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不见入石

二十年了，有件事一直纠缠着苏轼。

熙宁十年（1077），知杭州赵抃向朝廷打报告，为纪念吴越国钱氏三世五王的功德，申请将杭州龙山（今玉皇山）下荒废的佛堂妙因院改为道观，以管理、维护钱氏在浙江各处的坟庙。报告获得批准，道观赐额“表忠”。赵抃又邀请曾通判杭州的苏轼撰并书写碑记。元丰元年（1078）八月十三日，徐州黄楼建成的第二天，苏轼的碑记一挥而就——赵抃的报告及朝廷的批示被全文照录，然后加上苏轼创作的四言铭文，这种文笔还受到王安石的夸奖，而墨迹就是书法史上著名的楷帖《表忠观碑》。

于是人们以为，杭州从此有了一座表忠观，《表忠观碑》刊石立于其内。但绍圣年间（1094—1097），苏轼贬谪惠州时，曾写信给杭州的僧人道潜（参寥），说：

《表忠观记》及《辩才塔铭》，后来不见入石，必是仆与舍弟得罪，人未敢便刻也。

如此说来，苏轼在世时，《表忠观碑》是否刻石，大有可疑。

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谪惠州时，弟弟苏辙也失势出知汝州，《辩才塔铭》“不见入石”或许是时间上不那么充裕。但《表忠观碑》撰成将近二十年，元祐四、五年（1089、1090）苏轼自己出知杭州，怎么可能“人未敢便刻”呢？

此中蹊跷，说来话长。

送表忠观钱道士归杭

元丰元年（1078）八月是苏轼在知徐州任上撰并书《表忠观碑》的落款时间。第二年初苏轼改知湖州，四月二十日到任，七月二十八日因乌台诗案被拘押入京，知湖州前后不足百日。在湖州，四月苏轼拜谒了文庙及诸庙，以宣扬教化并祈祷神明保佑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