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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焕英”们需要更多公共支持

2021-05-07施芸卿

杂文月刊(选刊版) 2021年4期
关键词:李焕英个体家庭

施芸卿

今年春节,电影《你好,李焕英》以一个女儿版“妈妈,让我再爱你一次”的故事,将爱的付出主题,从“为了孩子”转变为“为了母亲”,感动了大批观众。“我认识妈妈起,她就是一个中年妇女”,这句话击中了无数母亲和儿女的心,也让我们看见女性身为“母亲”所承担的重量。

在孩子眼里,母亲是由亲子关系定义的,孩子生来就有母亲。但是,母亲却并非生而为母。她原本是自主个体,从成为母亲的那一刻开始,与另一个小生命紧密相连,在不计回报付出的过程中,她才学会了让渡部分自我,成为一个母亲。

影片别出心裁地让主人公穿越回自己出生前,来重新认识一个青春洋溢、光芒四射、完全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李焕英。在有了孩子以后,她成为一个无条件爱孩子的完美母亲,但就是因为孩子不省心,在与同事的较劲中,曾经的光芒式微了。这里,抛开导演叙事时的个人情感不谈,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在为人母的过程中,作为个体身份的“自我”和作为关系身份的“母亲”之间的张力。

身为母亲,意味着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空间被大幅压缩。影片中的母亲是50后一代,是完整地经历了巨大变迁的一代。她们在少年时没有机会接受足够的教育,有的经历了“上山下乡”,然后进入了单位,又在子女养育负担最重时经历国企改制,难以快速适应新的市场环境。随后,孩子就业、成家带来物质上的重重压力,当下又不得不被卷入孙辈们在高度竞争环境下的抚养和教育。可以说,这代人并没有得到过太多为自己而活、成就自我的机会,这也加重了她们的人生被“母亲”角色,即子女成就定义的程度。

相比这一代,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女性是幸运的,她们得到了更好的教育,社会也有了更多元的价值观,为她们实现自我提供了更多可能。但这不意味着当她们成为母亲时,仍然可以拥有充足个人空间。相比上一代,我们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养育的责任被更多地退回至家庭,抚育要求却在消费主义的导向下层层加码;家内的性别分工也被更大劳动力市场所强化,在“996”的工作压力和未彻底转变的社会观念之下,父亲常常缺席;女性本身的职场压力也在加剧……这些都使女性在“做母亲”和“做自己”之间感受到更大的冲突,也使“母亲”这个角色在当下附带着高昂的机会成本。

中国是全世界工作母亲比例最高的国家。现实中,我们看到女性竭力保全自己在母亲角色之外的自我实现。最常见的是代际支持,即上一代作出牺牲,保护夫妻二人作为家庭最重要劳动力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或是雇佣家政工人,以市场化的方式减轻照料负担;哪怕不得不退回家中做全职妈妈,很多女性也仍在寻求一种能兼顾家庭和孩子的就业方式,如微商、社区团购等。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方式都局限于家庭内部,女性在成为母亲后的自我实现,或以牺牲家庭其他成员为代价,或以高度要求自己为代价,或以牺牲更低阶层的女性为代价,缺少来自外部的公共支持。

如何为身为母亲的女性自我留出更大的空间?这是全社会的问题。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个对儿童和家庭更为友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这需要我们将儿童视为全社会共同的财富,从而提供更具公共属性的抚育支持;这也需要我们对性別平等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不是两性一模一样才是平等,而是要看差异,鼓励双方承担平等的家庭照料责任。在新发展阶段,我们需要一种更具社会公共性的、扎根社区的、多主体合作的协力育儿体系,使更多人愿意、敢于当母亲,使人口结构可持续发展,也使女性有更多元、更通达的自我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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