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月，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成立了文学研究会。他们对当时文坛上黑幕横行、鸳鸯蝴蝶乱飞深感不满，起而要求建设一种新的文学观。“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为了这人生，并且要改良这人生，从此成为了现代作家讲述中国故事的主流思想。后来，人们自然意识到游戏的、消遣的文学自有其价值，或许那样的小说才是小说之正宗。随着网络文学兴起，故事讲述的黑幕化、鸳鸯蝴蝶化急剧泛滥开来，更有一般写手肆意地叙述着一己之私欲，炫耀其金钱的文艺观，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百年前文学研究会成立时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似乎又摆在了当今人们的面前：文学何为？故事，又该怎样讲述？套用时下流行的话说，便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殷鉴不远，来者可追，惟能继往者方有开盛世之希望。现代文学发生至今，已形成了优良的新的文学传统，文学研究会便是这新的文学传统的重要源头。百年回首，不单是为了纪念过去，更是因为温故方能知新。一个世纪亦是一轮回，是以总有世纪末焦虑的出现。时间的轮回不必导致循环论，循环的是时间，人的思想若要跳出循环之外，需要时时警惕曾经的不好的思想的重来，继承发扬优良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新民主主义以来的新的文化传统——讲好中国故事，当有此格局。

——咸立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019年4月16日，《求是》杂志第8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跳出“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達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

其中，“身边的小小的悲欢”用的是鲁迅的话，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原语是：

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蹁跹回翔”，唱得“婉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都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鲁迅不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但是他对文学创作中“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所持的态度，却与文学研究会主导思想相一致。

因教育部官员这一身份的限制，鲁迅没有列名文学研究会，但是很多人都将鲁迅视为文学研究会的编外成员。鲁迅的许多文字也发表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上，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主张与文学研究会也颇为一致。比如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中所说的上述那段话，文学研究会的主将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茅盾在导言中指出那时候（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创作界的两个很重大的缺点：“第一是几乎看不到全般的社会现象而只有个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第二是观念化。”鲁迅和茅盾对当时创作界拘囿于“身边的小小的悲欢”“个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表示不满，他们的意见，通过《中国新文学大系》不断地被经典化为文学研究会的主流思想。

鲁迅所说的“小悲欢”显然不等同于“个人悲欢”，“小”不等于“个人”，惟囿于个人而漠视或隔绝社会的才是“小”，这样的“小”不能与现在的或未来的“大”共鸣共振，这样的“小”是真正的“小”，仿佛海中一粟，虽在海中，却与海水格格不入，是相互隔膜不能相通的灵魂。然而，“小悲欢”与“全世界”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小悲欢”中可以蕴含着“全世界”，而“全世界”也正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小悲欢”组成；没有“小悲欢”的“全世界”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全世界”，结果只能变成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中批评的那种空洞的、抽象的“整体现实”。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冰心写道：

谁信一个小“心”的呜咽。

颤动了世界？

然而它是灵魂海中的一滴。

只有本是“海中的一滴”，方能融入大海，与大海浑然一体，故而自己小小的呜咽才能震动整个的世界。

鲁迅和茅盾关于文学创作“小悲欢”与“全世界”的思考需要放到具体的语境中，通过观照上下文才能够准确地把握和理解。被鲁迅评价为“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的是弥洒社的一群作者，小说方面的代表有胡山源、唐鸣时、赵景深等。他们在鲁迅眼里是“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而与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相对立。《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共有十集，其中三本小说集，小说一集主要编选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小说三集主要编选创造社的小说，小说二集则由鲁迅编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外的小说。因此，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中评价的都是自己所编选的小说，并不旁及创造社的小说。但是，当鲁迅批评弥洒社的小说创作时，窃以为也很可以视为是对创造社小说的批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这几乎就是郁达夫身边小说的恰切写照。此外，鲁迅并没有就“小悲欢”与“全世界”展开对弥洒社小说的具体分析，这固然与小说集编选的篇目有关，另一方面似乎也是鲁迅借此对为艺术的创造社小说创作的顺手一击。

鲁迅谈到自己为什么要进行小说创作时，说自己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并且要改良这人生。启蒙就是光明照亮黑暗，而要照亮的不仅是自己，更要照亮他人，乃至于全世界。《狂人日记》里的狂人觉醒之后，首先想到的便是启蒙自己的大哥。“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狂人日记》表面上说是以狂人口吻写出，“语颇错杂无伦次”，实际却隐藏着作家对启蒙深刻而周密的启蒙思考。启蒙，固然是要照亮别人，但是如何照亮，从谁开始着手，却是颇费思量的事情。狂人的启蒙大业从自己的大哥开始，选择从身边最亲近的人开始，窃以为这才是启蒙事业的应有之义。自古至今，多有以启蒙大业自任之辈，梦想要以自身的光芒照亮全世界，他们心中的全世界却大多并不包含自己的亲人。一个连亲人都无法启蒙的人，却总想着去启蒙、改变自己并不熟悉的他人（全世界），窃以为这并非是在扫一屋与扫天下之间进行选择，而是有点不敢直面真正的问题，是以颇有古代易子而教的意思。何为易子而教？孟子说：“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要点在于“以正不行，继之以怒”。对亲人，继之以怒容易招致“反夷”。但是，易子而教就没有“反夷”之弊了吗？应该也是有的，只是对于以亲缘关系为主导的社会来说，只要“反夷”不出现在亲人之间就可以了。但是这种教育思想恐怕与老子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太相符，大同社会理想的实现恐怕还是要消除易子而教的“反夷”之弊才好。换言之，便是启蒙最好还是从身边亲人做起比较好，这样才能够更清晰地让启蒙者思考启蒙不能行时是否要继之以怒，继之以怒而有“反夷”之弊时又当如何处理？有亲亲之心，而无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念，实际上将全世界里的他人都视为了抽象的数字，强行以自身之光照亮亲人之外的全世界，不能如意时动辄便要继之以怒，浑然不顾“反夷”之弊，自以为特异于众，实则与众隔膜，名为启蒙，实为祸害，这肯定不是鲁迅理想中的启蒙，也不是鲁迅想要的那种顾及全世界的做法。

鲁迅对弥洒社“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的批评主要来自文本阅读，以个人的敏锐的文学感知把捉到了文坛创作的某种倾向，而茅盾对“只有个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的批评却大不相同，乃是“根据了那时候三个月中间已发表的小说120余篇来研究它们的题材，思想，与技术”，而后得出结论，“竟可说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全数百分之九十八”了。近百年前，茅盾就以严格的统计数据报告人们文学创作的大体倾向，指出弊病，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数据分析的时代，但是却甚少看到像茅盾那样的统计分析，各种研究论著充斥着的主要还是传统的文学阅读，经验判断为主，伴随着少量的局部的数据统计。近些年来，中国小说的出版数量庞大，每年仅长篇小说就有几千部，大数据分析时代最善于处理的应该就是这类体量大的研究对象。一旦我们能够借助大数据分析，像茅盾那样，对每年发表的小说的题材、思想、技术等进行分析统计，一些文学上的问题就会更显豁地呈现出来，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否则的话，对问题的分析和认识各不相同，解决的办法往往不是驴头不对马嘴，便是空空洞洞的一句“让它自由发展”。

如何使创作走出“身边的小小的悲欢”？其实，这个问题更应该反过来问，为什么有些作家乐于表现“身边的小小的悲欢”？鲁迅谈到了作家文艺观的影响，茅盾则侧重从作家生活经验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乐于表现“身边的小小的悲欢”，一则是作家的创作个性使然，一则是作家自身的生活经验使然。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一个作家一旦形成了自身的个性气质，改变起来很困难，容易改变的往往不是最有成绩的作家。想要使作家的创作走出“身边的小小的悲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较为可行的便是让已成作家们多多经验新的生活，或径直发掘培养新的作家。茅盾年轻时挥斥方遒，批评文坛，指出作家的创作应该顾及“全般的社会现象”而不应该“只有个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的时候，还不是小说家。待到大革命失败后，茅盾从事《蚀》三部曲的创作，开手便顾及了“全般的社会现象”，以大气魄大格局征服了文坛。后来，《子夜》更是以空前的大格局谱写出辉煌的社会史诗。这时候，那些曾被茅盾批评为“只有个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的作家，大部分依然还没有走出“身边的小小的悲欢”。

“小悲欢”与“全世界”讲的主要是“小”与“大”的问题，就艺术本身而言，“小”与“大”跟作品的好与坏没有必然关系，以“小悲欢”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可以成为经典，以“全世界”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也可以是粗制滥造。但是，站在百年前奉行启蒙主义的文学研究会的立场上来看，文学创作自然需要走出“身边的小小的悲欢”，正如茅盾所说，“我觉得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是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因为我既是一个‘人，就应该负人群进步的责任”。这自然是启蒙者的文学观，也便是文学研究会奉行的文学观。他们的着眼点本来就是人群与人类，与人群、人类的悲欢不相通的“小悲歡”无益于表现他们心目中的人生，也就无法改变这人生。百年以降，世界已成地球村，人类的与世界的意识应该越来越发达才是，若是现在的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反不如百年前文学研究会成员，则与鲁迅尊奉的“改良这人生”自是冰炭两途。

在鲁迅的笔下，“小悲欢”这个词语只使用过一次，倒是“全世界”用的次数很多，在15篇文章中先后使用过23次之多。其中有些表述，即便是放在当下，也足以让站在21世纪前沿的知识分子们警醒，如鲁迅在《二心集·序言》中这样解剖自己：

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

这样的“坏脾气”，时下也颇为流行，有些以为大众代言自诩的人所叙说的全世界的苦恼，终究不过是个人的牢骚罢了，但是这些人偏偏将个人的“小悲欢”隐藏在“全世界”的名目下，将水搅浑，目的不过是借着“全世界”的名目谋取个人的私利罢了。鲁迅对于大的名目，向来抱有很大的警惕。在《电影的教训》中，鲁迅谈到影片《瑶山艳史》：

这部片子，主题是“开化瑶民”，机键是“招驸马”，令人记起《四郎探母》以及《双阳公主追狄》这些戏本来。中国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伟论，近来不大听到了，要想去开化，自然只好退到苗瑶之类的里面去，而要成这种大事业，却首先须“结亲”，黄帝子孙，也和黑人一样，不能和欧亚大国的公主结亲，所以精神文明就无法传播。这是大家可以由此明白的。

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国天下思想，隐含着“全世界”的美梦，这自然是大事业；但是对以“结亲”来达成“主宰全世界的伟论”，鲁迅并不认可，类似《瑶山艳史》那样的影片无论怎样“竭力宣传”，也不能真正地引起“全世界”的颤动。这是值得我们至今还应当思考和重视的。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