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社会对于各类文化遗产的关注度逐步提升，让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艺术和文化领域内的一项重要课题。在2009年，金陵刻经处同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和四川德格印经院以“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之名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让金陵刻经处本身也成为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之一。因此对金陵刻经处所承载的这样一个“活化石”级别的技艺该如何保护和发展，是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另一方面，除了雕版印刷技艺的非遗保护之外，金陵刻经处本身包含的建筑遗存和经版楼内的大量经版同样也需要受到关注，这些物质文化遗产诉说着金陵刻经处150余年的风雨历程，其地位和重要性并不输于金陵刻经处的雕版印刷技艺。所以有关金陵刻经处的文遗保护笔者认为应当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两部分，从技艺保护、经版保护两方面入手研究，探索刻经处保护和发展之路。

关键词：金陵刻经处;文化遗产;技艺保护;经版保护

一、金陵刻经处的技艺保护

（一）传承现状

金陵刻经处的雕版印刷技艺主要包括刻版、印刷和装订三个流程，其中包含二十多种工序，这一系列流程和工序全部都由人工进行操作，以手工的方式完成。其中以刻版流程中的写样、上样和雕刻最为重要，如果出现错误就会使整个刻版过程失败。

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以来的150余年时间里，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技艺始终在这里传承，与其他大部分手工艺类似，刻经处的刻书技艺也是通过家族、师徒相传的方式保持传承的。根据金陵刻经处的资料显示，现在刻经处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人主要由两位，分别是第六代传承人马萌青和第七代传承人邓清之。

马萌青出生于1963年，他在1981年金陵刻经处第二次恢复建设时被招进来，成为一名雕刻学徒，跟随师傅学习雕版印刷技艺。到2009年“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之后，马萌青便成为了这项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

邓清之于1991年学校毕业之后来到金陵刻经处工作，她是当时金陵刻经处唯一的学徒，同时也是唯一的女性。在第一位跟随的师傅因故离开之后，邓清之开始跟随马萌青学习雕版印刷的相關技艺，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时间，到2009年申遗成功之后，她就成为了第七代传承人。

2016年，金陵刻经处获批成立了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金陵刻经处传习所，这一传习所的建立也对金陵刻经处“师徒相传”的传承方式进行了创新，能够为金陵刻经处带来更多的人才储备，使金陵刻经处的雕版印刷技艺可以更好地传承下去。

（二）传承难点

一般来说，许多传统的手工技艺都采取了一师一徒的传承方式，但时至今日，在现代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和信息的需求瞬息万变的大背景下，这样的传承方式显然已经不能够满足传统技艺保护的要求了。

1.经济的限制

金陵刻经处自1866年创办以来，经常会出现经费紧张的状况。杨仁山健在时，金陵刻经处的经济一般由他亲自筹集，有时会受到来自他的学生和朋友的赞助，如果遇到经济实在困难之时也可以变卖杨仁山从国外带回的各种仪器和制作的天地球图以渡过难关。到了杨仁山逝世之后，金陵刻经处因为续刻《大藏辑要》的原因导致经费越发紧张，至1922年（民国十一年）后刻经的业务就渐渐停止了，仅剩的流通业务也在苦苦支撑几年后因战事停止。

到1952年后，金陵刻经处开始了第一次恢复工作。1956年，金陵刻经处成为中国佛教协会下属的事业单位，并获得了一定数目的经费补助，这也使金陵刻经处的刻经和流通业务得到了重振，让刻经技艺得以继续传承下来。随后金陵刻经处又经历了文革，业务再次停止，直到1981年在赵朴初主持了第二次恢复工作之后，刻经处的刻经事业一直持续到现在。

金陵刻经处本身作为以弘扬佛法、流通佛学、研究佛教的机构，从创立之初就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其收入一般主要依靠国家拨款，但仅靠拨款等收入只能保证刻经处的日常开销。

2.技艺的要求限制

金陵刻经处的雕版印刷技艺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一般的学徒从入门到出师所需要的时间约一到两年，在现代社会下，一到两年的学习时间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即便接受长时间的学习周期，但真正开始学习后，平时枯燥乏味的雕版过程也会让人半途而废。除了学习时间长和学习过程枯燥两个缺点以外，刻经处的雕版印刷技艺还要求学习人有一定的书法、绘画基础，这样才能理解技艺中的一些艺术元素，学习起来也会更加容易，这一点也限制了刻经技艺的传承。

二、金陵刻经处的经版保护

金陵刻经处现存经版约12.5万余片，包括金陵刻经处自刻经版49093块、江北刻经处22968块、支那内学院15605块、北京和天津刻经处22852块、北京三时学会经版1102块、苏州玛瑙经房经版3760块、苏州洞庭西山经版1681块、上海金刚道场经版85块。①

从创立之初到新中国成立后，金陵刻经处先后遇到了数次难关，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和文革爆发后，金陵刻经处的整体业务都完全停止，而其中的经版保存也不能妥善保管，能够不被大量破坏或掠夺一空而留存下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如今，金陵刻经处的经版得到了妥善的保管。自2009年申遗成功以后，金陵刻经处的经版保护工作就得到了高度的关注。2010年，用于经版存放的经版楼得到了改造和翻新的机会，在改造工作完成之后，金陵刻经处就拥有了一个恒温恒湿并且兼具展览功能的经版保护环境。

即便如此，由于金陵刻经处现在依然在进行印经流通活动，为减少经版的损耗，对于经版的数字化工作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式。另外，金陵刻经处一般不对外开放，所以依靠博物馆宣传、展示的功能，或许可以提升金陵刻经处经版以及雕版印刷技艺的认知度，提升社会对金陵刻经处的保护意识。

（一）数字化保护

1.数字修复和经版复制

金陵刻经处现有库存经版约12.5万片，大部分都是由珍贵的黄梨木雕刻而成的，但由于经历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等劫难，金陵刻经处出现管理不善、频繁运输等种种问题导致现存经版的损坏率达到了40%～50%。目前修复经版的成本非常高，一方面金陵刻经处缺少能够熟练进行雕版工作的刻工，另一方面完成经版雕刻至少也需要半个月的时间，这意味着如果要对所有经版进行修复和重新雕版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难以估量。除此之外，目前经版所需要的梨木的成本也非常高，所以想要通过传统的雕版技术实现对金陵刻经处的经版进行修复和复制会遇到很多困难。

而运用数字技术对金陵刻经处的经版以及佛像版扫描，再经过数据库的处理，可以便利地获得金陵刻经处经版上的字体特征、佛像描线比例的准确数据和上色规律，进行经版修复过程中可以在电脑中对经版进行模拟修复，从数据库中提取经版的详细数据为模拟修复提供准确的辅助，经过模拟修复就可以提高在实际操作中的精准度和准确性，防止因为修复操作对经版造成二次伤害。

同时，新兴的3D打印技术也可以运用到雕版的复制之中，电脑辅助设计的应用也将大大提高版片的刻制精度，3D打印的成品具有快速、柔性、精准、低成本与模型复杂程度无关联等优点，通过电脑对数据库中经版的数据分析，可以精确地制作出新的经版，这样大大提高经版制作的效率，也可以保证复制出的经版和原版的一致性。利用复制出的经版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或者为印刷经籍提供新的经版。

2.数字化传播

金陵刻经处因其精美的佛教典籍大量刊行，在清末就已经闻名海内外，并对近代我国佛教的复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现如今，除了借助数字化技术对金陵刻经处的藏经方法、经版保存方面进行改良等以外，数字化技术还能够将大量经版内容进行复制与传播，扩大受众，并适应当今年轻信众的阅读方式，通过电子设备也能够了解经版的雕刻技术、具体内容等。同时，因为使用数字化技术还能够减少对于实体经版的使用次数，可以起到对于这些经版的保护作用，减少对于木材和纸张的消费。

3.字体数据库建立

金陵刻经处现在拥有两条作业线，除了传统的手工刻印方式以外，金陵刻经处还引进了现代技术，用于写样和装订等工序之中，但由于电脑中并没有金陵刻经处常用的字体，只有比较接近的“小标宋”和“习宋体”两种字体，导致由电脑负责写样的成书的字体缺少了金陵刻经处传统雕版印刷的字体的味道。因此为金陵刻经处传统字体设计建立一个数据库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既可以解决字体不同的问题，还能最大程度保留金陵刻经处所刻经书的特点和韵味。

根据刘豪《数字化境遇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化研究——以金陵刻经处之“非遗”为例》一文中的部分结论：

（3）通过对金陵刻经处“非遗”文化的解析，并结合现有数字化手段，找到了一条适合金陵刻经处“非遗”文化的数字化传承路径，并联合国内相关字体设计公司，共同设计出了一套属于金陵刻经处的字体，囊括9169个中文字符，并上线成电脑字库，不仅解决了金陵刻经处目前缺乏写工的困境，也让更多的人通过对字体的使用了解到金陵刻经处。

（4）对现有字库设计方法进行归纳和总结，将汉字结构成笔画、部首、结构、空间四大部分，并对每个部分進行具体的分析和说明;以及从灰度、结构、重心等方面阐述了字库产品应如何保持规范系统性，为后续金陵刻经字体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和设计方法支持，也为其他类似字库设计提供了一定的方法支持。②

可以看出为金陵刻经处建立字体数据库是可行的，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之上，应该进一步探究这一字体数据库在金陵刻经处实际使用时的实用性以及在金陵刻经处以外的地方如何推广的问题。

（二）博物馆保护

近年来，和金陵刻经处同样是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传承地的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传承技艺上进行了探索，并且还建立了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更加系统和有效地通过博物馆保护的方式对雕版印刷技艺进行保护和传承。本文将通过总结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的建立和对雕版印刷技艺保护方面的经验，来对金陵刻经处在这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整体而言，扬州地区的雕版印刷技艺的主要依靠传承机构的传承和博物馆的保护。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成立于1960年，其前身是扬州古旧书店。当时由于扬州古旧书店采用以古籍作为底本、范本进行手抄、油印的方式作为销售方式，因此为了提高效率，陈履恒和陈恒父子就从扬州杭集镇招来了一批工匠到扬州古旧书店从事雕版印刷工作。随后在1960年，在政府支持下成立了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比于金陵刻经处成立于1866年，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成立时间要短很多，但是其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这也得益于当时的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的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由扬州市文化部门进行系统管辖。在经历了文革的动荡之后，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一度停止经营，直到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才重新恢复，并积极开始版片的保护和刻印社的重建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搬迁至扬州市凤凰桥街，并更名为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到2005年又分出广陵书社，并将社内所存的明清版片转移到了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内保存。

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成立于2003年8月，由《扬州雕版印刷》和《中国雕版印刷》两个展厅组成，其中陈列文物175件，另外在《扬州雕版印刷》展厅还包含20万余片古代雕版版片。陈列展览以雕版印刷工艺流程和历代雕版印刷为主，全面展示中国雕版印刷的历史和影响，同时展现扬州在中国雕版印刷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中国雕版印刷》展厅内还设有互动展示区，博物馆邀请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人在这里展示雕版印刷流程，包括：造纸、写样、刻版、刷印、装订等工艺，不仅如此，参观者还可以亲自参与到雕版印刷各个流程的制作之中，实际体验雕版印刷制作，并将自己制作的作品收藏保存。

身为社会文化机构的博物馆，在现在不仅仅只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征集、收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场所，也应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就在保护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首先，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利用自己的收藏作用，将大量珍贵的古代雕版集中收集，妥善保管并清晰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这使得观众能够直观的看到中国雕版印刷技艺多年传承的结果，另一方面能够对这种技艺能够有初步的印象。

其次，像雕版印刷技艺这样师徒相传或者曾经是家族传承的技艺，平时是不为外人所熟悉的，离人们的生活也非常遥远，所以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就提供了很好的展示平台，将中国雕版印刷技艺流程完整清晰地呈现给观众。不仅如此，观众还可以参与其中、体验工艺，并且能够在现场和传承人进行交流互动，这样可以给观众留下对雕版印刷技艺更加深刻的印象，还能提升观众对于这项技艺的兴趣。

然后，在陈列展览、现场展演的基础之上，通过博物馆的日常宣教工作，让观众了解中国雕版印刷技艺背后隐含的深层次的文化价值、精神价值和使用价值，并让观众切实感受到现代文明对于雕版印刷技艺的冲击和这项技艺濒临消失的危险境地。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场所，让人们在空余时间能够学习有关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相关的知识，增加人们保护这项技艺的意识，鼓励观众自觉参与到保护和传承中国雕版印刷的工作之中。

由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博物馆在实地参观、藏品、展览、专业人员、项目和资源等方面有着极大的优势，这些对于金陵刻经处在当今保护和传承其雕版印刷技艺来说非常重要。作为我国近代最早创办的刻经处，金陵刻经处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不应该只深藏在十方院中，也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之中。金陵刻经处可以和南京本地的博物馆进行交流，通过这些博物馆积极地将自己传承的技艺展现给大众，提升自己的认知度，并让南京地区的人们能够感受雕版印刷的魅力，而不是一定要去到扬州才能看到。另一方面，作为以刻印佛教经籍为主的机构，金陵刻经处是受到佛教规矩限制的，不能像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那样将印制的书籍直接售卖，只能通过流通书目接受大众“请书”的方式来运营，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金陵刻经处的知名度和资金来源，导致其发展相对于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要慢很多。因此，有了博物馆这个平台，金陵刻经处也能够借机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在保证刻經处经版能够合理、科学、系统保存的同时，还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来源以维持刻经处的运营。所以笔者认为通过博物馆保护是现阶段金陵刻经处在保护自己雕版印刷技艺中最亟需和重要的手段之一。

注释：

①经版书目根据徐平轩《金陵刻经处》、罗琤《金陵刻经处

研究（1866-1966）》和金陵刻经处工作人员武延康先生提供的数据整理所得。

②刘豪. 数字化境遇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化研究——以金陵刻经处之“非遗”为例[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导师：段齐骏教授和王潇娴讲师）.2019.

参考文献

[1]李朵朵.数字化工作方式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记录与传播研究——以金陵刻经处为例[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导师：曹方教授），2012.

[2]刘豪.数字化境遇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化研究——以金陵刻经处之“非遗”为例[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导师：段齐骏教授），2009.

[3]赵子君.扬州雕版印刷技艺调查与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导师：倪建林），2012.

[4]朱燕.扬州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探究[D].蚌埠：安徽财经大学（导师：周路教授），2017.

[5]赵文文.广陵书社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导师：陈丽菲），2015.

[6]王孺童.金陵刻经处——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守护者[J].法音，2010（1）：26-28.

[7]武延康.金陵刻经处与“金陵刻经印刷技艺”[J].文化新世纪，2007（34）.

[8]于海广、王巨山.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概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5（2014.2重印）.

作者简介：朱学夷，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学理论文化遗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