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仁龙 钟 榴 芮明杰

1 引 言

2020年10月23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王岐山提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坚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自十九大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来，地方政府有序推进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工作。根据相关公开数据，截至2020年9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25.58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2.82万亿元，专项债务12.76万亿元。可见，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依然具有庞大的体量，地方债务风险依然巨大，防范化解工作任重而道远。宽松的经济政策不仅促进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快速发展，还刺激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致使地方债快速积累（Azuma 和 Kurihara，2011［1］）。而近年来，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下行，地方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进一步出台各种金融宽松政策，金融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进一步推高政府债务规模（刘志伟，2020［2］）。在现如今的财政金融体制下，地方政府债务的治理似乎进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加速膨胀，一方面加紧治理。探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难题，也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化解的前提。

财政分权体制规范化后，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能够直接动用的财政收入有限。基于经济增长以及晋升考核压力下，地方政府急需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因此便对地方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毛捷等（2019）［3］兼顾财政金融双视角，从制度基础上分析地方债务的扩张原因，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主要是因为金融体制的发展满足了地方政府的举债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