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彦

1918年12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周作人开篇明义地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从“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出发，中国文学里的故事叙述从此便被分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排斥非人的文学，提倡人的文学，这便是新文学之所以成其为新的核心要义。

文学研究会成立时，众人公推周作人负责起草了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宣言。周作人是早期文学研究会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重镇，而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也可以视为周作人“人的文学”思想的延伸和发展。总体而言，“人的文学”不仅是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是现代以来真正的文学家们共同竖起来的理想大纛。

1957年5月5日，《文艺月报》刊发了钱谷融撰的《论“文学是人学”》。对照阅读《人的文学》与《论“文学是人学”》，可以发现两篇文章聚焦的具体问题虽有不同，但是对“人”的关注却有内在的一致性。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在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中，人道主义也被当成了理解“文学是人学”的“总钥匙”。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人人各不相同，周作人和钱谷融追求的都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质素，而为了能够实现这样的追求，就必然要求打破强加在人身上的种种外在的藩篱与束缚。

中国传统文学并非没有“人的文学”，中国传统社会也并非没有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