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厢记》中塑造的僧侣形象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特征，僧侣本应参禅礼佛，修身养性，但是王实甫笔下所描绘的僧侣却饮酒茹荤、贪财好色，乐于奔走于世俗人情之间。这种僧侣形象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元代特殊的佛教政策使然，但佛教自身的世俗特质和杂剧作品自身的特点也都加速了僧侣形象的世俗化。

关键词：《西厢记》;僧侣;世俗化

作者简介：梁晓琪（1996-），女，汉族，山西晋中人，沈阳师范大学201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6--02

《西厢记》作为元杂剧的代表性篇目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后人无法企及的地步，王实甫先生以其高超的写作水平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其中的僧侣形象可谓为这部作品增色不少，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法本长老、法聪、惠明等僧侣形象，在这些僧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与以往文学作品不同的特质，他们身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世俗化倾向。

一、僧侣形象世俗化的表现

（一）长期奔走于世俗之间，左右逢源

佛教中的僧侣是为了求得自身的解脱而出家修行，其主要精力理应用在“学修”身上，进行日常佛事活动，而在《西厢记》中的僧侣则每天奔走于世故人情之间，不以清静礼佛为事，展现出了高超的社交技巧和对世俗人情的强大关怀。法本长老作为一寺日常生活的主持人，游走于老夫人、张生、红娘之间，在张生临走前还嘱咐张生“此一行别无话儿，贫僧准备买登科录看”[1]、“先生在意，鞍马上保重者，从今经忏无心礼，专听春雷第一声”[1]，“老僧昨日买登科记看来，张生头名状元，授着河中府尹。”[1]（第五本第三折）出家僧人每日读的不是佛经教义而是“登科记”，可见对于世俗的关心程度，俨然一个翘首以盼家中孩儿中举的老父亲形象，世俗子弟的模样显露无遗。长老对于张生的亲事也是颇为关心“这门亲事，几时成就”、“做亲的茶饭少不得贫僧”[1]，不得不说《西厢记》中崔张二人的爱情得以修成正果，长老在其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寺院僧人本应从事朝暮诵课、诵戒、上供、敬佛等活动，认真履行戒条，虔诚奉佛，但《西厢记》中的以长老为代表的僧侣群体丝毫看不见虔诚地参禅礼佛，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奔走于世俗人情的身影，其无论是其行为还是内心深处并没有完全摆脱尘世的烦恼。

（二）饮酒茹荤、践踏清规

在佛教戒律中“酒”被列为五戒之一，为“持佛禁戒”，僧人本应該“无所触犯”，但在元代文献中关于僧人的描写几乎无一例外都涉及到了饮酒，如：禅诗文以酒待客词云：“举杯劝客尽樽酒，莫辞薄暮山中归”，刘辰翁指出僧人“崇酒肉以为常”，可见当时僧人饮酒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无一丝一毫的避讳，并且能被世俗社会所接受，一方面体现了元代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整个僧侣群体形象的世俗化。这些出家人经常会邀请朋友游山玩水，饮酒赋诗，颇有潇洒文人的情怀。

在《沙弥律要节录》第四十七条中，记载了佛陀的教言：“若依我为师者，不得饮酒，亦不予他饮。不贮畜”可见在佛教教义中明确规定了僧侣不得饮酒，但在《西厢记》中塑造的惠明这一形象却“只是要吃酒厮打”、“吃菜馒头委实口淡”[1]（第二本楔子），严重违反了佛教酒戒的规定，“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忏”一味地吃肉喝酒，实在不是出家人该有的举动。不可否认惠明在“白马解围”中确实充当起了英雄的角色，被塑造成了一位颇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物，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元代异族统治下僧人形象的世俗化，他们面对“金樽清酒”没有丝毫的抵抗力，肆意践踏佛门清规，让本应清心寡欲的佛门禁地占染上了“朱门酒肉”的世俗气息。

（三）贪恋美色，难灭世俗情欲

佛门子弟要做到六根清净，是不能有邪淫之心的，但《西厢记》中的僧侣形象贪恋美色，难灭世俗的情欲。在第一本第四折中，描写了众僧看到莺莺后所表现出来的惊艳情状，“老的小的，蠢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稔色人儿，可意冤家，怕人知道，看时节泪眼偷瞧”[1]（第一本第四折），通过俏皮的语言足见僧侣的丑态;法本长老面对孙飞虎的强取豪夺，束手无策，便问“两廊僧俗，但有退兵之策的，倒赔房奁，断送莺莺为妻”[1]（第二本第一折）作为寺庙中大家长式的人物竟以美色作为进献退兵之策的条件，并许配给僧俗，足可以窥见美色在他和众僧心目中的分量，全然不像一个方外之人。法聪也不另外，作为一个出家之人竟然公开和张生在佛殿中讨论莺莺的小脚。《西厢记》中塑造的僧侣形象大都难逃美色的诱惑，难灭世俗的情欲，其所作所为与佛经中的戒律背道而驰，体现出了明显的世俗气息。

二、僧侣形象世俗化的原因

（一）元代的佛教政策

元代在蒙古族的统治之下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各种反抗战争风起云涌，面对统治上的各种不和谐，元代统治者将目光聚焦在宗教上，意识到可以利用宗教来缓和民族矛盾，实现文化交流，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元朝统治者在宗教方面采取了“兼容并包”、“因俗而制”的政策，各种宗教形式自由存在，这一政策确实起到了缓和矛盾、巩固统治的作用，使得元代的统治开始走向正轨。元朝统治者在对诸多宗教兼容并包的同时也尤其推崇佛教，他们意识到佛教在汉族人民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信仰程度也相对普及，是控制人民思想的强有力武器，“世祖皇帝以神武统一区宇，治功底定，期与休息，因民俗尚善求福，咸归佛氏”，许多佛寺大都依皇帝诏书而修建，王公大臣也参与其中，《西厢记》中的普救寺本“是则天皇后盖造的，后来崩损，又是崔相国重修的”[1]，修建佛寺、做佛事几乎无时无刻，不仅如此不少僧侣还享有官爵和封号，皇帝还对僧侣大肆赏赐，因此便有文献记载“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特许僧人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元代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推崇和宽容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盖佛之说行乎中国，而尊崇护卫，莫盛于本朝了”便是最好的明证。寺院僧人利用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获得了大量的钱财，建构起了雄厚的寺院经济，僧人在获得大量金钱之后便不安与清贫守志，饮酒吃肉、娶妻生子成为大众现象，白遂戏题云：“红红白白好花枝，尽被山僧折取归”。元代诗人朱德润描写僧人妻子“金珠翠玉堆满头，又有肥擅充口腹”，这些“金珠翠玉”、“肥擅”无一不来自于朝廷的赏赐和非法经营所得。元朝统治者在利用佛教巩固自身统治的同时也造成了僧人乃至整个寺庙成分的世俗化，庄严肃穆的佛寺成了培育崔张爱情的花圃就是最直接的表现，可以说元代特殊的佛教政策给了僧人贪恋世俗生活的机会。

（二）佛教自身的世俗特质加速了僧侣的世俗化

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发展道路，而印度原始教义中一些不太适应中国国情的东西也逐渐淡化或者变更，产生了一种与原始佛教完全不同的中国佛教，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使其发展、壮大，自身所带有的世俗特质也加速了僧侣的世俗化。

首先，佛教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以及它所讲求的克己观、慈悲观在老百姓心中的根深蒂固，使得佛教趋于民间化、大众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的世俗化。其次，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本身包含浓厚的入世倾向，大乘佛教讲求“普度众生，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前提就是要深入民间，在《中论》中更是鲜明地提出“涅槃与世间，無多少分别”，强调涅槃与世间应联系起来，这就在理论上为佛教入世找到了依据，同时隋唐时期三教合一的确立使得佛教完全为政治服务，入世倾向更加明显。佛教戒律中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五戒”：淫 、盗、杀、酒、妄语，无一不涉及到世俗生活。佛教的民间化、入世倾向、寺院经济及戒律等独特特质与世俗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体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特征，

（三）杂剧自身独特的特点推动了僧侣形象的世俗化

戏曲艺术经过漫长的发展在元代得以成熟，作为一代之文学其自身具有很多独特的性质，首先，元代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他们成为杂剧作品的主要欣赏者，这些市民大多文化素养不高，这就要求创作者在创作剧本时不能着力于华美的辞藻和深刻的思想性，要迎合广大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运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描写世俗生活中的家常琐事、爱情纠葛，起到一定的娱乐和高台的教化目的。从接受角度来看，剧作所搬演的内容也应是市民喜闻乐见的，只有拉近与世俗民众的距离才能保持戏曲艺术旺盛的生命力，创作者运用浅俗风趣的语言将僧侣形象镶嵌在世俗的喜怒哀乐里，杂剧在语言、思想上的通俗化特点推动了僧侣形象的世俗化。其次，杂剧作品“娱乐性”特征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无论是戏剧诞生之初的“娱神”还是后来逐渐转变为“娱人”，娱乐性伴随戏剧发展的全过程，市民喜欢看戏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它的娱乐作用，市民可以通过观看戏剧而“宣其抑郁”，达到“悦耳目舒心思”的作用。杂剧作品的这种娱乐性质使得作者在塑造僧侣形时会有意无意地参杂幽默滑稽成分，以博得观众的喜爱和掌声。最后，戏曲艺术不同于小说汉赋那样的案头文学可以随意铺排，它受时空的限制要建立一个立体化的舞台，除了要求要尽快“入戏”外，人物形象也必须要丰满紧扣作品主题。《西厢记》中的僧侣虽然生活在宣扬色即是空的佛门禁地里，但确是有血有肉的世俗凡人，没有将和尚看成不食人间烟火的角色，这有别于此前文学作品中的僧人形象，作者对僧侣形象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鲜活。对“情欲”的追逐也和作品思想保持了一致性，王实甫先生在着力宣扬情的同时也不免使得僧道形象流于世俗化。可见杂剧自身的特点也加速了僧侣形象的世俗化。

三、结语

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实践，是对生活的高度浓缩反应，《西厢记》塑造了一批被世俗浸染的僧侣形象，与其他形象共同构筑起了《西厢记》“立体化”的人物形象群，使得这部戏曲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喜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2]李学清.论元杂剧中的佛教剧[D].新疆师范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