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古港口源流探析

2021-05-04李磊

收藏与投资 2021年2期

摘要：根据目前的福建考古发掘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闽江下游出海口地区就已经存在人类活动的痕迹了。福建上古先民们，在闽江口地带的江海交汇处进行渔猎生产、逐穴而居、造船远行等活动，并且产生了极具海洋民族特征的拔牙习俗与宗教信仰。这一系列的海洋活动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福州古港口就已进入孕育阶段。

关键词：福州古港口；造船；对外贸易

一、早期福州港孕育条件的考古学观察

据《山海经》载：“闽在海中。”自冰川末期以来，海面不断上升，至中全新世后半叶，海平面上升到最高位，闽江古河口退至福州以西，即白沙附近。也就是说，当时的闽江水与海水交汇在昙石山一带，这里渔猎资源丰富，靠山面水，在昙石山人的开发下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生活区域，浓密的森林给予昙石山人足够的木材储备，江水与海水交汇，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奠定了福州古港孕育阶段的基础。在今甘蔗镇一带的考古发掘中，出现了大量贝壳堆积，这些贝壳堆积层多来源于沿海地区，说明这些遗址的活动范围肯定离海口不远。福州古港口最早孕育的位置在今昙石山文化遗址一带。

其次，从昙石山遗址出土的内容来看，新石器时代的昙石山先民受到这种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的影响，生产力十分有限，在福州古港口附近地区进行渔猎与采集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活动。

昙石山遗址属于典型的贝丘遗址。考古学家已经证明，此处是新石器时代福州人的居住遗址，遗址中发现的贝壳、动物头骨等，是当时的人们丢弃的生活垃圾。其中，在闽侯县甘蔗镇的恒心村沿岸，发现有一座高约2米、基本由贝壳堆砌起来的山丘。这说明在先民生活中，捕捞水产品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另外，出土文物中还发现石、渔网坠、网纹绳纹以及生活用品网纹陶器的残留，这些遗存说明了福州古港口的上古先民们已经掌握了以绳结网捕捞的技能。用绳网捕捞鱼贝，一靠人力潜水，二靠驾舟乘筏到河海深处下网。制作舟楫的工具，在文物中有石斧、石锛等，以石锛最多，且最有代表性和地方特色。石锛可以用来削平木料。

再者，从昙石山出土的陶瓷来看，已经出现了火候较高的陶器，陶器的烧造水平已经摆脱了原始露烧的阶段，人们掌握了窑烧技术，说明了当时昙石山人已经能够大量制作这种陶器以供生活所需（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昙石山出土的陶器中，印纹陶比例最大。这些器具大多以海产品加工而成，由此可知，这一时期先民的渔猎活动相当发达。在昙石山人食物来源的结构中，从福州古港口所获取的海产品占有很大比重。

根据上述所言，笔者认为福州古港口的孕育阶段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福州古港口在这一时期所特有的历史、地理条件中是不能忽视的。山海相形、人类活动等条件为后世福州古港口的发展奠定了最基本的框架格局。在孕育阶段的福州古港口有两个最主要的功能：渔猎功能与运输功能。

二、早期福州古港口的造船水平

福建先民在遠古海洋活动中，有一个由江及海的过程。这是因为人类的活动范围是与人类交通工具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到两晋，福州港的造船业虽然一直处在草创时期，但是其造船水平不断进步。新石器时代，水上交通开始萌芽。

闽江流域上古先民和闽越族长期在福州古港口最初孕育之地生活，不得不与水打交道，在频繁的水上活动中，他们已经掌握了制作和驾驭舟船的技能。但各氏族部落之间交往并不频繁，尤其剩余产品的交换、转运以及人口迁移的数量有限，距离较近，造船水平处于创始阶段。这一点我们从考古文物和古人类葬俗的资料中可以窥见一二。

（一）武夷船棺

在古代葬俗中，有一种“事死如生”的观念，即为了在阴间继续使用自己生前的物品，古人在死后将生前所用之物一同下葬。武夷船棺的出现，证明早在商周时期，生活在福州古港口上游地区的古人已具备造出这种质地坚硬的航行工具的能力。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武夷山的船棺有“数千之数”，这也说明了福州古港口的水上活动已经相当盛行。

（二）连江独木舟

1975年，连江独木舟在今闽江下游连江县鳌江山堂村西北40米的江畔被发现，后经专家考证其属于战国末期。连江独木舟，是用一根大樟木刨空而成，体长7.1米，残高0.82米，前后宽度各约1至1.5米。其中，舟内距离首部1.8米两侧有一对称凹槽，用于放置横隔板，达到客货兼载的目的。连江独木桥的发现表明，福州古港口之造船技艺实现阶段性的突破。由于当时福建经济并不如浙江地区发达，这与其早期靠山面海，陆路交通十分堵塞有关，故而福州古港口的造船水平虽有极大发展，但仍落后吴越一线。此时福州古港口在造船能力方面慢于周边地区。

随着福州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之间交往的增加，到了西汉年代，福州在造船水平方面逐渐有了质的飞跃，闽越国的舟船也能用于海上作战。

（三）“典船校尉”与“温麻五会”

三国时期，孙吴出于军事防御和航海事业的需要，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发展造船技术。吴国因福建地理位置相对独立，易守难攻，加之领地内多丘陵，盛产能用以造船的木料，故在此地建造军事基地再合适不过。据记载，建衡元年（269年），在侯官县附近曾置“典船校尉”，当时“主谪徙（罪人）造船于此”。都尉营就设在今福州开元寺东直巷，号船坞，这也是福建官办造船厂之始。此后，东直巷成为孙吴在福建造船的中心基地之一，福州古港口的军事地位开始显露锋芒。

之后，统治者又建立起相较于典船校尉而言规模更大的造船基地。由于两晋时期温麻地的范围包括福州古港口地区至浙江温州一带的沿海区域，因此，该造船基地亦被称为“温麻船屯”。在温麻船屯用五板所造的海船，被称为“温麻五会”，因“会五板以为船”而得名，这是一种有5层舷板的海船。孙吴政权在福州古港口地区先后设置的典船校尉和温麻船屯，在数十年间造了大量的船舶，使当时福州的造船技术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在当时拥有了一定的军事力量。

（四）“八槽舰”

到了东晋末期，政治混乱，封建剥削严重，百姓疾苦不堪，战乱频起。孙恩、卢循就是当时起义军中影响较大的一支。卢循曾经据晋安海岛，建造“八槽舰”，以抗朝廷围剿。据有关记载，“卢循新作八槽舰九枚（艘），起四层，高十余丈”，其特征是将船舱分为8舱，倘若一两舱因船底进水，全船仍可继续航行，不受影响。这种技术被称为“封舱密室”技术，又称“水密舱”。此技术为后世造船者广泛采用。

综上所述，早期福州古港口的造船水平起点高、开始早，加之中后段战事需要以及统治者的着力扶持，福州古港口的造船水平突飞猛进。

三、福州港的肇始：东冶港的形成

随着时间的飞逝，受泥沙淤积的影响，福建海口区域向东扩张，福州古港口的实地面积也不断增加，直到汉代东冶港的形成正式奠定了福州古港口的地理格局。东冶港也是首个有历史记载的福州古港口。

提到东冶港，必须关注到战国末期统治福建的闽越国政权。闽越国是春秋末期福建境内的地方割据政权。其先祖是越王勾践后裔，在战国末期与楚国战争中，为楚所灭。“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疆南海上。”这是目前所知有关闽浙海上往来最早的记载，说明在战国末期，已存在一条天然的航海路线可以连通福州古港口与浙江地区。

他们中的一支进入福建，与当地的土著进行不断的战争、融合，一直传到了无诸时期，战胜了土著，建立了闽越政权。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宇内后，削去闽越王无诸的王号，废为“君长”，并在闽越故地设置闽中郡，这成了后来闽越王无诸奋力抗秦的导火索。至秦朝末年，无诸率闽中兵将参加诸国反秦起义，与中原各诸侯国遗臣、后裔共同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公元前202年，刘邦赢得楚汉之争后，复立无诸为闽越国王，都东冶。

在汉代，福州陆地虽然仍旧很狭窄，然闽越王建都东冶时，于屏山东支的一座小丘（冶山之前），建城都，称“越王城”。据《福建通志津梁志》记载：此地在今福州市区东大路澳桥（铁路东站附近），“旧为罗城大濠（即澳桥），相传无诸时，澳桥四面皆江水”。此处原为海岸大湾坞，水深、不冻、避风，是占有地利的良港。因地处石鼓山山麓，故名“石鼓川”，在闽江下游北岸。由此可知，当时东冶港的位置即在此，为舟楫所赴，至今港坞犹存，但淤积已经缩小。至东冶港形成时期，福州古港口的地理范围已经稳定成型。

四、东冶港的转运功能与早期对外贸易

福州古港口地区的内河航运是福建境內开发最早的航运水系，在越人入闽不久，秦王便逐渐消灭了各诸侯国，统一中国。随后，“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不可得攻”。秦人入闽，自余干水（今江西信江），凿开武夷山道，至闽江上游，再顺流而下，到达闽中郡冶—东冶（今福州）。这说明具有一定规模的闽江航运已经出现，即福州港的内河航运已经成型。闽江流域的运输有水陆相接的特点，闽江源头三江水（沙溪、富屯溪、建溪）发源地皆在山区，其路蜿蜒且崎岖，借助河流来进行运输是节约劳动的一大途径，人类会选择较为经济合理的开发模式，对交通进行改造。从闽江门户上游重镇“铁邵武”之后可直抵闽越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冶城，即东冶港。可见福州古港口通过闽江流域的内河航运是能够到达上游山区的。

当汉军入闽之时，余善筑六城以拒汉。何乔远《闽书》引萧子开《建安记》，这六城中，乌坂城在今邵武县东30里，背山而南面大溪；大潭城在今建阳县西南大潭山，因山势而俯瞰大溪；汉阳城在今浦城县北；临江镇在今浦城之南，为津梁要会，有越王城遗址。它们均分布在闽江上游的富屯溪、南浦溪沿岸，具有控制闽江航运路线的重要地位。余善派兵把守六城，其目的也是阻拦汉军通过闽江直扑东冶之路，这说明东冶港的军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但是东冶港通往上游各地的道路难行，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0年），汉兵分两路南下救南越，淮南王上书谏言，其中曾提及“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指闽）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福建与外省之间的道路交通因高山限制，车马无法通行，而闽江的内河也十分难行，稍有不慎，就会有破舟之虞。

由此，当东吴孙氏政权五次发兵入闽稳定了闽中局势后，便十分注重福州古港口以及港口连接上游的水运开发与建设。首先，在三国争霸时代，面对北方强魏与西面刘蜀，东吴在只有五郡之地的形式下，势必要开拓东南海疆，故而东吴才会五次入闽，这也是其看重福州古港口的军事地位的表现。其次，东吴政权在统一了东冶之地之后便设置了典船校尉与温麻船屯，促使福州古港口的造船水平直线上升。除此之外，据左思《吴都赋》记载：“弘舸连舳，巨槛接舻。飞云盖海，制非常模。叠华楼而岛跱，时仿於方壶……槁工楫师，选自闽禺。”这说明当时最好的航海家造船家来自闽与粤两地，由此可见当时福州古港口的造船水平已经发展到相当发达的阶段。据说，当时孙吴政权统治下的闽地可以造出容纳3000人的大船，这或许有夸张成分，但也能看出当时福州古港口地区造船业的发达。在孙吴政权对福州古港口的锐意经营下，福州古港口对闽江上游的内河运输转入正常，并且渐趋旺盛。如侯官（今福州）是河运的重心，河涌纵横，朝夕可至，舟楫所赴。

在此基础之上，孙吴政权还积极开展福州古港口的对外交流活动。在三国之前，福州港口已经有了沿海的航线，而且当中较为突出的便是与台湾的交流。

吴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州。有学者曾考证，三国时期的夷洲即是今天的台湾岛。卫温与诸葛直率领的这一万人的军队出海远洋，首先跨越了台湾海峡，来到台湾，并“得夷洲数千人还”，但是对于亶州究竟在何处，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在今日本，有的认为在琉球群岛，而廖大珂认为，在汉时日本与中国有相当频繁的交往，以为中国人所熟知，并非“所在绝远，不可往来”之地。其次，亶州也不可能在琉球群岛，廖大珂认为史籍中已经明确指出，亶州之上有居民数万家，说明人口已经达到了一二十万人，这个数字在古代是相当可观的，同时表明此地应是地域范围很大的岛屿，而琉球不过是蕞尔小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是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人口的。廖大珂认为亶州应在今菲律宾，笔者亦认同此观点。史记中记载的亶州，“所在绝远，不可往来”一句便已经点明，此地是当时航运水平很难达到的，而日本、琉球之地，不论从其余港口出发也好，或是从地理位置上看，都很难说是绝远之地，并且已经有文献记载，汉代时我国已经与日本有往来。其次，琉球群岛是太平洋西部的一系列岛屿群，位于中国台湾省与日本鹿儿岛县岛之间，孙吴政权既然能到达夷洲，没有理由不与琉球群岛往来。因此，笔者较为认同廖大珂亶州在菲律宾的观点。

晋太康三年（282年），严高为晋安郡（福州）太守之时，十分重视对城市的建设，兴建水利工程，治理城内水系，更加方便舟船的通行。另外，在建城初期，严高治旧闽越故城更筑子城以广之，并凿迎仙馆（今福州鼓楼区），起大航桥（后称到任桥）、连澳桥（今福州东大路），浚深城河，以利船行。不仅如此，他还在城河口设置4个水关。一在水部门（近今东门），引南台江潮水入城；一在西门之南，引洪塘江潮水入城；其他两个分别在北门、汤门（今温泉路），以导城外诸山之水，绕城河而流。成郭浚东西二湖，溉田数万亩，其利尤大。于是，福州城河与闽江之间，舟船均可随潮往来，进出无阻，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上达侯官，下连闽县。由此可见，从先秦开始到两晋时期，福州古港口的航运能力大大增强，到严高为晋安太守之时，福州古港口在扩充地理范围与疏通内河航运的过程中，已经逐步实现了上通下达的航运功能。至此，福州古港口的渔猎与航运功能得到了完全的发展，这也为后来福州古港口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肇始阶段的福州古港口因为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与周边及中央政权的战争频发，但其仍旧有稳定经营的时期。从三国东吴开始，对东冶港及其上连的水道与流经地区的开发，客观上对东冶港起到了辅助开发作用，并且使东冶港成为福州古港口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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