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英梅

【关键词】“阿拉伯之春”;中东剧变;中东经济;经济发展

【DOI】10.19422/j.cnki.ddsj.2021.04.007

和平与发展仍是中东国家长期面临的两大难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通过油价传导机制等对中东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加上2009年全球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中东国家民众生活愈发艰难。在多重因素刺激下，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并迅速席卷中东地区。从经济领域来看，此轮危机主要源于中东国家民生艰难、失业率和通胀率高企以及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此后10年，中东国家进入漫长痛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当前，制约经济发展的这类因素依然存在，如何把握历史发展机遇，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中东国家摆脱动荡与困境的关键。

中东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生产率低增长或平稳增长的发展周期。由于国际能源供应板块化及国际石油市场供需变化，国际石油价格从2014年的峰值147美元/桶一路暴跌，进入低油价周期。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紧张局势加剧。进入转型期的中东国家采取多种举措，包括进行经济多元化改革和结构调整。但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东国家内部改革推进不力，宏观经济形势堪忧。2011—2020年中东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2%，远低于21世纪头十年5.4%的水平。[1]中东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低迷。保证本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是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主要任务之一。然而，受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油价低迷等多重因素影响，中东经济长期面临较大下行风险压力。尤其是2014年国际石油价格进入低油价周期后，大多数中东石油出口国财政平衡油价都超过80美元/桶，远高于国际油价水平。低油价通过投资、援助和侨汇等途径对石油进口国经济造成“溢出效应”。基于中东地区与世界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数据，除2011年、2012年及2016年3个年度之外，中东地区经济增长率均低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2]中东剧变后，油价及经济低迷导致中东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同时，社会支出增加及外债偿还使中东国家财政状况持续承压，许多国家财政赤字日益扩大。此外，中东国家贸易条件（TOT）逐渐恶化，从21世纪头十年的年均2.3%降至第二个十年的年均-0.9%;[3]中东多数国家的国际储备资产不增反降;[4]中东国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连续十年呈下滑趋势，2020年中东地区FDI流入416亿美元，仅是2008年峰值的三分之一，[5]外资与外贸下滑对中东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二是失业率居高不下。高失业率一直是中东地区经济发展的痼疾，其原因主要在于中东国家存在高人口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及教育体系存在缺陷等结构性发展矛盾。中东地区长期保持高人口增长率，人口数量持续增加，2018年中东地区人口总数是1960年的4.27倍，而同期世界人口总数仅增长了2.5倍。[6]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较慢，难以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中东地区劳动参与率极低，[7]失业率居高不下，特别是女性和年轻人的失业率达20%和30%，分别为地区失业率的2倍和3倍。年轻人失业率高、民生艰难是2010年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并蔓延的起因。虽然中东各国政府致力于改革教育体系，促进私营部门发展，努力创造就业机会，但是就业缺口仍不断扩大，甚至在2019年达到1530万，失业率达9.8%。受“阿拉伯之春”影响较大的突尼斯、埃及等国失业率仍不断上升。[8]同时，非正规就业还占据就业市场的相当一部分比重，地区民众仍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东失业人数大幅增加，地区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三是通货膨胀率高企。由于本币贬值、财政赤字严重，中东地区国家（海合会成员国与以色列除外）的通货膨胀率长期保持在高位。2011—2020年，中东地区通胀率达8.4%，均高于21世纪头十年水平。在中东石油出口国中，通胀率最高的国家为伊朗，其2019年通胀率达41.1%，其次为也门、利比亚和伊拉克。在中东石油进口国之中，苏丹通胀率最高，2019年达51%，其次是埃及、黎巴嫩和突尼斯。[9] “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除海合会成员国和以色列之外，包括伊朗、土耳其、突尼斯、黎巴嫩和埃及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本币汇率均出现较大幅度贬值，实际有效汇率大幅下降。在居民收入没有增长或增长幅度低于通胀幅度的情况下，恶性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生活水平下降，从而引发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物价上涨、民生艰难是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以及2019年以来中东国家爆发新一轮抗议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是贫困发生率持续上升。“阿拉伯之春”爆发前，中东地區贫困发生率自1984年的9%下降至2010年的2%。中东剧变后，战乱与冲突催生难民潮，中东贫困发生率大幅上升。[10]中东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居世界最低水平，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0.5%）之后。[11]中东地区难民人数（按难民庇护国来分）自2010年的799万人增加至2018年的1284万人，且其生活极度艰难。[12]由于农业发展滞后，中东国家城市化步伐较快，2018年城市化率达6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5%）。但过度城市化引发了失业加剧、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物资短缺等一系列“城市病”。2014年阿拉伯国家贫民窟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达3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0%）。[13]失业率高企、贫困率持续上升以及难民潮的不断冲击最终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导火索。

总之，与10年前相比，中东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发展陷入困境，经济增速、人均收入均低于21世纪头十年的水平。伊朗、土耳其、黎巴嫩、伊拉克经济形势恶化;海合会成员国、突尼斯等国经济持续低迷;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陷入内战冲突、经济崩溃;其他经济体增长亦不容乐观。失业、物价飞涨及内乱冲突，导致中东贫困人口大幅增加，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广大底层民众生活更为艰辛。2019年以来，在阿尔及利亚、苏丹、伊拉克、黎巴嫩、伊朗、埃及等国家，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其中经济困顿、民生艰难仍为抗议主因。

中东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影响因素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及地区，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在于能够充分动员和利用经济发展的各类生产要素。传统经济学的生产三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然而，大多数中东国家并未有效动员各类生产要素，导致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足。从地区内部来看，影响中东经济发展困境的结构性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粮食对外依赖度高。相比富足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中东大多数国家的农业资源和自然资源较为匮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国家人口激增、城市化率高涨，[14]导致粮食需求量增大，农业产出比重日益下降，许多国家出现粮食短缺现象，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世界前20大粮食进口国就包括埃及、阿尔及利亚、沙特、土耳其、摩洛哥、阿联酋（根据年份不同排名有所变化）在内的中东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油价骤降，外部需求减少，加之国际粮价大幅上涨，中东地区出现粮食危机，这也是引发“阿拉伯之春”的原因之一。10年后，中东地区粮食对外依赖度仍高于世界其他地区，2018年其食品进口额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例达12%（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水平相当），且低收入国家高达19%。[15]中东农业产能低下导致粮食对外依赖度高，世界粮食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在中东地区引发粮食危机，从而激起民众抗议活动。2019年以来，苏丹、阿尔及利亚和黎巴嫩抗议浪潮不断，就与粮食价格上涨、民生艰难关系密切。

二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中东石油出口国未改变石油型经济结构，石油收入仍是财政和外汇收入主要来源，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和脆弱性。中东三大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产值占GDP比例分别为3.95%、42.33%和53.72%。[16]但是，中东地区较高的工业化比例主要是缘于能源、石化以及矿产等工业部门，其制造业并不发达。中东大多数国家还属于“正在工业化的经济体”，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岗位难以满足人口和就业需求的增长，这是中东难以应对就业需求的关键所在。20世纪90年代，各石油出口国开始经济多元化进程，其中海合会成员国取得相对较好的成效。但是，海合会成员国经济多元化的许多项目是建立在大量石油美元支出基础之上，一旦石油收入下降，非石油经济也将受到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与国际油价暴跌，对中东石油进口国造成“溢出效应”，成为导致“阿拉伯之春”爆发的原因之一。2014年国际油价再次暴跌，进入低油价时代，中东经济持续下滑。2020年，在疫情和低油价的双重打擊下，中东经济陷入衰退。经济结构失衡导致中东经济在外部环境不利时更易受到冲击。

三是劳动生产率低。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中东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处于最低水平，2013—2018年平均增长率为0.3%。同时，地区国家间劳动生产率也存在较大差异。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加大了中东国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差距。庞大的公共部门、滞后的私营部门和缺乏经济多样化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17]从长远来看，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增长率是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的关键。中东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年轻的地区，而大规模的青年人口未转化为该地区的竞争优势，庞大的人力资源未得到有效开发，教育和创新方面的薄弱性凸显。据世界银行报告，中东地区人力资本指数相对较低。[18]知识青年失业严重是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爆发并蔓延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缺乏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及创新型人才，中东国家难以有效发挥人力资源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

四是创新创业艰难。企业家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推动创新，创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全球发展经验表明，创业能增加就业机会，大多数新生就业机会由年轻公司提供，鼓励创业有助于提高销售额和生产率。[19]为应对就业挑战和经济失速，中东国家将推动创业、弘扬企业家精神作为创造就业机会、从新经济（数字经济）中获利以及实现经济多样化的关键战略。但是，中东初创企业面临一系列障碍，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许多企业在获取必要设备、打入新市场及获得营业执照等方面举步维艰。例如，在企业施工许可证办理问题上，中东地区的办理难度仅次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中东企业家尤其是女性企业家创业之路充满挑战，仅有14%的小企业由女性经营，这一比率仅高于南亚。[21]资本积累既是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也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之一。资金的获得是中东企业创立和规模扩建的关键因素。除海合会成员国之外，中东国家长期面临资本不足、融资困难等问题，且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形势更为严峻。中东金融部门不能满足生产性部门的需求，中东也是世界上最不易获得企业信贷的地区。[22]这一局面不仅削弱了既有企业间的良性竞争，还阻碍了新公司和新部门的发展。此外，制度环境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不可控因素。大多数中东国家的制度环境不理想，尚未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新创业面临多种阻碍因素，从而对私营部门造成“挤出效应”。[23]

五是地区诸多不稳定因素拖累中东地区发展。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中东地区长期动荡不安，高等级的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各国政治经济决策，打击市场信心和资本流入，严重影响经济发展。“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地区动荡呈现长期化、复杂化特点，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域外大国对中东事务插手干预、地区大国与域外大国斗争博弈，导致地区局势更加复杂，热点频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叙利亚和利比亚陷入内战、也门爆发代理人战争等一系列冲突事件此起彼伏、相互交织。此外，美国和伊朗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巴以冲突旷日持久。据世界银行报告，10年来中东地区冲突风险急剧增加，冲突风险指数自2007年的6%增加至2019年的近20%，约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冲突边缘。[2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东地缘政治矛盾及冲突有所缓和，但地区动荡的结构性矛盾和热点问题仍未解决。受疫情叠加冲击，一些本已陷入困境的国家（如黎巴嫩、伊拉克）经济几近崩溃，社会动荡加剧。

中东国家应对经济发展困境的举措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国家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加深，脆弱性加剧，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和全球突发公共事件影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油价暴跌使中东本已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导致中东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在全球经济大萧条、油价低迷的时代背景下，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成为中东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各国政府着手实施应对经济发展困境的相关举措。

第一，中东国家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阿拉伯之春”爆发10年后，中东国家未能有效解决导致剧变爆发的经济和社会矛盾。黎巴嫩、土耳其等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制度理念的弊端显现，并在矛盾积累后集中爆发。疫情和经济衰退迫使中东国家对政府作用与国家干预进行重新思考，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同时遏制腐败和不公平经济现象，并对国有企业和与政府关系紧密的家族企业进行改革。[25]近年来，为吸引外资和私人资本，促进经济增长，中东国家采取多种改革措施改善营商环境。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东地区营商环境排名自2017年的116名升至2020年的107名。全球营商环境排名前100位的中东国家从7个增加至9个。[26]其中，阿联酋、沙特、巴林、约旦、埃及和摩洛哥的营商环境改善最为明显，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开始回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东许多国家迅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各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遏制疫情蔓延，并采取经济刺激政策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第二，中东石油出口国加快推进经济多元化进程。“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尤其是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后，石油出口国面临经济多元化变革的严峻挑战。海合会成员国政府纷纷制定旨在促进经济多元化的战略政策，其中沙特政府推出的《2030愿景》最为瞩目。但是，政府主导一切的经济传统及对油气出口收入高度依赖的经济模式，仍然制约石油出口国应对当前危机的能力。相比疫情带来的冲击，低油价对石油出口国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许多宏大项目需要巨额财政资金作为支撑。石油出口国政府认识到必须切实推进经济多元化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加大对高生产率、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行业的投资力度。同时，相关国家更加重视产业供应链建设，着重提高本地生产制造能力，避免重要物资供应短缺，降低经济对外依赖度。例如，为摆脱对石油经济的依赖，沙特政府持续推进经济多元化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尤其是在新能源、数字经济、数字金融和旅游业创新发展等领域。外债率较高、财政困难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也加大力度推动经济多元化转型，采纳有关刺激工业生产的建议，并成立开发撒哈拉农业的全国办公室，对撒哈拉数百万公顷的土地进行农業开发。

第三，中东石油进口国加快经济改革进程。“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石油进口国面临国家转型和国家建设的压力。突尼斯是最早爆发“革命”的国家，但目前只实现了政治转型，并未实现经济、社会的真正变革。埃及是中东转型国家中改革成效最好的国家之一，也是疫情期间中东地区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改革增强了埃及经济抵御疫情冲击的能力，同时疫情也暴露了埃及经济的结构性弱点。[27]因此，埃及政府开始反思本国工业发展体系，并进行全面经济改革。2020年9月，埃及财政部颁布了新的关税修正案，旨在鼓励本国制造业发展，尤其是大力推动包括医药制造业和纺织业等在内的民族工业发展，大力吸引投资，增加就业，不断夯实本土生产能力。

第四，中东国家努力把握国际经济发展新机遇。中东经济仍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中东国家在主动探索自身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由于财政空间有限，约旦、突尼斯、也门和埃及等国积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寻求外部融资支持。未来，欧洲对轻工业和农产品的需求将成为埃及等国家企业发展的机遇，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能源需求持续增长的亚洲国家是石油出口国稳定的石油出口市场。特别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围绕共建“一带一路”，为解决中东经济发展困境、促进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疫情期间，中东国家继续“向东看”。2020年7月6日，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发表了《安曼宣言》等3份成果文件。2021年3月3日，第155届阿盟外长理事会会议通过决议，重申要加强阿中各领域关系，欢迎沙特主办首届中阿峰会。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携手共建迈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成为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的选择。

第五，冲突与战乱国家艰难推进相关和平进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战乱导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各方势力无暇顾及发展问题，导致相关国家经济陷入崩溃。2020年以来，中东冲突地区出现和平曙光。10月23日，利比亚冲突双方在全境实行“永久”停火协议，国内局势渐趋稳定，国内油田陆续恢复生产。6年战火使也门面临全球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该国80%的人口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2020年底以来，也门联合政府成立并返回也门亚丁施政。2021年2月12日，美国正式宣布将撤销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恐怖组织认定。国际社会对也门进行了人道援助认捐会，也门冲突有所缓和。然而，联合政府成立并不意味着和平降临，即使和谈成功，也门也需要数十年才能恢复到战前状态，地区冲突与战乱国家距离真正和平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

第六，中东国家积极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近年来，中东许多国家将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出台了各自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希望建立知识型经济，以推动实现经济多样化和现代化。[28]疫情防控期间，中东地区多国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扩大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为数字经济产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助推数字化转型。其中，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海合会国家走在前列。埃及政府在2020—2021财年拨款127亿埃镑用于推动数字化转型，同时启动“数字埃及”计划。阿联酋数字经济的最终目标是建设“未来之城”，谋求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沙特内阁则批准了该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在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立数字平台、推动创新、培养人才、开放市场等方面提出具体目标。2020年11月底，在沙特的倡议下，沙特、巴林、约旦、科威特和巴基斯坦5国召开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长视频会议，并宣布成立“数字合作组织”。

总之，“阿拉伯之春”已经走过10个年头，当年满怀豪情参与其中的阿拉伯民众依然深受民生之苦，曾经为之欢呼雀跃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阿拉伯人期待的“春天”并未到来。脆弱的外部型经济、失衡的经济结构、地区的不稳定性、生产力的落后、艰难的营商环境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10年来，中东地区陷入困局，在国家转型方面迄今没有成功的范例，更谈不上有借鉴意义的发展模式。[29]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同时，对地区国家造成“溢出效应”，中东所有国家正遭受疫情和油价低迷的双重冲击，社会动荡加剧。东欧和中亚国家涉及政权更迭和体制改革的过渡经验表明，经济转型可能会持续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且会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处于转型期的中东国家面临着巨大挑战，建立在石油和“蛮力”基础上的阿拉伯秩序已经结束，而建立在善治和生产力基础上的新秩序正在探索之中，“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变革还将延宕几十年，[30]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依旧是中东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如何把握历史机遇、化危为机，成为中东国家决策者和精英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中东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前路漫漫。

（责任编辑：苏童）

[1]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9， pp.162-169;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p.1.

[2]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p.146.

[3]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8， pp.167-168;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9， pp.167-168.

[4]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October 2019， p.15.

[5] UNCTAD，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 June 2020， p.238， p.240.

[6] World Bank， Indicators， April 2020，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DDAY？locations=ZQ&view=chart.

[7] 中东地区15-24岁劳动力参与率为29%，15-64岁劳动力参与率为50.8%，女性劳动参与率更低。

[8] 同[6]。

[9]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9， pp.147-152;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April 2020， p.3.

[10] 同[6]。

[11]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9， pp.147-152;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p.1.

[12] World Bank， Indicators， March 2020，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13] 同[6]。

[14] 中东城市化率高，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生产率低，农民无利可图，不得不转移到城市谋生。

[15] 同[6]。

[16] 杨光：《埃及的人口、失业与工业化》，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6期，第131页。

[17]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anuary 2020， p.117.

[18] World Bank， Human Capital Index， 2019， p.32.

[19]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Arab World Competitive Report 2019， p.61.

[20]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20， January 2020， p.136.

[21] IFC， “MENA Entrepreneurs，” May 2020，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new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news+and+events/news/insights/perspectives-i1c7.

[22] 同[20]， p.143。

[23]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20， December 2019， p.16.

[24]World Bank， “One in Five Peopl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ow Live in Close Proximity to Conflict，” April 2020，  https：//blogs.worldbank.org/opendata/one-five-people-middle-east-and-north-africa-now-live-close-proximity-conflict.

[25] World Bank， Reaching New Heights： Promoting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October 2019， p.16.

[26] 同[23]。

[27] 埃及經济的四大支柱是石油、旅游、苏伊士运河和侨汇收入，制造业发展滞后。

[28] World Bank， A New Economy-For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October 2018， p.2.

[29] 刘中民：《阿拉伯之春十年后看中东困局》，载《环球时报》2020年11月3日，第15版。

[30] 《“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变革还将延宕几十年》，澎湃网，2020年1月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41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