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凌宇　王佳薇　杜莉华

图/受访者提供

“一定要感觉到跟这些人物心连心”

《76天》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后，导演吴皓忙着宣传、接受采访，当时对这部片子究竟能走多远，他与团队没太多想，“现在已经很感恩了。”影片记录了2020年初武汉在封城的76天里，各大医院ICU的患者和医护人员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对吴皓来说，《76天》更像是一场实验，93分钟的片长，他完全放弃了配乐和旁白，仅凭人物之间的情感联结推进。

2020年4月，纽约疫情加重，在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区，中餐馆都不敢开门。从朋友空置的公寓自我隔离完两周，吴皓重新走上街头，恍惚如梦。直到某个午后接连迎面遭到陌生人的吼叫，才大梦初醒。愤怒焦躁的人群、新闻里不间断的两党口水之争，让吴皓在居住多年的一向包容多元的纽约第一次体会到了危险。家人们远在国内，情况不明，他更加心烦意乱，索性待在家里剪片，逃离外部的不安。

自疫情发生以来，他天天关切着社交媒体上令人心碎的信息，迫切地想要通过拍纪录片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面对恐惧与不确定，每个散落的个体要如何应对？他通过朋友介绍、邮件、WhatsApp等聯系方式，找到了身处韩国、日本、伊朗、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肯尼亚和中国等地的纪录片导演，希望他们能分享各自拍摄到的疫情素材。

看素材之余，他也开始跟拍纽约的医院。由于不让进病房，影像素材的在场感明显不足。另外，在看了各方素材后，吴皓强烈认识到混乱与恐慌的情绪是相同的。“武汉的故事在各个国家重演，意大利的故事是如此，（疫情）来到美国也是同样的。”因此他打消了拍全球抗疫故事的念头，最终选择与画面干净的两位内地导演合作，聚焦武汉。被挑中的导演之一陈玮曦起初对多方合作有些顾虑，最终被吴皓的创作理念打动，“让更大范围的人在关心数字、政治的同时更注意到人性的部分。”这点二人不谋而合。

疫情蔓延，航班停飞后，吴皓无法回国一起拍摄，面对瞬息万变、突发不断的现场（在武汉的第五天，陈玮曦确定了三四组人物跟拍，但到后期不得已放弃了一半），他能给的建议有限。于是，他花更多的时间在看素材与沟通上，仿佛独自在沙滩边，孜孜不倦地拾掇贝壳，将它们一一掰开，擦亮珍珠，精挑细选。

异常夺目的放在开头，《76天》一开场，一位穿着防护服的护士匆忙跑到隔离病房内，想要见她刚刚去世的爸爸最后一面。病房外，她恸哭着，呼喊“我要看到我爸爸”。不一会儿，橘色袋子包裹着的尸体从病房内推出。医院空旷的走廊里，她奋力奔跑，想要看爸爸最后一眼。

“太撕心裂肺了。”吴皓记得第一次看到这段影像时的震撼，片中人在咆哮，他在影像外的世界一起流泪。

余下的大堆珍珠如何串连？吴皓的方法是先挑出主要人物，再回头找跟这几个人物相关的素材，拍摄对象之间的一个简单握手也好、一两句交谈也好，都能让他感到身临其境。“我自己在剪的过程中，要想进入那种创作的状态，一定需要感觉到是跟这些人物完全心连心的。”相隔千里的距离被真实的情感联结消解，而这也成为他筛选素材的唯一标准。

片中，一位阿姨对着镜头哭诉，“早上5点，我一起床，我妈妈已经浑身冰凉就躺在我的旁边。”护士在一旁安慰着：“阿姨，休息一会儿，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反正你到这来，爸爸也在这了，我们会非常非常努力的。”大批患者涌入医院，床位告急，医生护士昼夜连轴转，疲惫与争执可以预见。但在《76天》里，医者与患者的关系总是温柔的。

看这段两个多小时的片段时，吴皓哭得一塌糊涂。“人与人之间互相的照顾是很打动我的。可能当时我自己的情绪也非常低落，希望看到这种给我感觉有点希望的东西。”最后，他克制地仅在正片中保留了最令人触动的几秒钟。

“这是对人性的一种记录”

粗剪只用了三个月，这是他迄今为止剪得最快的一部作品。起初，他们想加些新闻评论，把片子做成调查性质的，后来发现行不通，“任何新闻评论现在下结论都太早了，反而破坏了片子的美感。”

《76天》里，作为主线之一的患有阿兹海默症的老人在病房里来回逡巡，不同的医生路过，总是劝他回病房，但他很少听话。跟拍了几天后，陈玮曦发现，身处舆论中心，老人对新闻报道里的死亡人数与病毒源头并不关心。他只在意家里的状况，以及什么时候能回家。

“暴风眼当中的人，反而是最宁静的。”陈玮曦说。在武汉拍摄的二十多天里，他感受更多的不是政治和数字，而是疫区中的人们在“这场危机过程中迸发出来的美好的地方”。

2020年9月，《76天》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首映。片子收获许多好评，也不乏一些批评——片子太“干净”，对政治避而不谈。“为什么一个地方的故事只能通过一种角度来讲？”吴皓不解，“为什么要指望大家拍的片子都一样？”他相信，各种政治讨论之后，还是会有人来看这部片子，“因为这是对人性的一种记录。”

《76天》之前，人性一贯是吴皓创作时的拍摄重点，就连探讨“直播是怎么一回事”的《虚你人生》，在他心中，其实也更像是一部关于幸福的电影，“它讲的就是人性的东西，在虚拟的世界里，对一些年轻人来说，钱和名都来得太快。所谓的能让你幸福的东西来得太快，你真的会幸福吗？这不光是年轻人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问题。”

2014年，一个做股票投资研究的朋友问他能不能帮忙研究下YY，说这个公司很有意思，拥有30亿美金的市值，却让人看不懂它的业务模式。做调研的过程中，吴皓发现这是一个土豪跟屌丝狂欢的平台，一下就感兴趣了。“中国社会的很多极端分化的点，就是通过网络社会被映射出来了，当时我就觉得一定有可拍的东西。”

于是，他放下手头攥着的Dog Show（狗类选秀比赛）、超跑俱乐部等六七个选题，迅速将镜头转向两位比较有争议的主播，以及他们的狂热粉丝与背后金主。

拍摄维持了两年，其间吴皓每个季度都回国一次，连续跟拍至少一个月。片子完成后，陈洲（YY前CEO）表示很喜欢，“YY就是这样。”吴皓又拿给很多在国内做投资的朋友看，得到的反馈也多偏正面——“这个片子是唯一一个把为什么在中国大家喜欢直播、直播生态圈是怎样的、人跟虚拟空间如何互相利用产生价值等等问题给讲透了的。”

业内人士则褒贬不一，有的认可其在表达手法上的创新，将“怎么利用网络来赚钱”这件事最大程度视觉化，像剧情片一样，情节过瘾;另一派不满特效太复杂、节奏太快、动画做得太极端，没有真正的更观察型的表达人物。

同样一段哭戏，有人看了觉得做作，有人认为是真情流露，很难说服所有人。再加上主播们下麦后常常没有交流欲望，业余生活也比较单调，记录的空间更加有限。主角之一沈曼有段时间甚至想中断拍摄，“她一个女孩子，我回去拍她都在卧室里，跟她的粉丝在直播时打情骂俏，有时讲一些粗口，我一个大男人在旁边，她觉得不舒服。”

吴皓只好厚着脸皮，每次回成都就给她发短信，说自己刚从纽约回来，能不能聊一下，一起吃个饭。同时反复告诉对方自己的拍摄意图。他诚恳地对沈曼说，“我不是为了揭你的底，或者黑你，只是想让大家认识到真实的你们，你们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梦想，不像大家讲的那么黑暗復杂。”然后沈曼对着镜头说了一句，“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呢？”吴皓一下愣住了，沈曼接着说，“我做这个就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什么要让其他人，尤其是不是我粉丝的人，认识真实的我呢？”

到最后，二人达成了包容。可能沈曼仍然无法理解吴皓在做什么，而吴皓也不是那么透彻地理解她，但双方都意识到彼此不是坏人，没什么不良目的。亲和力对纪录片导演来说不失为相当重要的能力。吴皓曾说，拍纪录片非常重要的是，你要喜欢你的人物，要对他们有感情。他绝不是躲在摄影机后面，连问题都不轻易提、生怕打扰到拍摄对象的那种纪录片导演。每拍摄完一部，年龄比他小的，几乎都成了他的弟弟妹妹，同辈的则变成了朋友哥们儿。

镜头外他苦口婆心，多次建议爱看直播的小勇，打工不是长久之计，最好能去学一项技能，将来工资才会越来越高，甚至还帮对方联系过一些学习机会;也反复劝诫力争成为头部主播的老李，钱赚够了不如退出虚拟江湖，拿去好好投资吧，想想因做直播而基本坏掉的声带、徒增的脂肪与家庭矛盾，值得吗？但作为付出感情的旁观者，吴皓心里也能理解，一个人一旦到了那个地步，有钱有追捧者，有多少人能放得下？

疗愈

这部在2018年FIRST影展上崭露头角的作品为吴皓带来了许多关注，包括不久后发来合约的全球最大的经纪公司CAA。签约后，他构想了一些剧情片项目，比如偏家庭的轻喜剧，还比如像《黑镜》这样的软科幻片。他仍然聚焦现实，喜欢跟现实问题挂钩的题材，比如疫情前关注了很久的一个关于国内教育焦虑的项目，“我们在小孩子的教育上那么焦虑，花那么多钱和精力，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觉得这是全民都应该来讨论的。”在他看来，哪怕是科幻，只要是真正好的科幻，都是讲现实的，只不过是将场景移到了离现实稍远一点的地方，但目的还是让你思考人生。

《76天》剧照，患有阿兹海默症的老人在病房里来回逡巡

“真正做了电影后，我才觉得自己整个人生是完整的。”近几年，吴皓没再对导演这一职业转向动摇过，而是一门心思地琢磨怎么能让纪录片把故事讲清楚，而不仅仅是一种观察型的艺术创作。他看了许多像美剧一样长度、融合了剧情片拍摄手法的纪录片剧集，比如《别惹猫咪》《世纪疑案：恐怖伊凡》和关于邪教的《异狂国度》，哪怕主题并不喜欢，结论并不认同，都不妨碍他将它们归为值得学习的对象。一切都为叙事让路。

与影像结缘，对这位手握MBA学位的生物学硕士而言纯属偶然。2004年，正在硅谷工作的他从几位电影界朋友那看到一些本子，那时他年轻气盛，看完只觉得太烂，还不如自己写。就这样一气之下真的写了两个，一个是讲移民作家在美国写鬼故事，“有点像一个人性化的惊悚片”，另一个写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他在高中跳霹雳舞的故事。在成都七中读书那几年，吴皓至今怀念，老师们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创作，学校每年都举行歌唱、跳舞、话剧等各类比赛，吴皓无一例外都参加了，还带着同学们改编、排演话剧《雷雨》。

同年年末，他揣着这两个电影本子回国，在剧组担任翻译或录音助理，借此学习做电影。那时距他去美国工作、生活已过去12年，再次回国，不禁对许多变化感到吃惊，“像是摇滚文化和中国的当代艺术，我出国时这些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但是2004年回来时，已经发展得很好了，有很大的圈子。”他形容那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像是离家太久的旅人，明明是熟悉的地方，但对故土上新发生的事情却全然不知了。

吴皓拿起相机，拍了一部时长一小时的纪录片《Beijing or Bust》，讲的是6个美籍华人回北京的故事。他不仅想练手，更想通过他们的故事让自己慢慢地从一个局外人走到局内，好好地了解中国。

在那之后，他依然关注跨文化的议题，将镜头对准中央戏剧学院排演百老汇经典剧目《名扬四海》的毕业生，跟踪记录五位中戏学生排练竞争这一剧目的过程，探索中国年轻人如何理解、阐释西方文化。片子拍完后，他在2011年底辞去TripAdvisor（猫途鹰）中国区总经理的工作，给自己半年时间回美国安静地剪片，出发前已经应几个朋友之约，打算剪完片就回国合伙做当时还没出现的滴滴业务。没想到最后剪片花了一年半，吴皓对纪录片更加迷恋，创业的计划就此搁浅。

《76天》剧照，护士长杨莉

从开拍到剪完的两三年间，吴皓一直困于挣扎、犹豫的情绪——到底是要回国创业，或是去别的互联网企业，还是跨界到富有激情、却也充斥着更多不确定性的职业导演道路。“互联网有一定的创造性，但内心一直有块地方不满足。”有时在拍台上这群年轻人排练，他在旁边不禁跟着一起唱，看着那些交织了期待与迷茫的面孔，如同看着想全力拍片却尚未割舍工作的自己，清晰而还没实现的梦想不断在心中暗涌。如今回看，吴皓自认片中对拍摄对象的一些问题揭示得还不够，虽然也呈现了大人或者老师们的一些批评，但仍不难看出镜头下对那些年轻人的迷茫的同情。

2018年，在纽约的中国城举办的中秋电影节上，吴皓时隔多年再次观看受邀放映的《成名之路》。他坐在台下，内心不断挑刺，光没打好、设备（索尼Z1）太普通、过多强调独生子女政策、急于跟社会议题挂钩、太幼稚、对人物的关注还不够……但到了最后，看到那群年轻人在舞台上正式演出，他还是忍不住差点哭了出来，明白那种感情还在。

2007年他回到国内，曾先后任职于雅虎中国和阿里巴巴，相比起过往的管理岗，如今做纪录片，经济上显得更没保障。父母时常念叨，他当时不应该离开阿里，要留下现在都可以退休了。“但我可能还是贪心，我就觉得还是想找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去做吧，就这种不知足。你想清楚了就好了，错过的不就是金钱吗？”

離开互联网公司并不意味着轻松，吴皓感慨其实剪片的时间比在公司上班更长。“除了吃饭、睡觉，甚至睡觉你都不想睡，就一直想着它。这种工作的压力是来自于内在的，英文叫作flow，像是打太极拳的状态，完全地忘我。拍摄时多少还会有些问题，但剪辑是相当于把整个电影组装起来，真正在创作，我很喜欢那种状态，最让我愉快。”

剪《76天》的头一个月，每天早晨起来，面对屏幕里的素材，他先要哭一下，哭完像心理疗伤，觉得今天可以坚持。几乎同一时期，他在成都的外公因癌症去世，由于已是晚期，“还没回过神，就去世了”，他无法回来和老人说再见。“想着他走的时候和新冠病人一样孤独，就很心酸内疚。”此时的剪片如同疗愈，看着影像中人与人真实的情感与照顾，给了吴皓许多希望与信心。

素材里有一个镜头，医院门口仍矗立着红色的防护栏。护士长杨莉将一位病人的遗物整理好交还给家属，嘴上一直念着“不好意思啊”。防护栏内外，杨莉与家属都哽咽着。离去的人就像幸存者的伤痕。看到这个镜头，吴皓觉得这应该就是片子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