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怡

这些年来，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开放度日渐增加，特别是近代报刊资料的大量公布（以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和各种报刊数据库为代表）和利用，有力地助推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入和研究领域的扩展。得益于这个大环境，近代著名学者、爱国思想家章太炎的佚文才能不断被研究者发现，为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价章太炎提供了不少便利。幸运的是，笔者最近也在近代报刊上发现若干章太炎佚文，现在整理发表于此，以供专家学者参考。

一、章太炎评军阀卢永祥及当时政局

1923 年9 月15 日，关心桑梓心切的章太炎致信甫同何炳松争夺浙江省立一中校长之职失利的黄百新（1880—1948）（名人望，字百新，浙江金华人，清末留日学生，民初曾历任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校教授，何炳松之前的一中校长，此前一中部分学生为了挽留黄曾发公开信请求乡贤章太炎介入帮忙）。该信内容主要是针对当时部分浙江教育界人士发起的抵制黎元洪南下在沪组织政府重新履行大总统一职之事。

1923 年6 月13 日，黎元洪在曹锟逼迫下被迫辞去大总统一职，退居天津谋求复起。曹锟此举引发全国舆论不满，各方纷纷声讨曹锟，国会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其中一些比较激进的国会议员在浙江议员诸辅成带领下南下上海，以显示他们对曹锟武力操纵国会选举的不满。此举得到了实际控制上海和浙江的皖系军阀、自封为浙江善后督办的卢永祥的支持。为了对抗直系和获得民意及舆论同情，以反对曹锟贿选与驱除黎元洪为名，卢永祥向赴沪的国会议员提供了资助，鼓动他们在上海召开正式会议重组国会，并公开欢迎黎元洪赴沪主持大局。

大批议员的南下离心，让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势力非常不满，他们遂派统治江苏多年的直隶军阀、苏皖赣三省巡阅使齐燮元布置攻打上海与浙江事宜。在这样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江浙地方精英人士如张謇、张一麐等名流为阻止战争爆发，防止江浙一带生灵涂炭，希图模仿昔日庚子年东南互保做法，组织了“江浙和平协会”，在宁沪杭之间奔走，调停齐燮元和卢永祥的矛盾，最终双方在1923年8月19日达成《江浙和平公约》。①有此约定，双方各退一步，胜算并不在握的齐燮元不再计划进攻上海，投机观风的卢永祥及其手下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也不再支持国会议员移沪开会对抗曹锟，而原本旨在卢永祥金钱资助的部分国会议员也不得不复返北京，客观上为曹锟贿选成功凑够了法定开会的议员人数。

但皖系、直系相互间的勾心斗角并未由此结束，在皖系诱骗下，9 月11 日，黎元洪突然由天津南下上海，希望在上海纠合剩余国会议员和皖系力量组织政府，对抗直系，谋求复任总统。

在此过程中，热心政治事务的章太炎一直在积极介入有关活动，他除了努力促成国会移沪、督促议员南下上海外，还多次向颇为倚重他的黎元洪直接献计献策，反复催促黎元洪南下上海组织政府，联络西南军阀：“公当自行临沪。盖天津既非久居之地，公在津而设政府于沪，亦无人敢任者。夫欲发奋为雄，则当奋身先进。议员南下，唯公马首是瞻。西南表示，亦唯公马首是瞻。”②章太炎这里且劝黎元洪努力筹得30 万巨款，以便为300 位迁沪议员分发每人千元的赞助费，同时联合段祺瑞、张作霖等势力对抗直系。之后，章太炎又会见了黎元洪派往上海的代表金永炎、韩玉辰，继续游说黎元洪南下。缺乏实力的黎元洪却对卢永祥是否欢迎其南下上海存有疑虑，“必欲得卢欢迎之电与西南承认之电而后南下”。①章太炎于是又直接致密信给黎元洪，认为黎元洪此举“求卢欢迎而不得”，是“大误也”，劝其不要犹豫、坐失赴沪时机。②反之，“卢本老实军官，意中甚望公来”，只是限于外部条件掣肘，“不能切实表示”，“此但当视其情，不当据其口也”。③此后，章太炎仍继续劝黎元洪南下，不断晓以利害，并通过黎氏幕僚李根源、韩玉辰等进行敦促。

期间，章太炎在致黎元洪、李根源等人密信密电中对有关情况罗列颇详，从中不难想见章太炎为黎元洪效命之热切程度，以及他对时局的判断认识情况。显然，章太炎对黎元洪的作用看得太过重要，也对卢永祥对国会移沪一事与黎元洪南下一事的支持太过想当然。即便是当《江浙和平公约》签订后，章太炎仍然没有看透形势，仍在苦口婆心地敦请狡猾政客黎元洪南下，仍在幻想会有大量国会议员留沪支持黎元洪，同时他也高估了张作霖、段祺瑞、岑春煊等各派力量对于黎元洪的支持力度，特别是高估了他自己在当时政界和舆论界的影响力。

1923 年9 月11 日，受到章太炎劝说影响的黎元洪到达上海后，即分别拜访章太炎等上海各界名流，计划成立新政府对抗直系。黎元洪这次南下立刻引起之前谋求和平的江浙地方精英不满，他们担心战祸会因此重开，导致之前各方费尽艰辛达成的《江浙和平公约》无效，于是开始发起驱黎运动，其中浙江教育界人士尤为积极。关键时刻，军阀卢永祥及何丰林也釜底抽薪，对黎元洪莅沪表示了冷淡态度，不希望黎元洪以上海和浙江为基地对抗直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颇为被动的章太炎不得不公开发表政见，为自己之前欢迎黎元洪之举辩护，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时局和卢永祥作为的批评，他写给之前曾希望他调停浙江一中校长职务争端的旧友黄百新这封信即是证明。此信未为章太炎研究者所知，其内容如下：

百新足下：书悉。黄陂突然南下，事前仆亦未知。建设政府之说，仆本视之甚轻，盖以戡乱之策，自有多端，不专在乎名号也。若浙人以兵祸将临为惧，此实可笑。苟政府所在，兵祸即随之而至，然则何地无人民，何地不当避兵祸，何地可设政府耶？果存此见，即宜宣言“中国不当有中央政府”，而浙人又不能也。自仆观之，某之军队，骄奢饱煖，盖无一人堪用。江浙和平之约，实某之输诚于齐，而间接输诚于曹吴。讳言己短，则以政府引兵之语惑民耳。直派果欲取浙，何必有辞？陈树藩之去陕，孰令致之？况国会在沪，即此足以激怒敌人而有余矣。进退失据，甚可矣也。唯是棘门霸上之师，既不足倚。故仆深劝黄陂力持冷静态度，不必急于建设。纵令曹锟当选，亦自有策御之，正不在一纸号令，此仆之真意实言也。若夫法律之说，言之者正多惭愧。暄初被任省长，浙人何以无一言？尤可怪者，某本徐酋任命之人，无论推为督办，更不知置法律于何地也？此复，即问近佳。炳麟九月十五日夜。④

在这封公开发表的信中，章太炎居然公开表示他对黎元洪突然南下无所知，显然系他为自己的辩护之举，并不符合实际情况，黎元洪之所以南下上海，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之前受到章太炎不断游说影响的结果。章太炎这里又批评了浙江人担心战祸波及的心态，进而他这里又不点名严厉抨击统治浙江的军阀卢永祥，指出之前齐卢签订的《江浙和平公约》实际是卢永祥向齐燮元和直系的示弱与屈服的行为，卢自封为浙江善后督办行为本身即是漠视法律，浙人以法律问题反对国会移沪和黎元洪在上海组织政府实在无法自圆其说。

类似这样对于卢永祥的观察，章太炎在当时致李根源的密信中也有所表达，认为卢永祥的部队因驻扎上海、杭州繁华之地太久，“精锐之气日销，虽多畜子弹，而从未认真操练”，⑤故而缺乏战斗力，卢永祥之所以与直系签下屈辱的《江浙和平公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章太炎担心因为卢会签订此约而将自身弱点暴露给直系，从而影响他本人所规划的黎元洪以上海为基地反对直系的大计，“所患者不在卢之过怯，而在其自露弱点，或为敌人所乘耳。”①

随后章太炎也意识到形势起了大的变化，不再积极游说“主座”黎元洪南下上海，反又提出更离谱的建议，劝说黎元洪，“惟有密商奉张，迁政府于吉林、长春等处，并将驻沪议员招致，虽偏在东隅，而正朔不绝。国人知有禀承，张以易以大义号召。”②章太炎这里甚至认为“唯有此策”，“死中求活”。章太炎稍后又向李根源表示希望黎元洪“且就东北建设行在，号召议员”，但他又顾虑沪上议员开会之时，若黎元洪不到场，恐怕会遭弹劾，“故仍愿黄陂先枉道赴沪，再拟他迁。”章太炎这里还担心张作霖的支持也不一定靠谱，“鄙意视今之时局，东北亦无一定胜算，惟较东南为安。”只是黎元洪到底何去何从，章太炎也未能明确给出李根源答案，这或反映出其信心实已不足，“惟善处者斟酌耳。”③

因为章太炎致黄百新封信中包含着对直接控制上海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激烈的批评，使得当时上海各报对章太炎此信的态度颇为复杂。像《晶报》上一篇文章就认为，章太炎复黄百新书内容“痛快淋漓”，道时人所不敢言，特别是“三处某”的用法，“当然不是自称，是指定一位杀称‘某’的了”，“本埠的报纸，对于这封书，有登有不登，分别如下：《申报》不登；《新闻报》登；《时报》登；《神州日报》登；《时事新报》登；《民国日报》不登；《中华新报》登；《新申报》不登；《商报》半登。”进而该文分析其原因：“《民国日报》旗帜鲜明，是国民党机关报，不赞成黎黄陂，所以不登，不足为异。《新申报》或者另有眼光，非我辈浅见人所能测其微妙。《申报》是自标无党的，况且对于太炎发表的文字，往往一家独登，何以不登这封书呢？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还有一件，《商报》虽然登出，却并不是原文，将我上面所引的几句，完全删去，也不加‘中略’字样，倒是一位编辑能手呢！哈哈。”④

不过面对章太炎这样公开的责骂，卢永祥并没有对章太炎加以武力，反而于9月27日又公开发表感电，于电文中批评曹锟和直系收买操纵国会等违背法律的行为，表示无论将来总统选举结果如何，自己皆不会承认，“须知此种公开攘夺，尚敢托名选举，已足玷污国会，腾笑中外。倘任其自号合法元首，是不啻以四万万国民之人格，供一人无价值之牺牲”。⑤

卢氏此电公开后，产生了颇大影响。像《新闻报》即发表评论认为，卢永祥此电发表，表明直系之前“疏通”各派以换取各方支持曹锟当总统的做法已经失败，直系与皖系的决裂和兵戎相见不可避免，“是两方之逼迫，愈趋愈紧，江上风云殆不久将变色矣”。⑥

看到卢永祥如此高调的表态电文后，章太炎忍不住又做了回应。他先回顾批评此前卢永祥与齐燮元鉴定《江浙和平公约》之举是助纣为虐，有助于曹锟操纵贿选成功，而卢永祥现在表面上看来是在反对曹锟，实际上是自欺欺人、投机取巧，并不敢有实际的行动，只能在电文中自唱高调、掩人耳目，欺骗舆论：

联日报载川中刘、熊及浙之卢永祥陆续发出反对曹氏大选通电。川电不标明某日，余不敢知。若卢氏感电，辞义虽亦严正，要不过掩饰观听之术。鄙人曾言江浙和平为实事，电报反对为虚言，和平公约未废，任何掩饰，亦不足以欺五尺之童，是何也？江浙和平公约，明明防止引起军事之政事运动，即明明不容上海设立政府，而间接为曹氏助势，所以公约签字，议员去而之北者一百三十余人，盖明有不言而喻者在也。且当和平公约发端之时，本畏王承斌南下耳。然江浙互约，足以自相禁勒，而不足以钳束王承斌，乃王承斌亦竟不来，是亦明有不言而喻者在也。由此言之，曹氏果获大选，即江苏为定策第一功，而浙江为定策第二功矣。事实已自此成之，而复于后以空言反对，此自欺乎？亦欺人乎？且若以空言反对，则言之等于不言，若以实事反对，彼又能自破公约耶？进退皆穷，其欺诈必自露矣！吾之言此，非故为深刻之论也。人果悔过知改，亦何庸加以责备？唯系张为幻，则断不愿人之受彼之欺。历验卢氏为人，首鼠两端、脚跟不定之处甚多，而左右谋士，率皆好行小慧之人，是以切脉原证而知之也。①

结合前引章太炎写给黄百新的那封佚信和这则章太炎的政治评论佚文，不难看出章太炎当时参与时事问题的热心程度，以及他的敢言风格，只可惜他对时局和军阀势力的观察在政论层面虽然不乏所见，但理想主义式、自我为中心式的判断太多，归为书生论政范围并无不可；而他对现实政治的介入，也多一厢情愿式的热情和盲目，故往往以碰壁或被军阀政客利用的结果告终。

二、章太炎致朱希祖信

接下来的一封章太炎佚信是他写给弟子朱希祖（费隐）的，讨论的是他对于学校教育、经学和史学的关系。作为近代极有影响的学术大师和革命家，章太炎对这些问题曾多有表述，而在这封他致弟子的信中，更是集中地表达了他对经学与史学关系的看法，特别是就如何读史、如何读经，以及经学、史学同时代之关系发表了看法，特别提出了经学乃“承平之学”，史学才是“乱世之学”，在当今乱世，“提倡读史”“为当务”：

费隐足下：

得来书。足下因吾提倡读史，遂据史学丛书为目，亦具苦心，然实未知吾意。仆所以劝人读史者，在使人知往事利弊，以为今日鉴戒，亦使人发越志趣，不至奄奄无生气耳。故读史则止于读史，其中深趣，待其深造而自得之。如此则益人无穷，非欲粘粘于考覈，亦非教人以史法也。今学者尚不能解《三字经》，稍高者尚不能识《俗行》、《纲鉴》之类，但当课以眼学，使之阅史，又何暇使考史哉？如其已阅史书者，此种书目，彼亦自知之，又何烦胪列也。今之为计，以教学校生耳，固非以教通材也。胪列考覈诸书，更有一弊，昔清末有达官崇尚经学，人则不读全经而阅经解。今以史考为主，亦恐人复蹈其弊。夫经史紧要之处，不尽在其当考者也使人舍本逐末，则太道破矣！来书欲人先闻纪事本末，而置正史编季为后图，此大误也。学者欲推勘史事（或发史书之误，或论人之功罪），全凭年月日以相校，而纪事本末于年月日不能具。学者欲知一事利病，当就其环境以查之，而纪事本末各述一事，不相比序，故此种书但可附正史编年以行，不能独行也。（中国《尚书》之类，所以不能成史者正在此。）是故，不能读正史者，惟有读三种《通鉴》，此三种约七百卷。（若以《唐书》、《宋史》合之，亦适七百卷，则此但相当于正史两部耳！）较正史祗四分之一，然史书文义易明，阅之甚速，不患其多也。如必以纪事本末代之，则苟简之弊，甚于朱氏《纲目》矣！正史但治一种，此亦不得，果欲考覈不失，则专治一种无益。若专欲知一代利害，此虽可尔，然不读三种《通鉴》及《通典》、《通考》之流，而只读一代之史，则成一孔之见矣！前贤专治一代之史者，其人皆已阅全史者也。今学校短期，但读三《通鉴》，上及《史记》，略观《地志》、《职官表》之属，或尚无不给，安能待其专治一史哉？且此种皆是承平之学，非乱世之学。仆所以不亟人、劝人治经者，正为其非乱世之学耳！提倡读史，今为当务，何能教人以承平之学耶！章炳麟顿首。②

章太炎此信显然是根据当时包括朱希祖在内的学者公开向读者推荐史学书目一事立论，明显是在批评当时学校教育的弊端，他指出此类书目并不能引导读者深入读史，如能真能读史者，他们完全不需要读此类书目，此类书目只能用来教“学校生耳”，“固非以教通材也。”类似观点，章太炎在别处也讲过，尤其是他看重史学的功用及乱世读史的意义，而经学只能在承平时代提倡，并非当务之急，不宜亟亟提倡。如他在《中学国文书目》中即言他之所以提倡“专务史学”，“盖乱世之学，不能与承平同贯也”。稍后，在谈及“史部”书目录时，章太炎这里又强调：“史之发人志趣，益人神智，其用实倍于经，非独多识往事而已。”③

三、章太炎推荐中医的两则广告

章太炎对待中医的支持态度也为人所共知。像晚年章太炎至少两次曾公开在报刊上发布推荐医生广告，这两次的广告文字都未被章太炎的研究者所注意，故而也未被收入其文集中。

章太炎第一则的广告文字为：

国医陈苏生为名幼科沈仲芳之入室弟子，复为医隐钟府卿之高足，大小方脉均有根底。悬壶以来，所遇疑难痼疾，均能应手奏效，或经登报鸣谢，或书额以志感念，声誉遂因之益振。值兹炎夏，百病丛生，因劝其送诊，以利病家。现定自八月一日起，每日午前八时至十时送诊，不收诊金，逾时仍照旧例。①

第二则广告附有章太炎亲笔撰写的推荐文字影印版，以增加推荐广告的真实性和强化该广告对于读者的影响力：

昆山王君慰伯，三世行医，熟精方脉，而于伤寒一类，研究尤深。前岁以著述见投，余劝其在沪悬壸，藉彰实效。今秋王君采用余说，辟门应诊，恐海上人士未知其术之浅深，用特广为宣告，兹代订诊例如右。民国二十三年八月章炳麟。②

章太炎这里两次具名推荐的医生都系“国医”，显示出章太炎对中医一以贯之的支持态度。

四、章太炎的两个启事

第一个启事系清末他与刘师培发生矛盾之时，遭到刘师培、何震夫妇诬陷后在《申报》等处发表的辩诬声明，其矛头主要针对何震：

近日党派纷争，宪党已微，女子复仇党又思乘机而起，彼辈宗旨虽与吾党无大差池，而志在揽权，其心极隐。《二六新闻》前登程家檉事，本属虚诬，其意并不在程家檉，欲因此以倾覆《民报》。故中有《天义报》、《民报》优劣一段事。《二六新闻》明著送稿者为刘光汉，使吾辈知其语所由来。刘君本非险诈之徒，惟帐下养卒陈（原文如此，当为“汪”，引者注）公权者，本一势幻小人，以借贷诈谝为务。刘君素无主张，一时听其谗言，遂至两家构衅，诚可浩叹！闻彼辈亦曾送稿贵同人，言鄙人种种灰心事。其意祇欲取而代之耳。鄙人近仍在《民报》办事，拟重新整顿一番。至于削发为僧，本与此事绝无关系，月照尚可作尊王攘夷事，况我辈耶？若谓从此入山，摈弃世事，则今日并无山可入也。一切谗言，愿勿听纳。此问近安。章炳麟白。③

此启事之前曾被张仲民收入其书《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中，④但似乎并没太引起研究者注意，这里再重新刊发一次。

另外一则启事则是民初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之时，看到新出的上海《民权素》杂志中发表有署名章太炎的两篇文章，他于是在《神州日报》上发表声明进行澄清：

近见《民权素》中载有《所鼓考》、《耄耋解》诸篇，不知何人托名，绝非鄙人所作。特此辨正。⑤

类似启事，章太炎在近代报刊上刊布颇多，研究者如能细心收集，当会有不少发现。

结 语

自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时担任《经世报》撰述开始，章太炎便有了办报的经验，对报刊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深，苏报案的发生，让他彻底见识了舆论的威力。出狱后，他先后曾积极投入包括《民报》《教育今语》《大共和日报》等报刊在内的编辑出版活动，并积极利用这些媒体发声，因此在清末民初的报刊中留下了大量文字（包括文章、演讲、函电、评论、广告、声明、启事等）。汤志钧先生当年在编撰《章太炎年谱长编》的时候，就大量使用了章太炎在报刊上发表的各类文章，这极大提高了该年谱的学术质量。然而限于种种条件，汤先生及过去的研究者（包括《章太炎全集》的编者）虽然努力搜罗，但仍留有许多可以补充完善之处。

近些年，随着近代报刊资料的进一步开放，以及一些关于章太炎信札的拍卖品不断出现，很多章太炎不为我们所知的文字又被一些研究者重新公布出来，非常有利于章太炎研究的后续开展和新的章太炎全集编纂工作。在当今大力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今天，知古鉴今，我们更应该实事求是，努力还原历史真相。本文这里的一点侥幸发现，或可作为这样时代氛围的一个注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