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的幻想是不着边际的。公元1世纪时，普鲁塔克就嘲笑过那些声称雅典的月亮比科林斯的月亮圆的人;17世纪的弥尔顿曾说上帝有首先启示他的英国人的习惯;19世纪初，费希特宣布说有个性的人和德国人显然是一回事。在这里，国家主义者大有人在;据他们自己说，他们的应予重视、无可非议的动机是弘扬阿根廷人的优秀品质。但是他们很不了解阿根廷人;论争时往往根据外在的事实，比如说，根据西班牙征服者、假想的天主教徒传统，或者“撒克逊帝国主义”替阿根廷人下定义。

和美国人以及几乎所有的欧洲人不同的是，阿根廷人不与国家结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这个国家的历届政府难孚众望，二是对一般人来说，国家只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抽象概念;可以肯定的是，阿根廷人是个别的人，不是公民。黑格尔“国家是道德概念的现实”之类的名言，在阿根廷人心目中是个恶意的玩笑。好莱坞推出的影片一再宣扬这样的情节，主角（往往是新闻记者）先设法博得罪犯的友情，然后把他交给警方;阿根廷人却认为这个“英雄”是难以理解的坏蛋，因为对他们来说，友情高于一切，警方是黑社会势力。他们和堂吉诃德有同感：“到了天国，有罪各自承担”，“正直的人不该充当惩罚别人的刽子手，这个行业和他们不沾边”。靡丽对称的西班牙风格，以前不止一次地使我感到我们同西班牙有不可逾越的差別;堂吉诃德的这两句话使我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成了我们静谧隐秘的相似之处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