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帅

摘 要：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既有内在联系，也有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文化历史维度下，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同根同源、同向同行;其次，在文化意义维度下，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破立协同、相辅相成;再者，在文化符号维度下，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广狭相通、交而不合。在新时代背景下，探析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内在联系，对于传承红色基因，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内在联系

中图分类号： G12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1-0044-05

近年來，对于红色文化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但是，在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的关系上存在一些不同看法，甚至有学者将红色文化完全等同于革命文化，这既不利于把握革命文化在铺就红色文化的“红色底色”中的奠基作用，也不利于丰富和拓展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为此，我们从文化历史、文化意义和文化符号三个维度切入，对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内在联系作简要的分析。

一、文化之历史：同根同源、同向同行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进行的伟大革命实践是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共同的“根”，二者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厚植于近现代中华民族的现实土壤，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给养，为革命事业的生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原生动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征程中，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二者本质一致、同向同行，共同印证了宏伟瑰丽的党史和国史。

（一）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历史根源

“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3]281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孕育、生成和发展都依托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背景，在我国现实沃土之上开花结果，以著名的历史事件、关键的历史节点、杰出的历史人物等形式生动地呈现出来。

回望历史长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五四运动掀起革命的浪潮，激荡出先进思想的浪花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我国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间有多少疾风骤雨、惊涛骇浪，又经历了怎样的蜿蜒曲折。这段红色历史宛如一幅雄壮画卷，映入眼帘。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起源于五四运动，以五四精神为最早的精神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源泉和理论指南，并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创造主体，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各个时期都有着具体的创造发展。国民革命时期，孕育了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8]为主要内涵的红船精神;遗存了中共一大、二大、三大会址，党代会通过的决议决定等文本，以及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北伐战争纪念地、革命烈士陵园等物态文化遗产。土地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保证，毛泽东思想逐渐形成，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化内容。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以及长征精神接连涌现，连同不胜枚举的革命遗址，共同为这一时期的文化历史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延安精神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通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等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重大打击，最终取得胜利，新中国宣告成立。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生机盎然，红色小说、诗歌、话剧等作品丰富多彩。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完成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如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等。此外，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也在此时期熠熠生辉。作别喧嚣的战火，来到无声的战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通过肃清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和批判帝国主义腐朽思想，清除内外“余毒”，逐步确立起主流文化之地位。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艰苦奋斗、团结一致、奋发图强，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提供了良好的文化铺垫。至此，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相生相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具体历史阶段保持着革命的基本特点：在正确方向引领下，高度的群众运动和社会动员，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主导地位。从而，二者呈现出阶段性的统一。

（二）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历史耦合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2]527，是一个时代的主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主旋律。亨廷顿认为，“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15]241。而红色不仅象征着革命、信仰，还有着浓厚鲜明的红色政治色彩，与中国共产党紧密相连。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在本质规定性上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各有侧重。

伴随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自觉进程，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同频共振。在“三大改造”完成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曲折发展时期，二者的文化历史有所不同。“从性质上来说，革命文化可以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而红色文化则没有先进落后之分。”[14]32此阶段的革命文化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走向极左，而这正是对红色文化科学导向的偏离，不应属于红色文化的内容。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即在改革开放前期，外来文化侵袭和冲击我国主流文化。邓小平曾感慨：“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5]290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教育不足，使得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地位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二者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并且各自依托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发挥着独特的文化功能。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分析，对于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二者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前者为后者的历史根基，后者又为前者的当代呈现。而是在共同的历史大背景下，二者呈现同向同行、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耦合状态。这种耦合状态不仅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等显著的社会变革时期，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也体现在曲折建设时期，红色文化以其宏观上科学的政治导向为铸就革命文化的革命实践提供方向指引，还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二者在思想政治工作、德育工作以及意识形态工作各方面形成的协同效应之上。

二、文化之意义：破立协同、相辅相成

在历史的进程中，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死去的历史遗迹，而是成为深邃的现实力量，是因为文化本身具有的独特意义。那么，何为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意义所在？列宁认为，只有从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解决一切文化问题。革命文化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主要围绕阶级斗争展开。而红色文化的内容更加广泛，“不仅有阶级冲突，也有阶级合作，不仅有阶级关系，还有民族关系，不仅有国内关系，而且有国际关系，它除了现实的革命外，还有面向未来的畅想、规划等”[14]32。前者侧重于“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后者侧重于“立”，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石。

（一）革命文化意义侧重于破坏

马克思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14]542毛泽东的三分法框架，把“文化”放到与政治、经济同等重要的位置，认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路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4]708这里的革命文化更多的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但革命文化的内涵并不仅囿于此，而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时期为满足中心任务的要求而不断创新转化。不言而喻，无论革命文化如何发展，其蕴含的“革命”内核始终一以贯之。

微观层面，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时代结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傳入中国，在与原生文化的冲突、妥协与和谐的进程中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共生状态。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变”和“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相融合，成为了党和国家所有事业的指导思想。我国近现代内忧外患的现实国情决定了这种融合需要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先进文化。于是，革命文化在崇德向善的社会风气、忠孝爱国的民族气节、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惠民利民的民本意识等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沃土之上应运而生，并坚持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文化品格，在我党伟大革命实践中不断剔除传统文化糟粕，形成了一系列弥足珍贵的革命精神，如长征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

宏观层面，革命文化既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表达，又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表达，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直接表达。“革命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内涵，历史地客观地反映了其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文化支撑和强大的精神推动作用。”[20]而革命性和引领性的文化特质让革命文化成为我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和实现伟大梦想的有力武器和深层动力。同时，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属性，是我党政治文化的精神内核。习近平强调：“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6]保持斗争精神、昂扬革命斗志、坚持不忘初心的自我革命，是我党保持长期执政地位、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领导社会革命的内在要求。

（二）红色文化意义侧重于建构

如果说革命文化侧重回答的是人类社会史“如何演进”的命题，红色文化则主要在具体地解答“往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7]，它在诞生之际就设想了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对这一命题作了宏观的解答。红色文化正是在实现最终愿景的过程中，结合时代特征、世情国情党情以及我国现阶段客观实际，逐步建构起社会主义理论大厦。

一方面，红色文化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下撑起中国人的精神脊梁。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红色文化凝聚并引领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与现实感受，承载着对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伟大理想追求，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现代以来，西方奉行“零和博弈”思维，泛滥“单边主义”行径，除不断对我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施加压力外，还处心积虑地展开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极力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现代公民社会理论、公共知识分子理论、西方的新闻观以及历史虚无主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秉持“和平与发展”;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追求“民族复兴，人类进步”。中华民族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带领下，在一次又一次集体智慧结晶的凝结下，建构起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文化自信，挺起了坚实的精神脊梁。

另一方面，红色文化为加强新时代德育工作提供宝贵资源。首先，红色文化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增强文化自信构筑底气。丰厚的党史资源为党史研究提供根本支撑;革命老区、红色文化遗址遍布全国各地，是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开发的主要对象;红歌、红色小说、红色话剧和红色电影等文学艺术作品为我们了解革命史实、敬仰革命英雄打开了历史之门。其次，红色文化为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提供重要载体。红色文化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相结合，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将保障和改善民生贯穿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主线之上;与军队建设有机结合，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还与党的建设深度融合，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取得新成效。最后，红色文化是走好新长征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精神源泉。红色精神文化中凝结的伟大长征精神为继续鼓舞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增添强劲动力。传承并弘扬好以长征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是久久为功，扎实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必然要求。

三、文化符号：广狭相通、交而不合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2]669文化符号是历史的留声机，是思想的传声器。实质上，文化符号是文化意义的携带者。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在意义内核上的不同，使得二者在符号范围上广狭有别;在意义上的各有侧重决定了二者在符号状态上相互交织。

（一）革命文化符号以革命史实为依托

革命文化形成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史、艰苦创业史，也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史。在探索的过程中，那些经过实践长期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论成为革命文化的先进部分。同时，那些经实践检验需要扬弃、革新的则是革命文化中的落后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以阶级斗争为内核的革命物质文化资源。

具体来看，我国革命文化符号主要分为物化形态和非物化形态两大类。物化形态包括革命遗址遗迹、革命老区、革命领袖故居、革命纪念馆、革命人物的遗物等。其中有五大革命圣地：江西省的井冈山、江西省南部的瑞金、贵州省的遵义、陕西省北部的延安、河北省平山县中部的西柏坡;革命纪念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秋收起义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百色起义纪念馆等;革命博物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各大省市级地方革命博物馆等。非物化形态则包括一系列的革命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制度以及标语、歌谣、绘画、故事、话剧、影视作品等。最具代表性的革命理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最具代表性的革命标语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歷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既不能隔断历史，也不能虚无历史”[9]33。对于蕴含先进内容的革命文化遗产，我们要发挥好其正面的教育意义。对于印证党史上磨难挫折、失败的经验教训等被扬弃的文化符号，我们也应予以合理的保留和保护，在帮助人们树立正确历史观的同时引导党员群众以史为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二）红色文化符号以红色政治为标准

红色是火焰的颜色，是太阳的颜色，是生命的颜色。从古至今，中国人的尚赤传统已延续千年，并逐渐赋予红色以浓厚的政治色彩。《辞海》对红色的政治寓意进行了诠释：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相关的;革命的;“左”的、政治的;强烈信仰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等等[12]1686。

魏本权认为，“‘红色这一符号，指向的是‘革命这一含义，与自由、解放、新生、救国、独立等意涵相互关联”[18]。而一些革命策略可能是仅适用于历史上具体阶段的任务要求，甚至是偏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可以是党的宝贵历史经验，但不能被赋予红色色彩。刘润为指出，红色“这种特定的颜色及其象征意味，恰好与我们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品格情操、精神气质形成了异常完美的‘同构关系”[17]。这种“同构”关系是红色政治先进性的体现，为红色文化符号的传播和认同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渠长根从红色文化传承的角度强调，“从具体感知到抽象领悟是红色文化传承的必然途径”[13]36。只有经历从较低层次的“器”文化到较高层次的“道”文化的飞跃，红色文化符号才能真正实现它的政治意义，即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因此，相较于革命文化符号，红色文化符号有着更加广泛的内涵与外延，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但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从属关系，其间的判断标准就是鲜明的红色政治特质。

四、结语

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本就同根而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向同行，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留下了一串串相互交织的符号印记。全人类解放事业的胜利，既离不开革命文化的“破”，也离不开红色文化的“立”。重要的是，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将这两种文化传承好、发扬好，共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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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red culture have both internal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i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dimension，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red culture have the same root and the same direction; secondly， in the cultural meaning dimension，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red culture are synergistic and complementary; I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symbols，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red culture are widely and narrowly interlinked， but do not overlap.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exploring the inner connection between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red cultur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nheriting the red gene， enhanc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improving the countrys cultural soft power.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Culture; Red Culture; Internal Connection

編辑：邹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