份达到优质协调发展。

综合来看，研究期内，中国省际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总体变化不大，但区域仍存在一定的发展，其中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处于下降趋势，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差异不大，从勉强协调阶段居多下滑到濒临失调阶段居多，可能与东部省份在伴随着科技创新力量不断增强的同时，旅游生态效率却呈现下滑趋势，生态环境恶化、设施设备老化等均加重了其旅游生态化与科技创新的投入负担。中部省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总体变化不大，省与省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少数省份耦合协调度实现逐级上升。西部省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总体变化不大，西藏、内蒙古、甘肃三省(区)一直处于中度失调阶段，还有一些省份耦合协调水平也未发生转移，但地区间耦合协调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

图1 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注：文章地图均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2893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2.空间相关性特征

(1)全局空间自相关

基于ArcGIS10.2和GeoDa软件，测算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Moran’sI指数(见表5)。如表5所示，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的Moran’sI指数均通过了0.001的显著性检验，且均呈正值，表明二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某地区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较高，那么其邻域地区耦合协调度也会较高，反之该地区耦合协调度较低，那么其周围地区耦合协调度也较低 。整体来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分布呈现“高—高”或“低—低”聚类。从Moran’sI指数数值看，整体呈上升态势，其中2012年Moran’sI指数最低，为0.507，而2017年Moran’sI指数最高，为0.656，表明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呈现增强的态势，与空间距离的联系度愈发紧密。

表5 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Moran’s I指数

(2)局部空间自相关

同样结合空间相关分析，借助ArcGIS10.2和GeoDa软件，测算并绘制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Lisa指数,直观透视其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聚集情况(如图2)。

由图2-a所示，2008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位于“低—低”区间的有内蒙古、甘肃、河北等6省(区)，占比19.35%，他们大多位于西北和西南地区，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水平低，自然环境较恶劣，人才技术资源紧缺等，因此使得它们旅游生态化和旅游绿色创新力量投入较大，而回报相对较少，二者效率较低，且耦合协调度较差，周围地区也面临着同样困境，耦合协调度也不高，处于“低—低”的落后区。云南、江西、湖北、吉林四省位于“低—高”区，他们大多位于中部，毗邻发达地区，在吸收东部优势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因此自身耦合协调度较低，但邻域较高。北京、天津等一线发达省份位于“高—高”区，占比16.13%，他们经济发达，位置优越，自身及邻域耦合协调度均高，处于“领跑区”。福建、广东、青海位于“高—低”区，自身耦合协调度可观，但是邻域地区较低，需要向邻域地区加强空间溢出，实现均衡发展。

图2-b所示，2013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位于“低—低”区间的除了2008年的甘肃、内蒙古、河北外，还新增了新疆和云南，占比16.13%，与2008年相比，省份数量有所减少，但是同样为中西部省份。位于“低—高”区的省份有湖南、江西等5省份，比2008年省份数量有所增加，同样以中部省份为主。上海、江苏等发达省份同样位于“高—高”区，省份数量达到7个，占比达到22.58%，相比2008年，北京退出“高—高”区，重庆、辽宁、广东三省份跻入其列，“高—高”聚集更显著。青海、广西、湖北位于“高—低”区，表明这些区域自身耦合协调度提高的同时，未带动邻域耦合协调度的提升。

图2-c所示，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位于“高—高”的区间有内蒙古、新疆、甘肃、黑龙江、云南五省(区)，与2013年相比，河北退出了“低—低”区，而黑龙江新加入，省份占比16.13%，仍以西北省份为主。河北、安徽、陕西、河北位于“低—高”区，省份数量有所减少，中部省份居多。天津、上海等6省份位列“高—高”区，除了传统的经济发达省份外，还加入了西藏和青海两省份，该两省份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迅猛，政策扶持也吸引了不少人才技术资源，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都有所提升，耦合协调度实现提升与发展。海南、江西、湖南三省位于“高—低”区，自身耦合协调度提升的过程，也要注重对邻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溢出。

图2 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Lisa分布图注：文章地图均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2893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四、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

由上述实证分析可知，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虽呈现显著的耦合协调度，但在时间序列和空间特征上仍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相关研究，省际耦合协调度差异除了与其空间邻域关系有关外，还与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政府规制等密切相关，鉴于此，本文采用适用于探测空间分异特征的地理探测器方法，来实现对影响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因素的分析，该方法与其他统计方法相比较而言，假设条件较少，控制变量及误差也较小，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地理的空间分异因素探测中，本研究以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为因变量，选取各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第三产业占比)、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对外开放程度(进出口贸易额)以及政府规制(政府旅游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5个指标为自变量，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探测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力，模型构建如下：

(4)

(二)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测算上述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及显著性，结果如表6所示。2008—2017年间，产业结构对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结构状况对二者耦合协调度影响很大，二者紧密相关，影响力系数大体呈现下降的趋势，2010年影响力最大，达到0.2636，2017年影响力最低，表明近几年随着各省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合理配置旅游产业结构，使得省际产业结构差距不断缩小，对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影响呈现减弱趋势，但在5个因素中是最为显著且影响力最强。城镇化水平在2009、2011、2013、2015及2016年呈现显著，可见后期显著性和影响力都有所增强，主要是由于后期随着乡村旅游、全域旅游的发展，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会愈发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也均为显著，同样影响力不断缩小，这与产业结构原因相似，近几年省际合作联系不断增强，实现东中西部互相扶持，发挥自身特色，实现跨越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也不断减弱。对外开放程度在2010、2013、2016和2017年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显著，且影响力较小。政府规制一直保持着对耦合协调度的显著影响，影响力变化不大，一直保持在0.1左右，表明政府规制对二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力较大，它在二者耦合协调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综合来说，影响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因素从显著性和影响力来看，从强到弱依次为产业结构、政府规制、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与对外开放程度。

表6 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影响因素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与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再结合经济统计方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最后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剖析影响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时序特征上，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基本处于勉强协调阶段，时序变化不大，相对稳定，省际耦合协调度差异也呈现不断缩小趋势，其中研究期内，处于中级协调阶段的省份最多，大多数年份超过三分之一，其次为勉强协调与濒临失调阶段，省份数量相对均衡，最后为中度失调、初级协调和优质协调阶段。总体来说，处于两极耦合协调等级的省份较少，大多数省份集中在中级耦合协调度等级状态。

(2)空间特征上，研究期内，中国省际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特征总体变化不大，其中东部地区省际耦合协调度水平差异较大，耦合协调时序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从勉强协调阶段居多下滑到濒临失调阶段居多；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时序总体变化不大，省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少数省份耦合协调度实现逐级上升。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同样较小，西藏、内蒙古、甘肃三省(区)一直处于中度失调阶段。空间相关性上，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不断增强，其中“低—低”集聚省份变化不大，以中西部省份为主，内蒙古、宁夏二省(区)一直在内；中部省份居于“低—高”集聚区较多；处于“高—高”集聚的省份由开始的东部发达的一线省份为主，发展到后期西部旅游热点省份也不断加入。“高—低”集聚省份从东部向中部再向西部省份转移。

(3)影响因素上，研究期内产业结构、政府规制二因素对中国省际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影响均呈现显著，影响力较强，其余三因素在部分年份呈现显著，综合考量显著性与影响力，影响其耦合协调度的因素，按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产业结构、政府规制、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

以上实证结论表明：首先，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不高，近些年来变化不大，提升较慢。其次，虽然二者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关系，但东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且部分省份耦合协调度还存在下滑态势。立足于影响耦合协调度的相关因素，针对耦合协调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参考性建议：第一，产业结构是影响耦合协调的显著因素，因此在不断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也要注重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减少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增强旅游资源绿色创新力量，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二者耦合协调度创造机遇，提供平台。第二，政府规制对二者耦合协调同样具有显著因素，扮演着“黏合剂”的作用，在绿色创新政策的引导下，紧跟主流，大力提升整体的耦合协调度，省际绿色创新政策的偏向与监管，可以调整省际耦合协调度差异，实现均衡发展。第三，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各省份应根据自身特色与独具优势，合理规避缺点，大力发扬优势，增强区域协作，提升自身耦合协调度的同时，缩小区域间差距，实现绿色创新、协调开放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