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菁菁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本页图片来源于三星堆博物馆

它是青铜人像的王者，威风霸气，傲视万物。

他是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投身修复的专家，经手复原过的文物不计其数。

34年前，一场机缘注定的相遇，

他帮它重焕生机，

它为他职业生涯刻上了最为难忘的回忆。

它，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是位于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来自3 0 0 0多年前的它，于上世纪8 0年代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2号坑，修复后整体高2 6 0.8厘米，重约18 0公斤;在同时期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中，它被冠以好几个“最”，即最早、最高、最大，制作最为精美的青铜人像。它，就是著名的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

然而，当我们将时间轴拨回到1986年，看到的却是它残破不堪、刚从遗址中被发现出土的模样。但王者毕竟是王者，历史总是客观的，隐藏在时光中的机缘终会让真容逐渐浮出水面，青铜大立人像是如此，关于它的修复经历亦是如此。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能够恢复雄伟身姿，为三星堆文化研究提供实物，我很荣幸能在当中做了自己义不容辞的工作。”

2021年4月，就在三星堆遗址考古重大新发现公布后不久，《中国收藏》杂志记者专程拜访了傅金凯先生。这位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多年的青铜器修复专家如今已年至古稀，行事风格向来低调。但听说我们是为青铜大立人修复而来，便一早准备好了他所珍藏的资料，从老照片、工作日志，到手绘稿、报告文章等等，基本都是独一无二的。

颇具年代气息的照片、略微泛黄的纸张……作为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修复的主要参与者，相信没有人能比他更加懂得这其中的百般滋味。

见面就被它震惊了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34年，但傅金凯仍清楚地记得，出发的那一天是1987年5月25日，星期一。

当时，傅金凯就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他与另外三位同事组成的修复小组，由北京奔赴成都。上世纪80年代，坐飞机还是一件稀罕事，机票是单位专门预订的。

“飞成都的航班号是CA4102，飞机编号是2521 ，机型是波音737……一直延误到18点05分起飞。”“晚8点30分到达成都双流机场，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相关负责人带队迎接。我们被安排在离省考古研究所很近的跳伞塔商场的一个招待所住下。”

傅金凯在当时的工作日志中，事无巨细地收录了此次修复行程的点滴。也许对于像他这一代的长辈们来说，随手写日记只是一个生活习惯。殊不知正是这种不起眼的习惯，让今天我们的探访有了更加明晰的踪迹可寻。

傅金凯：第二天，即1987年5月26日，我们上午去了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商谈有关修复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事项，但当时还没有谈及大立人像。

当天下午，我们到四川省博物馆去看修复室，并根据现场情况提出了一些准备工作的要求。比如要用两到三天时间准备一个工作台，类似乒乓球台大小。工作台用松木板搭起来，上面铺一块黑色橡胶，能够尽量为所修复文物提供保护。

6月2日，我們再次来到四川省考古研究所。那时候还没有三星堆博物馆，出土文物都被安放于考古研究所的库房里，所有权归当地文管所。当时获知：现在最重要的、震惊世界的一件出土文物，就是青铜大立人像。但是出土时它已是拦腰折断，破碎得非常严重。只有将它修复复原，才能真正看到原貌，从而给巴蜀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可以说，青铜大立人像的修复迫在眉睫。

虽然入行文博事业的年头与资历早已不浅，过眼与经手修复过的精美青铜器不胜枚举，但在见到青铜大立人像的那一瞬间，傅金凯依然被震惊了。

傅金凯：没见过这么大的青铜器呀。当时它躺在桌上，目测有两米五六左右。之前，我们在博物馆修复出土的青铜器以圆形居多，日积月累便总结了一些修复技巧。但这么大的，还是头一次见！因此，得为它量身打造可行的工艺方案，既要修好，还不能让它受到二次伤害。

朝夕相对的日夜

至此，修复小组的第一期修复任务完全明确，那就是要让如此重量级的青铜大立人像重新站立起来。试想一下，在科技、通讯都不能与今日相比，多半需要用纯人工、靠“土办法”的修复手段来修复它，其中的艰辛与困难可想而知。

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到工作室生好炉子就开始工作，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中午也不休息，吃过饭便抓紧开工，十几个小时的工作让人根本无暇顾及其他。这是那些天傅金凯带领修复小组最真切的日常。

傅金凯：总体来说，我们采用的是中国古代传统工艺方法。为什么？其一，青铜器经过几千年的沉睡出土以后，它的铜质已经腐蚀了，质地比较差;再者它的表面有很多锈，还有精美花纹，只能用低温焊接来修补，即将锡和铅按一定比例熔化后配在一起，制成焊锡条。使用这种材料，是因为它的熔点比较低，温度达到183摄氏度就化掉了。而铜的熔点是1083摄氏度，如果用气焊、电焊等高于它熔点的高温焊接，不但铜会熔化，表面五颜六色的锈也会全部变黑，反而对青铜器有很大的破坏作用。

采用低温焊接需要一些特殊工具，比如焊接用的烙铁。紫铜板要现做，把它锯开，磨成60度的夹角，再进行加温。当时没有煤气炉，就现做一个大铁盘，中间搁个铁桶;没有好煤，就用冒烟的煤块;焊剂是熟镪水，成分是氯化锌，它可以清除金属表面的氧化物，酸的强度也没那么高，对铜的腐蚀性比较小。那时候条件有限，烙铁烧熟了一蘸镪水，滋啦一下冒黑烟，工作的时候就这么闻着。一天下来最大的感受是用舌头一舔，嘴唇上全是甜的，似糖精味道。

除了修复方法，修复的顺序也很重要。我们决定从大立人的底座开始修起，底座是根基，只有先修好才能将它立起来。它的底座是一个倒梯形，出土时被砸得相当严重，已经凹陷进去。我们就一点点地整平，对缺失的部分进行补配。

接着是上半身、下半身的依次修复。坦白说，大立人的每一个部分都很难修。一是它体量大，修完这一面再翻过来修另一面，光靠一个人是搬不动的;二是它变形比较厉害，所以最难的就是上半身与下半身的合拢。它的身体是桶状的，变形后其上下半身一个粗一个细，而且铜壁很厚，有5毫米，对接不上怎么办？

好在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虽然现在看来比较“土”。我们用铅丝一圈圈绕，打箍收紧，但是又怕对器物表面造成摩擦损伤，就把塑料泡沫、粗麻布垫在上面，然后一边慢慢绞紧铁丝，一边仔细观察它的收紧合拢情况。

大立人，站起来！

有个细节值得一提，在大立人上下合拢打箍收紧的过程中，由于担心垫得还不够，傅金凯与同事们便将工作手套脱下来铺上去。在他眼中，一切要以文物保护为先，这是再平常不过的职业习惯。对于亲历者而言，回忆如此难忘的经历，无疑是一个感慨良多的重温与再相遇的过程。

傅金凯：如此高大的一件文物，光用焊接处理，牢固程度显然不够。三五毫米的细缝看似微不足道，但时间长了可能还会裂开。为了增加焊接面的焊接强度，我们选用了银锭扣工艺。这是对古人智慧的借鉴。比如河北赵州桥的桥拱连结，就是在石头上先凿刻好凹形银锭槽，然后用熔化的铁水浇铸成相应的银锭扣，嵌入已开凿好的槽内，以连接相对应的石材。银锭扣的拉力很强，无论是拉伸还是扭聚，它都能增强主体的承重能力，不会轻易地散架。

不过，银锭扣对使用方法有很高的要求，不是任何修复过程都可以使用的。我们选择在大立人身上没有花纹或者花纹很少的地方开银锭锁形的口，用相当于器物壁厚的铜板做成相应尺寸的银锭扣镶嵌，这样裂纹的修复就基本到达完好了。

傅金凯至今还细心保存着自己当年记录的一手现场资料。它们展现了一位文物修复专家的严谨缜密与倾情付出，相当珍贵。

修复完成后，我们还要做后期技术处理，用蒸馏水把它清洗干净、风干、打磨平整。为了“修旧如旧”，使修复部分贴近原物，还要做好焊道和补配块的锈色，让人看不出它曾经修复过的痕迹。通过这样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1987年6月20日，修复全部完工，大立人终于重新站起来了。哎呀，看到这么雄伟的一个大铜人，当时的心情真的非常激动！

修复完成是一个段落的终结，也是另一个新篇章的开启。因为大立人不可能总是在工作间待着，它需要到展厅与观众见面，并参与到学术研究中。这意味着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比如搬运。为此，修复小组也提出了不少建议。

傅金凯：比如一定要做一块与它同等尺寸的背板，需要的时候，用海绵物将它周身曲线垫好，然后把这块板子固定好，让大立人躺下，再抬着板子搬运。另外，它的底座特别薄，我们在里面给镶上了木头。没有经历过修复过程的人，并不知道它哪个地方动过“手术”，所以不能随意搬弄，一定要避免二次伤害。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都要未雨绸缪，为它们想好办法。

在大立人上下半身合拢的过程中，傅金凯他们将工作手套脱下作为铺垫，一切要以文物保护为先。其上燕尾状的槽孔，就是已开好、准备嵌入银锭扣的工艺槽孔。

傅金凯认为，大立人在当初铸造时采用的是分段接铸的工艺，图中的小圆孔和铆丁状物件就是分铸接铸工艺件。这是重要的文物遗存，为研究大立人的鑄造提供了实物物证。

上世纪90年代初，在申报高级职称材料时，傅金凯将青铜大立人像的修复工艺及修复过程等进行了总结，这份材料被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人事部门档案中;1994年，中国文物修复委员会第一届大会召开，他参与了针对大立人修复工艺的学术交流，相关论文收编至大会的专业论文集中。与此同时，中国历史博物馆“8 0年大事记”中也明确记载了大立人的修复。

现在看来，当年馆长俞伟超敢于为修复小组“拍板”，接下国家文物局委派的重任，果然是有底气和远见的。这源于修复小组的专业传承与专业水准。

傅金凯：我们得到了老一辈文物修复专家的言传身教。比如我的师傅高英，就是非常了不得的人物，太厉害了！要知道，技艺的传承实则是文化的传承，而今天我们的工作能被更多大众知晓，让他们真切了解到文物修复的重要和人才培养的不易，我觉得是件好事。

而对于我来说，这辈子能为文化传承出点力，是人生一大幸事。

与修复完工的大立人合影。虽然照片中傅金凯的表情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他内心的激动难掩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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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完的三星堆 聊不尽的文物修复

此次专访傅金凯先生，让《中国收藏》杂志记者感触颇深。比如你向他请教与修复相关的问题，就会打开先生的“话匣子”，让人听得流连忘返。还有他保留的那一摞大立人像修复独家资料，很多都是手写、手绘，字里行间不仅展现出了一位文物修复专家的严谨缜密和倾力付出，更是作为当事人在第一现场对整个过程的详细记录。其中的资料价值、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历史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地弥足珍贵。

文物修复是一项承上启下的工作，它前端联系着田野考古，后端涉及学术研究、展览等等。以下则是本次采访中傅金凯先生讲述的要点精选。希望通过这样的呈现，让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文物修复及保护的意义。

谈发现

当时大立人像修复完成后，后背有一块纸张大小的缺失，不知道这块碎片在哪，我们就用铜板给配上了。6年后，人们在修其他器物时发现，怎么多出来个东西啊？将上面的纹路一比对，哎呀，是大立人后背缺失的那一块，就给补了回去，很有意思。

大立人像与中原文化有没有密切联系？可以说有一点点，如底座上那一圈的连珠纹，这样的纹饰在商代青铜器上很常见。不过，它的服饰、手势、造型等，与我们常修复的河南、陕西等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又截然不同。

谈遗憾

当年在修复之初，我们曾提出：这么重要的文物，要提前做相应的准备工作，为以后的研究打基础。因为修复前它是空腔的，修完以后就全部闭合了，关于它的金属物理性、硬度强度等，就拿不到一手资料了。但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范畴，只能事先给出建议。当年没有拿到一手资料，可以说是一个遗憾。

谈感受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是我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高大、腐蚀残损严重，且受到世人瞩目的罕见青铜文物。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当时我们所肩负的压力也可想而知。

它的修复也是对我们专业技术工作的检验与总结。它能够恢复雄伟身姿，为三星堆文化研究提供实物，很荣幸能在当中做了自己义不容辞的工作。

谈现在

我很关注此次三星堆新发现的报道。现在的考古和文物修复工作者很幸福，时代在变，科技进步了。无论是全密闭的考古现场还是文物医院，都已经做得非常好。

从三星堆遗址到金沙遗址，出土了这么多的青铜器，不可能是來无影去无踪的。我了解到出土发现的还有跪制的青铜人像，没有完全修复，它会不会跟青铜大立人互相媲美？三星堆出土了太多我们未知的东西。

谈经验

文物修复第一要讲科学性。一定要尊重原貌，否则就是臆造，这很重要。修复过程中方案是否科学、工具是否得当，要遵循严格的要求，一定不要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文物修复好比医院的外科大夫，完完全全把一个破碎的东西，经过分类筛选凑成完整的器物。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文物修复工作光靠少数人怎么能完成？所以要培养接班人。

看到今年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基本都是年轻人，这让我很有感触。但是修复是一门综合学科，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学会的，对知识面要求很广，重在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