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潇

“这里是文城吗？”衣衫褴褛的北方男人林福祥抱着襁褓中的女儿，问道。

当地人疑惑地摇了摇头：这里是溪镇。

林福祥在这里定居，靠着木匠手艺站稳脚跟。十几年过去，他成为当地富户。大雪、富庶、悲伤、恶俗、红白喜事，一个接一个地到来，几经周折和失望，他死在了南方的兵匪之乱中。与生命之光一同熄灭的，是心中的“文城”之梦。

今年61岁的余华，在最新长篇小说《文城》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人说，《文城》远不及他的巅峰之作《活着》;有人说，写得中规中矩，此书可有可无;也有人说，小说里的人物不够鲜明，反倒是一些无用的角色更加鲜亮。

“文城”是余华的叹息。林福祥的找寻，就是余华对心中“故乡”的找寻。其中，有一位老作家的耕耘劳作、重头再来。

1960年，余华出生。父母都是医生，他从小住在太平间边上，聆听各种哭声。1977年，高考落榜后，17岁的余华在家乡当起了牙医。拔了1万颗牙后，23岁的他决定弃医从文。看了两页《人民文学》，他觉得接通了文学的脉门，开始写作，也开启了他的“80年代”。

上世纪80年代的空气挥洒着浪漫主义的味道，尼采和萨特是大学生的谈资，人们谈起文学不分昼夜。1989年，余华尚沉浸在作为先锋派“当初的自信和叛逆的欢乐”中;到了1992年，当《河边的错误》里的幺四婆婆在荒诞中死去，他才意识到，暖洋洋的空气已被90年代的风潮取代。商品经济大潮袭来，诗人们飞散，现实主义的小说家降临了。

余华从南方迁居北京，在北方的冷風中，找到了新的写作支撑点。1993年，他出版小说《活着》。一年后，《活着》被张艺谋拍成电影，成就了戛纳影帝葛优。1998年，《许三观卖血记》又成为畅销书。《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说：通过80年代，一个很小的“我”变得越来越大，而余华则是通过90年代变大的。

余华乘着北风飞了起来。正扶摇直上时，风停了，2008年的《兄弟》和2013年的《第七天》让他备受争议。但就像林福祥一样，他对“文城”的找寻从未停止。

今年的《文城》，让他些许爬回了山头。朱伟曾说，余华写欲望写得最好。在《文城》里，余华再一次透过欲望来探索灵魂。“文城”就是他的故乡，是那直击灵魂、抚慰心灵的“温柔乡”。

可在时代的洪流下，个人的力量太小了，就像《文城》里的林福祥，一生向南方追索，却败在万亩荡土匪的斧头下，死后葬回北方，一切梦回原点。

2021年3月，余华现身某培训机构的家长辅导大会。台上的他一身西装，弯腰念稿，很不自在。有人说他自己都高考落榜，如何教人高考？有人说高考作文和文学创作是两码事，余华来站台，不合适。

不少人痛心疾首，感叹“文学已死”。这四个字，被念叨了几十年，可文学依然如福贵一家一样“活着”，不再星光璀璨，却有野火点点。这其中，有新锐后浪的添火燃柴，也有如余华一样的老作家，用文火炖着老汤——尽管汤底已显寡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