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意浓

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叫郑小瑛，今年已92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能用5小时爬上年轻人都够呛的黄山，一生成功抗癌三次，输着液躺在病床上时不担心生死，却担心演出能不能成功，实属一位硬核老太太。答记者问的时候也很硬核：养生台来采访：“您的养生秘诀是什么？”郑小瑛哈哈一笑：“我才不养生。”

就这样一位硬核又直爽的老太太，也有被一個问题噎住的时候，当着别人的面黑了脸。

2010年，世界合唱比赛在绍兴举行，临近结束时有个全体大合唱的环节，邀请各团指派代表参加，以体现世界大同。担任中方艺术总监的郑小瑛却得知，这个环节没有邀请中国团，而且早有先例。她疑惑又不满，向组委会抗议，得到的解释让她一下噎住：“你们的人会看五线谱吗？”学生吴灵芬告诉她，多年来，中国的音乐基础教材以简谱为主，很多孩子确实不会看五线谱。这对师生痛心疾首，“太丢人了，一个全世界都会的东西，中国人却不会”。从那时起，郑小瑛带着团队正式开始了基础音乐教育的普及。

她曾在采访中说：“音乐人有很多种，一种是为了自己的艺术名利而努力，一种是为了更多的人能欣赏艺术、推广艺术而努力，我选择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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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不到20岁的郑小瑛坐着大板车投奔中原解放区，进入中原大学文工团。阴差阳错地，学钢琴的郑小瑛居然被选为指挥，这也是她走上指挥这条路的契机。开封解放区的日子很苦，但这里的生活让郑小瑛收获良多。她组织民乐社，唱解放区歌曲和苏联歌曲，感受来自民间的各种音乐元素;在春节、五一等节日观看由工农组成的锣鼓宣传队，小伙子们在冬日里光着膀子，打击出撼动人心的锣鼓节奏，那种精气神令她十分羡慕。青春时期的经历让她无比确信：音乐是人民创造的，音乐家来自普通百姓。

在文工团“打拍子”的郑小瑛，1952年底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55年的一天，她突然被人事科叫到了会客厅。来的客人是苏联合唱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因不满中国送往苏联深造的合唱指挥的学生，独自前来看看有无别的好苗子。见郑小瑛具有良好的音乐基础和素养，杜马舍夫眼前一亮，选中了她和另一名学员后满意而归。

在莫斯科，郑小瑛常年泡在音乐厅或歌剧院。她带着总谱，观摩每一场著名指挥家的排练和演出。她把指挥对音乐的处理、手势，甚至舞台调度、舞美灯光，以及即席的感想和收获，都密密麻麻地记录在节目单上，努力和悟性使她的专业水平日益提高。

1962年，在资深指挥伊·巴因的指导下，郑小瑛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获得了舆论的高度评价，她也因此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

郑小瑛的职业生涯中创造了不少“工作方法”，体现她的智慧与优秀。歌剧创作中艺术争执浪费排练时间，于是郑小瑛备好小纸条，夹在总谱中，下台后再分别提点参演者在顾全大局下做到最好的效果。1965年，新歌剧《阿依古丽》的排练过程中，郑小瑛又把“歌剧车间”的排练模式由苏联带往中国。在以往的中国歌剧排练中，由于排练流程的不科学，乐队和演员都很辛苦。郑小瑛想到在苏联指挥歌剧《托斯卡》的经验：由指挥家先给演员“布置作业”，把音乐处理的要求告诉演员和钢琴排练的指导，把技术上的问题、表现上的问题都解决了，才跟乐队去配合。指挥按自己的要求练乐队，导演在这个音乐里排戏，练完以后这两家才合乐。按照这一模式，郑小瑛对歌剧的排练流程进行了优化，排练效率大大提高，她将这一模式称为“歌剧车间”。这部剧是郑小瑛60年代末最后的作品，歌剧自此之后在中国舞台上销声匿迹长达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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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年底，郑小瑛已年近半百，可是她身上有用不完的劲。迎着改革的春风，与老同志一起重建中央歌剧院，在舞台上执棒指挥起《阿依古丽》，但是观众的回应不如人意。

演出时，大厅就像菜市场，有观众趴在乐池边上问：“你们唱的什么戏啊？怎么一个劲地唱，也不说话啊？”观众席里还有人大声聊天、嗑瓜子。郑小瑛沉默几秒，一个想法在心里扎了根：我一定要普及歌剧。“对牛弹琴？我不希望。我希望我的这点劳动能够换来听众的共鸣。”

自此，只要是郑小瑛有演出，开演前20分钟，她都会带着写有音乐主题的纸板和小录音机在走廊进行“歌剧音乐欣赏”讲座，避开生涩的术语，用最直白的语言向观众科普歌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郑小瑛模式”。

郑小瑛开始在各大学校开办音乐讲座。年轻人求知欲旺盛，在北师大开讲座时，学生把窗户都挤破了，窗台上也坐着人。看着孩子们求知若渴和好奇的态度，郑小瑛欣慰了几分，也希望他们有人能把歌剧传承下去。

“我希望歌剧的听众能够一天比一天多，能有更多的人来理解它、走近它。即使90多岁了，我也从未放弃。”为了推广歌剧，郑小瑛不仅用讲座的方式在高校普及，还成立了专门的乐团在各大高校演出。

1989年，郑小瑛和大提琴家司徒志文等女音乐家组建了“爱乐女”室内乐团。成员皆是志愿者，坚持不计报酬进校园演出，目的是向年轻一代介绍中外经典音乐。

“乐团出去演出，唯一向对方提的条件就是派车来接我们。乐团成员接到演出通知，从来不问给多少钱，而是问到哪里集合。无论寒暑，只要有演出，大家都会下了班从各自单位赶到集合地点。”不过，这支饱受崇敬的乐团，面临赞助经费等一系列问题，解散压力愈来愈大。1996年，郑小瑛在一场演出后，遗憾地宣布这是“爱乐女”的最后一场演出。郑小瑛中间休息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又投入到一个新乐团的组建中。

1997年的时候，郑小瑛接到厦门政协主席的一通电话，邀她在厦门创办一个乐团。换作任何一个在北京有着稳定生活的70岁老太太，估计都不会选择赴约。不过郑小瑛不一样，当她了解到厦门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洋文化的城市之一，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发展交响乐，立刻答应了对方。

出发去厦门的前几天，郑小瑛按事先的日程安排，给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开音乐讲座。面对台下年轻人一双双充满渴望的眼睛，她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曲》，她充满激情地说：“贝多芬在婚姻失败和耳聋、病重的情况下，曾想到过自杀，然而他挺过来了，他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真正的勇士是永远不向命运低头的！”讲座结束时，她站在桌子上，热情奔放地指挥同学们高唱国歌……

90岁的郑小瑛教授讲解并指挥演奏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然而学生们不知道，她在讲贝多芬的那番话，也是在给自己鼓劲。撑到讲座结束，郑小瑛躺进了医院。

郑小瑛和老伴依偎在一起，她安慰老伴说：“没什么接受不了的，人都有这么一天的，迟早都会来的，但我一定要把手头的事办完。”1998年4月，郑小瑛出院。5月，她飞赴异国，指挥爱沙尼亚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因为化疗，头发全部掉光了，郑小瑛戴上假发。音乐响起来的那一刻，心中有股熟悉的力量回来了，她激动地挥舞双手，完成这次演出。

回国后，郑小瑛马不停蹄地去厦门组织招聘演奏员的面试。并乐观地说：“老太太又要打起背包出发啦！”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厦门爱乐乐团正式组建成立，郑小瑛任艺术总监。至今，该乐团共演出1200场，足迹遍及十多个国家、80多个城市，乐团也成为厦门的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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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郑小瑛被组委会一句“你们的人会五线谱吗？”噎住后，普及推广的范围由交响乐、歌剧拓展到基础音乐教育。郑小瑛反对不学习音乐理论基础，不从作品内容出发，不具备良好的听觉，而一味追求以外部形态去取悦观众的肤浅时尚。她在采访中痛心疾首地说：“我们的国民音乐教育，进步得很慢。”

为了改变这个现象，厦门爱乐乐团每年免费为厦门的中学生举行十场“音普工程”交响音乐会。中学生也能在郑小瑛的指导下上场指挥乐队。郑小瑛的敢想敢做和特立独行，让年轻人少了对歌剧的敬畏之心，拉近了平民百姓与阳春白雪的距离。

2018年9月9日，89岁的郑小瑛又开始了新事业，在厦门工学院艺术学院和睿思教育中心的支持下，开办“郑式”指挥法基础研修班。“指挥班一共20个学生，尽管需要面试筛选，但由于开班时宣传效果一般，报名才28人，可选择的范围并不大。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大学副教授，也有连识五线谱都困难的人。”她的学生范围广，有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吴灵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等大师，也有刚刚入门的小学员。

郑小瑛的授课风格刚柔并济。听说学员一见她就紧张，她会努力缓和气氛，背过身去：“那我走咯。”最严厉的指责是“怎么可以啊”。她唯一一次动怒，是因为一个学生显然没有足够练习——她可以忍受学得慢，但不喜欢学生不用功。全班吓得大气不敢出，他们并非怕她生气，而是担心她气坏身子。发完火，郑小瑛有点后悔，开玩笑说“不过还好，他不记仇，还来跟我说话”。

为了更好地传达自己的经验，郑小瑛还自己编写了《指挥法基础教材》。仔细看下来，郑小瑛这一生，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刻。熬过厦门最苦的那几年后，也没有给自己时间停歇。

对于郑小瑛来说，最快乐的时候是在舞台，是在讲座过程中，是厦门傍晚在夕阳的余晖中、坐在面對大海的矮墙上同年轻人交谈的时刻，是每一刻燃烧着生命为理想奋斗的瞬间。

如她自己所说的：能倒在指挥台上，这是我一生中最浪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