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河北地处京畿周围，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北宋时期，河北地区作为宋朝和辽国的交界地区，承担着国防和对外贸易的重任，而水利和航运的发展正是那段时间宋辽之间的见证;到了金代，河北作为金中都的京畿之地，承担起了漕运进京的重任，这时的河北水上运输地位得到了加强。所以，宋辽金时期，河北地区的水利和水道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宋初对河北水利水运建设开发

北宋初期，北宋与辽国对峙，发生了几次战争，河北地区成了战争的前沿和缓冲地带。宋太宗两次举兵伐辽均遭到失败后，宋朝不得不对辽国转为防守态势。但河北地区作为平原地带，特别是幽州以南无险可守。为了防御辽国的南侵，宋沧州刺史何承矩根据河北的地形和水面多的特点，向朝廷提出了建造方田的策略，这样一来，可用水田和水面来抵消来自辽国的骑兵部队优势。

所谓方田，就是利用宋辽边界地带的河川和众多洼淀，壅水为稻田，或蓄水为湖，并通以沟渠，组成一条巨大的水上防御线。这一巨大的“缘边诸水所聚，因以限辽”的塘泺，西起保州（今保定一带）沉远泊，东至沧州泥沽海口，绵延九百里。显然，这里的塘泺就是北宋人工建造的军事防御工事，主要是建设在现在的河北地区，是由一些沟渠、河流、沼泽、水田等组合而成水网的总称。北宋的塘泺防线，由河北屯田司、缘边安抚司和河北转运使共同管理，一直使用到北宋末年。宋廷专门设立了125个戍守哨所，有“戍卒三千人，乘船百艘往来巡逻”。

由于河北地区对北宋王朝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其水利和水运的开发利用一直受到格外重视。北宋在河北地區开凿的漕河主要有：一是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派遣八作使郝守浚察视河道，凡抵达辽国边境的河渠，都进行疏导。“又于清苑界开凿徐河、鸡距河五十里入白河”，保证了关南漕运的通畅。二是北宋淳化二年（991年），河北转运使自深州新砦镇开挖一条新河，引葫芦河水二百里抵常山，以通漕运。三是北宋咸平年间，自静戍军东，由鲍河开渠引入顺安军（即今漕河），从顺安军之西引入威虏军，并在渠旁置水陆营田，“以达粮漕，隔辽骑”;又开镇州常山镇南河水入交河至赵州。四是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因中山屯兵甚众，陆路运输艰苦，凿渠三十二里，引唐河水由嘉山至定州，又六十二里至蒲阳东，合沙河，经边吴泊入界河，“以达方舟之漕”。

宋初开挖的这一系列沟渠，大多与塘泺相通，虽然这些沟渠多用作军事，但这对河北的水利和水运的进一步开发非常有利，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快速发展，都达到了超越前代的新水平，河北地区也出现了繁荣景象。当时的河北地区，“商贾贸迁，刍粟峙累”“浮阳际海，多鬻盐之利”，是“茧丝、织纴之所出”，具有“衣被天下”之称，为商业水运交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裕的物质条件，并逐步形成了一些商业发达城市，其中发展最快的是运河之滨的大名府。大名府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有御河（即永济渠）、漳河经流，位当河南、河北交通要冲，时为防守东京的门户。北宋庆历初年，在大名建号为北京。大名从唐代开始兴起，到北宋时已是相当繁华的商业大镇，舟船往来，商贾云集，“江淮闽蜀之货，往往远者万里，近者数千里，各辐辏至……”

王安石变法时期，提出兴修水利政策，并鼓励民间自办水利，对河北地区的水利和水运建设有很大促进。这一时期，河北地区军民在宋初塘泺的基础上，又新挖了一些河渠，使河北水运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从而对北宋国防、河北经济及水上运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所谓“有河漕以实边用”“置方田以资军廪”。北宋的一举两得战略决策对于河北的水利和水运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宋辽之间的水上交往

宋朝与辽国的交往分为两个阶段，在签订澶渊之盟之前，双方之间战争频繁，相互贸易也受到了影响。澶渊之盟签订以后，双方进入了休战友好阶段，贸易得到了恢复并日趋频繁，经济联系日益增多，一直维持了100多年。这种贸易交往主要是通过界河两侧的水上运输进行的，这些正是北宋的塘泺和水利设施建设的结果。界河的北面有通往辽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的桑干河、潞水、刘李河等，南面则是北宋开挖的大量与塘泺相通的众多河流沟渠。

有了这些水利和水运条件，使宋辽之间的交往和贸易更加顺畅。当时，宋辽之间的经济联系，存在三种方式：一是朝廷间的往来聘使。每年新春元旦、帝后生辰，相互遣使祝贺，携带大批珍贵礼物，送礼和回礼有固定的项目和数额，形成朝廷间的物品交换。二是官方设立的榷场即贸易场。宋初在镇、易、雄、霸、沧等州都设有榷场与辽交易。此后随着宋、辽关系的发展而时有变化。澶渊之盟后，辽先后在涿州新城，溯州南河振武军，置榷场与宋贸易。宋朝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设三榷场，后又在广信军置榷场。榷场是由官方管理的贸易场所，辽宋都设有专官，监督交易，征取税收。由于榷场全部分布在界河两侧，具有水上往来的极大方便。双方交换的主要商品，宋方有香药、犀角、象牙、苏木、茶叶、缯帛、漆器、粳糯、瓷器、麻布和“九经制品”等;辽方有羊、马、骆驼、银两、皮革制品、镔铁刀剑、“北珠”等。这些官方之间的水上物资交往，使河北地区的水上运输变得非常活跃。三是民间的水上交往。这种交往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官方所默许的私人往来，带有侦探敌情的性质。另一种是走私活动，在榷场以外，有大量的私市交易，以避开官方的征税。在众多走私物品中，以盐的交易数量最多。宋辽两国沿海都有海盐生产，但双方对盐的运销采取不同的政策。辽国没有严格的限制，因此盐价较低;而宋基本上是沿袭了前代对盐实行官营专卖的政策，管制很严，使盐价一直很昂贵，致使整个宋代，大批辽盐私运不止。走私活动自海口入界河，经雄、霸入涿、易等地。走私的盐成为宋辽间水上运输中的大宗货物之一，这也反映了河北地区的水上交通在宋辽间频繁联系交往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金代河北的漕运及其管理

金国建立后，于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金政权控制的地区迅速扩大，到1141年，金和南宋达成了绍兴和议之后，淮河以北包括河北地区全部归金国统治。完颜亮夺取帝位后，便在原来辽朝的燕京城（今北京西域区西）旧址扩建城池，并于1153年把京师从上京迁到了燕京，改称中都。

为了满足京师中都的需用，金朝廷也大力发展了漕运，据《金史·河渠志》载，那时的通漕河道有：“旧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沧州、会川之境;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获嘉、新乡、卫州、浚州、黎阳、卫县、彰德、磁州、洺州之馈;衡水则经深州会于滹沱，以来献州、清州之饷。 ”就是说这些进京师的漕运路线大都是经过河北地区的，但由于当地的湖泊，通连各水，水势浅涩，影响漕运。为此，金朝廷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等地丁夫进行了开凿。这样，就打通了北上到通州的各漕路，经闸河即可到达燕京。此外还有霸州的巨马河、雄州的沙河、山东的北清河，都是漕粮运输的河道。

为了搞好漕运，金朝廷在河北各濒河地区还设置了许多粮仓，恩州的临清、历亭，景州的将陵、东光，清州的兴济、会川，沧州的清池、南皮，深州的武强，都是设仓之地。河北的一些沿御河、滹沱河的县城，也都成了繁忙的码头，船只停靠，上下货物，都由此进出。金代，通过各漕运河道，由各州县及沿河粮仓向京师运送了大批粮食。金大定四年（1164年）八月，“以山东大熟，诏移其粟以实京师”。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因“京城储积不广，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然后用车转运到京师。金代的盐业生产发展也很快，海盐仍是河北地区水上运输的重要物资，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山东和沧州盐司有盐场9个，产盐行销河北大名、河南南京（今开封）、归德诸府及许、亳、陈、蔡、颍、宿、泗、曹、睢、钧、单、寿诸州。除陆运外，水运主要通过河北的御河、滱水（今唐河）、滹沱河等。

金廷还设置相关职务，加强对漕运的管理。金泰和六年（1206年），金廷除设置巡河官员外，还规定了凡漕河所经过的地区，州府官衔都带“提控漕河事”，县官则带“管勾漕河事，这些官员都有“催检纲运，营护堤岸”的责任，并明令漕运所经各地官府遵办。河北地区设置漕运管理机构的地区有：大名、元城、馆陶、吴桥、东兴、南皮、清池、会州、兴济、交河、乐寿、武强、香河等县。金廷的这一措施对保证漕運的通畅发挥了作用。

金都燕京的漕运，主要由南部各州府经河北运粮到京师的运输格局，也为元以后各代漕运打下了基础，其所建立的漕运制度也为以后各朝代所采纳。

宋金时期船舶制造

随着水运交通的发展，宋金时期的造船业有了较大的发展，造船技术也有提高。宋代造船，已经能够根据船样打造。船样又叫船式。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造船务匠项绾等曾献转海船式。船样有的是编成图册以供选用;有的是设计船型制成模型，然后制造;有的即据实体仿造。据记载，宋朝以“料”作为船舶载重的计量单位，最小的船为50料，最大的达5000料，内河航行的民船大都在500料以内，航行在海上的船舶则在400料至5000料不等。漕运纲船，每500料船25只（或400料船30只）叫一纲，一纲可载重1200石。宋代内河航行的船舶，最大的叫“万石船”。一般民间的大型海船称为“客舟”。宋代造船的作坊，有官营和民营两种，官营作坊以造纲船（漕船）为主，也造座船（官员客船）、战船、马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造商船及游船。宋代造船数量相当多，官府拥有运粮漕船达6000艘之多。其中大名府制造的船舶也很多，这里拥有很多的造船作坊。

1978年，静海县元蒙口村出土了一艘宋代木船。该船长14.6米，宽2.6米至3.9米，方首方尾，前后略翘，基本形状接近近代木船，随船出土的还有“政和通宝”钱币和宋白瓷碗等文物，这艘船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平衡舵船，这也证明了宋代造船水平之高。地处河北地区的静海县一带，在北宋时期地处宋辽界河南侧，是御河通往界河的入口地带，是水上交通要道。在宋辽贸易中，瓷器是运往辽方的重要通商物品，这艘木船的出土是宋辽贸易繁盛的见证。

由于内河航运、海上交通和战事的需要，金代造船技术在北宋的基础上有所提高。金海陵王时，官员张中彦奉命建造巨舰。他先设计出一种小样，不过几寸长的船舶模型，然后依照模型造大船。大船建成后，下水难题也被张中彦攻克了。正常情况下，需要调发附近州县百姓来拖拽下水，但张中彦只召集了几十名役夫，把大船附近的地势修成斜坡，然后取来新的秫秸铺布在地上，再用大木在船的两旁加以制约，等到早上霜降地滑时，大船很容易地就滑移到河中。可见金代造船技术日趋成熟和提升。金代的工匠们还设计出一种适宜于北方寒冷季节行驶的船只，专用于撞冰，这应该是近代破冰船的雏形。

金代造船技术的提升，给了管理这方面的官员总结的机会。都水监的官吏，根据当时造船、行船的经验，写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资料。元代人把这些资料编成了《河防通议》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当时造船的技术标准和所需物料。通过这些来看，当时宋金的造船技术已经很发达，所以当时河北的内河所行驶的船只自然就很先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