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林

脱去紧身衣，中国学者走在了前面

若干年前，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巴里·布赞提出一个使国际关系学术领域摆脱“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的命题。1648年欧洲主要国家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被认为是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诞生于20世纪初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建立在1648年之后欧洲国家关系基础上的，是根据这300多年的欧洲国际关系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但这并不适合解释东方国家的外交实践。依此而循之，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之前和欧洲之外的国家实际上被排除在这个理论之外了。这种倾向也影响到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具有2000多年对外交往的历史，具有自成体系的思想观念、制度规范、操作范式和丰富经验，构成丰富多彩的人类交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强行套上“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无疑是圆凿方枘、削足适履，东方国家的外交实践无法得到解释。

中国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现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就已提出了东方外交史的概念。随着东方国家的整体崛起，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关注的重大课题，是从国家对外交往的历史经验中汲取社会进步的力量。在当前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东西方关系发展的转折点上，以往的外交史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更不能为面临的全新形势与全新任务的中国外交实践提供新鲜力量。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总结与借鉴各民族、各国家与各地区交往交流互动的历史经验，回应东方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向未来发展延伸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