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的四重话语向度

2021-05-13赵荣锋

桂海论丛 2021年6期

赵荣锋

摘要：中国之治包括四重话语向度。理论话语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当代阐释，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治理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论的创新与转化。制度话语是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集中体现。价值话语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国家治理话语主体诉求的反映，是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旨归和以人民的评判为标准的话语体现。国际话语是指在引领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大国治理话语主体身份得到充分确证，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话语契机，也是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中国之治；话语；向度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1）06-0027-07

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项工作取得的举世成就，书写着“中国奇迹”与“世界奇迹”，展现了“中国之治”的巨大成功。“中国之治”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治理国家的治理体系、治理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综合概括，是制度、道路、理念的统一，是现状、过程、目标的统一，蕴含着丰富的意蕴[1]。一方面，“中国之治”展现了与“西方之乱”或“世界之乱”不同的一种治理效果，其意主要指“面对外部世界各种纷乱及其对中国造成的冲击，中国在艰难的环境中稳中求进，既保持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也为解决全球问题、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更多公共产品，取得了实效，赢得了人心，恰与‘世界之乱形成鲜明的对比”[2]。另一方面，“中国之治”是从“四个自信”到“四个之治”的投射，即“道路自信根源于政党之治，理论自信体现大国之治，制度自信本质是人民之治，文化自信承载文明之治”[3]。

“中国之治”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总体性话语的集中表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鲜明的话语主题的最新呈现，彰显中国风格，体现中国特色，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价值的集中體现，也为“世界之治”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理论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当代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作了完整的阐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治国理政的标志性话语，书写治国理政的新篇章。“中国之治”的理论阐释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逻辑，是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综合创新。“中国之治”的理论话语的重心是国家治理理论，它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治理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治理理论的创新与转化，实现了治理理论的综合性创造，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为我们认识“中国之治”的理论话语厘清了脉络。

（一）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治理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治理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根本遵循。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但其思想里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理论。第一，从政治层面来看，国家治理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原则。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来看，国家是进行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国家的本质规定了国家治理的本质，国家治理的本质体现着国家共同体中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利益。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4]。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的存在仅仅同产生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5]426。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治理模式，其价值根基在于“人民民主，就是赋予人民以充分的民主权利，就是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的政治解放和当家作主，充分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6]。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核心命题。以人民当家作主为话语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国家治理最大的底气，也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

第二，从经济层面来说，国家治理是发展生产力为依托的国家治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会发展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矛盾运动的解决中实现新的发展与飞跃。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7]政治改革、制度的完善都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前提。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为物质技术手段，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人类社会迈向更高级社会的物质推动力量，是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奠定了国家治理的经济理论基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动力。

第三，从完善政党政治方面，政党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的重要保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5]413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无产阶级执政的实践缺失，政党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具体内容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学说，仍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政党治理的成效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的发展进程和阶段目标的实现。政党治理的核心是加强执政党的能力建设，以提高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指引下，进行着“从执政能力到治国理政能力”的话语转换，实现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双重构建。

（二）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论的创新与转化

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的智慧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善于从古人的思想中汲取智慧。例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描绘了理想的“大同社会”“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文子·上义》），表明治理国家的出发点都是以利民为根本；“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表明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兼爱”；“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表明国家治理的重心是让人民富裕起来；“备预不虞，为国常道”（《贞观政要·卷二直谏（附）》），表明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儒家强调“礼治”“德治”“善治”。道家治国思想强调“无为而治”，突出“以民为本”。法家提倡“法治”，即“以法治国”。中国古代的治理思想和理论，虽然代表了封建时代的理论话语，具有封建性和局限性，但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作用。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8]，描绘了国家治理的愿景与蓝图。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9]，这也是判断国家治理的重要标准。江泽民同志强调：“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10]突出坚持依法治国在国家治理的重要地位。胡锦涛同志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根基的本质要求，”[11]强调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思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以“促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2]。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本质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9]10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揭示了国家治理理论渊源，即：立足于当前中国的实践，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治理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创新与转化。“治理理论是一种关于政府与公民共治的价值追求，治理理论滥觞于西方发达国家，如今流行于中国学界与政界，成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良方。”[13]其中蕴含着我国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合理的地方进行借鉴与吸收，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在理论层次上“不仅是要用中国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话语体系来表达中国自己的实践，提炼中国自己的‘标识性概念”[14]，同时坚持“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來”的原则，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理论框架。有学者提出“中国之治”八大新论，即：“战略任务论”“总体目标论”“三步走”论、“显著优势论”“坚持和完善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论”“人民当家作主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系论”[15]。从宏观层面，展现了“中国之治”内容上的丰富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解释力。

二、制度话语：全面理解和诠释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世界舞台上书写着“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奇迹”，国家治理呈现有序推进，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国之治”取得巨大成效。有学者指出“中国之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责任担当的必然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16]，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和社会有序治理景象的生动概括。这种治理景象的背后，是“以人民整体利益为归依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制度安排的背后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基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红色基因，也有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大量借鉴”[17]。

（一）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8]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主要是：党的领导优势、社会主义民主优势、社会主义法治优势、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民族团结的优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优势、社会主义文化和价值核心体系的优势、执政党初心与使命的政治优势、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优势、尊重人才的培养的优势、党领导军队的优势、坚持“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因素和动力之源，使得制度优势有效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二）坚持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19]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在我们党成立一百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国家治理效能明显提升；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治理能力显著增强，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体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具体要求。这些制度体系涵盖党建、政治、法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民生、生态文明、军事、外事制度等方面。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构建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全面理解并读懂中国之治制度优势的时代要求。

三、价值话语：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中，“人民”一词共出现50余次，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人民”一词共出现90多次。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集中反映了国家治理的价值话语。

（一）以人民为主体的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围绕解决“由谁治理，为谁治理”的核心问题，这是国家治理的价值旨归。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人民在国家治理中享有主体地位。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程和成就，是“中国之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其中国家治理的主线是围绕人民的主体进行国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实现了三次重要飞跃，“第一次是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次是提出了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深化改革为总目标的新的国家治理理念。”[20]124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根本制度、基础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觉和制度自信，这些制度的改革和建设都将人民的主体地位放在首要的位置。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有广泛和真实的民主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人民至上的历史经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继续坚持人民利益优先，促进共同富裕，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价值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21]128。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要明确人民是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主体，国家治理是为了人民，国家治理依靠人民，国家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明确了人民在国家治理中重要地位和作用，这就要求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人民的力量推进国家治理。

（二）以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旨归的国家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人民当家作主治理现代化国家的时代。”[20]2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必须要围绕解决主要矛盾进行布局和规划，其核心的内容就是以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旨归的国家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22]落到人民具体的生活上，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国家治理的最终目的。“中国之治”最大的显著优势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需要密切联系群众，依靠人民推动国家的发展。同样，推进“中国之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追求国家治理的公平正义，要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人民的利益作为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8]25，通过“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18]26、“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18]26、“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18]27、“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18]27等措施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期待。

（三）以人民的评判为标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涵盖了制度立场、制度价值、制度绩效、制度包容等重要内容。具体来说，即制度立场是“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制度价值是“始终指向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制度绩效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包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23]。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什么作为评判标准？”是摆在当前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21]91人民利益与党的执政理念相一致，是党的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以人民满意为中心，这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标尺，是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治理的高度自觉。“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成效到成果，始终坚持以人民的评判作为最高的尺度，维护人民的利益，使中國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经得起人民的检验。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最大的底气，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之治”价值话语的时代表达。

四、国际话语：中国之治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中国通过参与全球治理使得大国治理的话语主体的身份得到更加充分的确证，也通过全球治理抓住话语契机，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实现了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互动与融通。中国在积极发展自身的过程中，也主动融入世界，参与全球治理，形成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双向互动。中国在进行治理活动的实践中，形成了“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三位一体的治理格局，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24]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形成“中国之治”与“世界之治”的话语同频共振，推进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同向同行。

（一）以国家治理引领全球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化潮流，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开启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经济治理和政党治理，为解决世界难题贡献中国智慧，为探索人类更加美好的制度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的国家治理为全球治理贡献了更多的和平发展力量，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同时，“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包含着对全球治理的理性认知和实践的协调。”[25]12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过程中，一方面，“国家治理的效果影响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的实现与否影响全球治理体制转型的走向”[26]32-33。“国家治理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程度，以及国家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中话语权的实现”[26]29。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参与全球治理的有效途径，将经济治理和生态治理的范例、治理理念和体制机制的改革经验，运用到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尤其是一些制度化和法治化路径的探索，必将成为化解全球治理赤字的良方，深化全球治理的实践。

（二）以全球治理深化国家治理

全球化时代，各国间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有学者指出，全球治理有五个主要因素，即“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制、全球治理的主体或基本单元、全球治理的对象或客体，以及全球治理的结果。”[27]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治理的主体，即国家主体的治理理念和行为选择。从治理的价值目标来说，全球治理追求的是一种全球善治的美好愿景，指引着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它所蕴含的现代先进理念或共识价值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规范、借鉴甚至引领作用”[28]；从治理实践的主体来说，促成全球治理规制的最终落脚点还是没有脱离民族国家的边界，全球治理机制对国家政策制定的制约是影响国家治理的重要外部因素，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化对国家治理行为的监督，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对全球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从治理对象上讲，全球治理的显著特征是对于全球性的公共问题的治理，这种全球意义上的治理，虽然治理的对象是以国家为基本单元，但治理的意义却是全球性的；从治理的机制与制度上讲，“全球治理的机制与制度是针对当代人类面临的公共事务与问题而制定的，需要国家治理予以认同”[25]11；从治理结果上来说，全球治理的成功，是国家治理效能的最佳体现；全球治理的失范，则会对国家治理造成一定意义上的负面影响。

（三）中国治理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与方案

当今世界，西方国家因治理模式和治理方案失效，国际层面仍面临着治理赤字的世界难题。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些伟大的成就有力地回应了“历史终结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质疑，在世界舞台展现“中国奇迹”的同时，也正在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中国方案。

从治理理念上来讲，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共商的治理理念，有助于消除治理主体之间的重要分歧，改变传统的对话方式，提倡参与主体的地位平等，对于多方意见的充分考虑，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不断增强治理的合力；共建的治理理念，有助于治理主体的优势得以充分展现，积极发挥治理各方的内在潜能，凝聚各方的力量，推进全球治理的建设进程；共享的治理理念，有利于全球治理的世界性共享，共享发展的机遇，共担治理风险，共享安全保障，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惠及全人类共同利益。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它顺应全球化的潮流，不仅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凸显，也是消解零和博弈思维走向共同发展的一场思想革命。

从治理贡献上来说，中国从建设亚投行、成立丝路基金、开展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提供相应资金，积极投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从器物层面向国际社会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方参与的金融机构，促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和治理机制方面的改革，以及共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参与《巴黎协定》等方面的治理规则，中国都积极提供制度性的贡献，向国际社会提供制度层面的制度性公共产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到载入联合国多项决议，从“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阐释到文明交流互鉴落地生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其鲜活的感染力和影响力，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精神层面的公共产品，为世界难题贡献中国智慧。

从治理实践上来看，第一，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积极参与G20的体制机制建设，为全球经济治理搭建合作平台，也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全球经济提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方案，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经济治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在核安全、网络安全和生态安全等方面，推廣全球治理的“中国经验”；第三，中国共产党以政党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中国通过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形式，加强与世界政党的交流。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搭建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国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过程中，体现出强大的治理能力，得到世界其他国家政党的赞许，全球治理期待中国共产党为全球治理提出具有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经验的“中国方案”。

“中国之治”是党带领人民进行国家治理的总结与概括，具有理论话语、制度话语、价值话语和国际话语的四重维度，展现了“中国之治”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阐释、具有中国智慧的制度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识的价值导向和具有深远世界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站在第二个百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中汲取智慧与经验，开辟“中国之治”的新境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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