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真 颜蒙

一、引言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信通院，202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36%，作为未来的经济“蓝海”，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

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国家层面为“十四五”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制定顶层计划。与此同时，各省份在“十四五”时期规划建议也提出了相应的数字经济的发展目标、重点和举措，努力把数字经济打造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实现区域经济收敛提供了可能。“胡焕庸线”定义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均等的客观事实。由于气候、资源、生产率水平的差异，“胡焕庸线”东侧地区以不到44%的国土面积养育了超过94%的人口，西侧地区以超过56%的国土面积养育了不到6%的人口。虽然“胡焕庸线”最早提出在20世纪30年代，但是“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发展鸿沟却从未填平，市场化程度、社会化程度、治理化程度在东西两侧存在巨大差异，仍然是经济、社会、政治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由于数字经济具有的跨越地理特征的优势，突破了传统地理条件的限制，为西部地区跨越发展鸿沟、追赶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为“十四五”时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为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供了可能。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在现实发展中数字经济是否跨过或者即将跨过“胡焕庸线”。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是否跨过“胡焕庸线”的分析主要分为两个视角：一方面，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从金融服务角度分析数字经济是否跨过“胡焕庸线”；另一方面，通过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构建，从实体经济角度分析数字经济是否跨过“胡焕庸线”。鉴于数字经济的测算尚未有统一框架，针对数字经济与区域关系协调发展研究的两类文献形成了互补，为我们从不同维度理解数字经济的空间布局和区域特征提供了全面的认识。

二、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文献梳理

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主要从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视角出发。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和蚂蚁金服研究院联合课题组提出和测算。具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指标分为三个一级指标和十一个二级指标，包括覆盖广度指数（账户覆盖率），使用深度指数（支付使用指数，货币基金使用指数，信贷使用指数，保险使用指数，投资使用指数，信用使用指数），数字化程度指数（移动化指数，实惠化指数，信用化指数，便利化指数）。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表现出的空间特征，郭峰等（2020，经济学季刊）发现截至2018年，绝大多数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都在当年最高地区的70%以内，地区之间的差距大幅缩小，中西部地区在触达金融服务上与东部地区的差异越来越小，各区域之间表现出了明显的收敛特征。

北大数字金融中心与蚂蚁金服研究院联合课题组（2019）进一步研究了数字经济通过资金网络、商业信息网络、物流网络为代表的三大基础服务普及，让东西部地区能共享经济发展机遇，促使经济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化，缩小了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北大数字金融中心与蚂蚁金服研究院联合课题组（2019）研究发现，在2013-2018年，“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电商数量比值差距下降了28%，在2017-2018年，“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线下微型商户数量比值差距下降了25%；在2011-2018年间，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的东西两侧差异下降了26%。黄益平（2020，清华金融评论）也指出截至2018年移动支付基本是“全國开花”，中西部地区发展势头尤其好，总体上体现出普惠的特点，移动支付明显跨越“胡焕庸线”，特别地，数字金融明显加快了金融服务区域的拓展速度。因此，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分布特征跨过“胡焕庸线”。

然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宏观经济效应仍未跨过“胡焕庸线”。郑美华和陈梦洁（2020，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基于2011—2018 年31 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利用面板模型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东部地区呈“U”型关系，相反，在西部区呈倒“U”型关系。具体来看，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跨过阈值后会显著推动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西部地区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经过临界值后，限制了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的提升。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无法产生一致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

三、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文献梳理

不同于数字普惠金融研究，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需要的视角出发。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由赛迪顾问提出并加以测算。具体来看，中国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20）中考虑了基础、产业、融合、环境四个一级指标，十个二级指标，包括传统数字基础设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产业规模，产业主体，工业和信息化融合，农业数字化，服务业数字化，政务新媒体，政务网上服务，政务数据治理，以及四十一个三级指标。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构建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更好地展示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治理的整体发展状况。

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空间特征，中国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20）指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未打破“胡焕庸线”。 整体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区域集聚特征，“胡焕庸线”西侧七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指数平均仅为18.7，“胡焕庸线”东侧的二十三个省份数字经济指数平均为32.8，特别地，“胡焕庸线”东侧数字经济指数最发达的五个省份（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数字经济指数平均高达53.9。

如何理解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未打破“胡焕庸线”？ 姚震宇（2020，江汉论坛）从区域市场化水平与数字经济竞争角度入手，利用市场化指数分析数字经济的省际竞争。在赛迪顾问提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姚震宇（2020，江汉论坛）证实了如下论述：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具有类似的空间集聚特征，市场化程度对于省际业已出现的数字经济竞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市场化程度高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高的。从底层逻辑来看，数字经济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如何处理好由数字经济发展与市场经济发展的“技术性”融合是决定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关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数字经济一方面有其运行的特殊性，对传统市场的结构和效率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依赖于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在缺乏传统市场经济基础的前提下，一味地强调政府规划和引导作用，无法充分保障数字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四、结论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成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王业强，2019，中国经济时报）。数字经济具有跨地理特征的优势，为区域经济发展突破传统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提供了可能。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以移动支付为核心的数字普惠金融，随着资金网络、商业信息网络、物流网络为代表的三大基础服务普及，数字普惠金融跨越“胡煥庸线”的趋势表现明显。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仍未跨过“胡焕庸线”，即由于“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差异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动的实际经济效果存在差距。进一步，基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数字化治理角度构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空间特征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未打破“胡焕庸线”，数字经济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仍未能充分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区域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快于区域层面的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所依赖的资金流、商品流和信息流发展更加充分，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电子支付手段有赖于手机等移动设备和电子商务平台的普及而迅速发展。然而，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除移动支付和电子商务平台外，产业主体，工业和信息化融合，农业以及服务业数字化等多维度、全面的发展既需要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全面推广，更需要结合地方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改善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让数字经济发展融合地方经济优势，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理论看，数字经济发展应适应区域产业结构和产业阶段，这种观点在新结构经济学得到系统论述。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地区应从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王勇等，2021，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因此，如果从一开始就鼓励企业从资本最不密集的产业升级到资本最密集的产业，那么在升级的过程中消费会被极大程度地限制，社会的整体经济福利反而低于因势利导型政府所带来的社会福利。郑嘉琳和徐文华（2021，价格理论与实践）研究同样发现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和创新能力的相互匹配和融合才能共同提升地方经济的发展质量。

从实际看，数字化转型将改变传统制造业的研发与生产流程，逐步打造数字化供应链。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阶段制造业空间特点为“胡焕庸线”两侧制造业布局形成明显的产业梯度，东南半壁呈“马太效应”的空间极化模式，产业转移和产业创新的动力不足等特点（孔令池，2019，经济学家）。欧阳志刚和陈普（2020，经济研究）研究表明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重要投入要素已进入先进制造业的最优组合区间，可以方便地依据本省特征选择发展路径。贵州、云南等西部欠发达地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投入要素都远离要素组合最优区间，这些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将相对困难。因此，考虑到地方产业结构发展的差异性，如何更好的让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实现融合，是数字经济大力发展的根本着力点。

从政策看，党的十九大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近期，国家层面进一步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从区域层面来看，在数字经济政策制定和规划时，要以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壮大新动能为出发点，数字经济的发展应致力于推动各区域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作者单位：安真 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金融研究中心

颜蒙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