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潇

“这里是文城吗？”衣衫褴褛的北方男人林福祥抱着襁褓中的女儿，问道。

当地人疑惑地摇了摇头：这里是溪镇。

林福祥在这里定居，靠着木匠手艺站稳脚跟。十几年过去，他成为当地富户。大雪、富庶、悲伤、恶俗、红白喜事，一个接一个地到来，几经周折和失望，他死在了南方的兵匪之乱中。与生命之光一同熄灭的，是心中的“文城”之梦。

今年61岁的余华，在最新长篇小说《文城》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人说，《文城》远不及他的巅峰之作《活着》;有人说，写得中规中矩，此书可有可无;也有人说，小说里的人物不够鲜明，反倒是一些无用的角色更加鲜亮。

“文城”是余华的叹息。林福祥的找寻，就是余华对心中“故乡”的找寻。其中，有一位老作家的耕耘劳作、重头再来。

1960年，余华出生。父母都是医生，他从小住在太平间边上，聆听各种哭声。1977年，高考落榜后，17岁的余华在家乡当起了牙医。拔了1万颗牙后，23岁的他决定弃医从文。看了两页《人民文学》，他觉得接通了文学的脉门，开始写作，也开启了他的“80年代”。

上世纪80年代的空气挥洒着浪漫主义的味道，尼采和萨特是大学生的谈资，人们谈起文学不分昼夜。1989年，余华尚沉浸在作为先锋派“当初的自信和叛逆的欢乐”中;到了1992年，当《河边的错误》里的幺四婆婆在荒诞中死去，他才意识到，暖洋洋的空气已被90年代的风潮取代。商品经济大潮袭来，诗人们飞散，现实主义的小说家降临了。

余华从南方迁居北京，在北方的冷風中，找到了新的写作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