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昊哲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近20年来，海内外学界对于鱼豢《魏略》的学术史研究，大体上形成了三个方向。一则以罗秉英为代表，侧重于做整体研讨，并已就《魏略》与《典略》的关系、《魏略》的叙事断限等问题[1]1-63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二则以余太山[2-6]为翘楚，习惯于选取《西戎传》《清介传》等部分《魏略》类传进行个案研究。除此之外，日本学界的津田資久[7-9]通过“历史书写”的研究理论，利用鱼豢《魏略》的相关史料，在陈寿的政治意识和曹植的相关问题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尽管如此，《魏略》的《儒宗传》虽在三国史研究中多被征引，却没有专门的文章对其进行考释。从传首序言，到七位“儒宗”传记，至于卷末议论，《儒宗传》的三部分内容完全被裴松之引于注中，是《魏略》现存唯一完整的一卷。其中传首序言、董遇、贾洪、薛夏、隗禧四人传记及传末议论注于《三国志·王肃传》，邯郸淳事在《王粲传》，苏林事在《刘邵传》，乐详事在《杜畿传》。而自董遇到乐详，又括及了东汉末年到曹魏亡国的完整时间阶段，成书年代当与《魏略》整体成书时间相当。从《魏略》中的相关人物事迹和司马诸王的称谓可证《魏略》一书是鱼豢入晋以后脱稿成书的。该观点可见罗秉英《治史心裁——罗秉英文集》[1]24-25。从《儒宗传》中乐详条来看，其人亡于曹髦甘露以后，故而《儒宗传》成书必在甘露以后。因此，进行鱼豢《儒宗传》的专项研究之于《魏略》的研究的深入是有重大意义的。

“儒宗”称号与儒者类传皆非鱼豢首创，而《儒宗传》之名在鱼豢以前却难以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