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翔

1964年，随着“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的成立，“文化研究”这门新型的学术研究开始浮出水面，从此也诞生了所谓的“伯明翰学派”。时至今日，虽然“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个学术机构早被关闭，但文化研究却已呈燎原之势，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门显学。同时，文化研究也在不断跨越学科边界，或“越轨”，或“扩容”，让人对其整体性的把握变得困难重重——若是梳理其历史谱系，文化研究有可能被简化为伯明翰学派思想的合集；若是考察其当下实践，文化研究又容易迷失在跨来跨去的学科门类中。基于这种局面，文化研究便有必要被重新认识和定义。于是我们看到，陶水平教授的《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理论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以下凡引此书，只标页码），正是将淹没在潮流之中的文化研究重新打捞，从学术谱系和理论建构中向读者呈现出其本来样貌的一部厚重之作。

文化研究难以定义的关键在于其跨学科的性质，它本身是反对界定与定义的，不管是研究对象还是理论范式，它也不局限于单一的学科，而是允许不同的学科话语与研究人员进入，尤其当下的“文化研究”已经远不止于英国的文化批评与实践，更是令人“眼花缭乱”。顺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文化研究开始尝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其中标志性的著作——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与报刊娱乐特别相关的工人阶级生活侧影》（1957）——开始摆脱英语文学批评的经典范式。后来在威廉斯等新左派人物的发展下，文化研究逐渐接受大众文化，跨学科的趋势更加强烈，并始终以一种“未完成”的姿态接受新的理论与话语进入。正如该书导论所说：

文化研究是一个复数的概念。文化研究并非一种完成时的单一主张，而是一种在历史变化着的知识工程和思想资源中不断重建自己的学术话语。（P05）

这也是文化研究对现代社会学科分工制度的一种突破，试图重新构建社会对知识或文化的认识。文化研究的学者认为，只有跨越学科的壁垒，在差异中实现知识的“接合”，才能适用于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文化现象。同时，“接合”又会在新的社会机制中被推翻与锻造，形成新的统一，所以，处于动态的变化才是文化研究的常态。因此，要认清文化研究，就要把握住它的学术谱系。文化研究的学术旅行已进行半个多世纪，吸收和延展出来的理论路径已纵横交错，要构建它的学术谱系并非易事，借由该书的谱系研究，我们可以一窥文化研究本质特点——持续与断裂。

文化研究的持续与断裂在于它本身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接合”。一方面，学术谱系的历史脉络将文化研究串联起来，形成整个学术范式中“文化与文明”二元对立的持续性；另一方面，文化研究的理论实践又强调接受新的、合适的理论范式，重塑自身视野。这是陶水平试图在该书中重现文化研究的一大特点。

文化研究的持续性，来源于其早期的学术渊源。一般来说，文化研究的开端会以1964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为基点，但文化研究的批评视野并非开始于这一场事件，而是有更深刻的历史渊源。该书也将探寻文化研究谱系的笔触，放到更远的英国早期文学研究——阿诺德、利维斯等人的文学批评，挖掘出文化研究更早的思想基础，即阿诺德提出的“文化与文明”二元对立的传统。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认为文化可以改变由工业革命带来的英国人对物质文明自视甚高的姿态，教化深陷文明社会中的“群氓”“非利人士”“野蛮人”，文化旨在追求内在精神的崇高，是对社会狂热追求物质文明的救赎。虽然阿诺德这一说法局限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文化与文明冲突，但这也是对现代社会进步的反思与批评，也为文化研究的誕生做出重要奠基。同样，约翰·斯道雷也认为“文化与文明”这一传统影响了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来近乎一个世纪的文化研究。（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P21）文化研究的系列著作显现，“文化与文明”的对立是对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的宏观把握，具体到微观呈现上，不仅是指工业革命带来的古典与当代的对立，也逐渐发展为大众与精英、主流与个体、文字与图像、作者与读者、主体与身份等关系的对立，这些都是后期文化研究领域的主要命题，它们都试图从这一对立中关照人的主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在文化研究正式崛起后，文化一词虽然不再是阿诺德所说的“世人所思、所表的最好之物”或“使上帝的理性与愿望盛行于世”的古典概念，但是文化也成为一种可以表征意义的符号，可以在社会结构的不同领域进行游走，将不同的话语与实践进行接合，同时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形成对立，实现对现实社会的一种介入行为，也延续了在对立中进行反思与批评的理论思路。除此以外，文化研究的持续性并非仅此一角，如该书中反复提及的“多元、复数”等特点，都是持续性的体现，正是如此，文化研究才能在理论的不断重建中保持韧性，不迷失在理论文字的迷雾里。

文化研究的断裂性，体现在自身理论范式不断的重塑与决裂。从“文化”一词的内涵与外延来看，文化研究在不同阶段对其认识也存在差异。早期阿诺德、利维斯等人对文化一词的认识，留有强烈的文化精英色彩。阿诺德认为，文化指向的“最好之物”是伟大的作品对贵族、中产阶级及工人阶级的教育作用，而创作伟大作品的人就是少数的精英分子；利维斯也是将文化与精英知识分子绑定起来，认为“文化是少数人的专利”。他们几乎一致地认同，大众文化并非具有合法性地位，反而是扰乱文化的敌对分子，充满破坏性。而在文化研究崛起之时，威廉斯等人将文化的含义进行重塑，他认为文化具有三层含义：一、用来描述18世纪以来思想、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二、表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关于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群体或全体人类）；三、用来描述关于知性的作品与活动，尤其是艺术方面的。（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三联书店2005年版，P106）从威廉斯开始，文化已不仅仅是指少数精英分子文学艺术创造的结晶，也是工人阶级等大众群体的日常生活方式形成的文化现象。虽然这与威廉斯等人的工人阶级出身有关，但也体现了文化研究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断裂感。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文化作为政治经济的上层建筑，受到其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弗洛依德等人精神分析学说将文化作为管制自我本能的一种社会制度，实现对本能的超越……该书每一次对“文化”概念范畴的打开和扩展，都呈现出文化研究在理论范式上的重塑与突破。与之相应，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也经历了从文化主义到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意识形态、从葛兰西文化霸权到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变迁，每一次转向之间的断裂是不言而明的。从精英到大众，从宏观至微观，它的理论路径在时代更迭之中保留了强烈的历史感，它对自身的每一次重塑不仅是一次理论的重建，更是它追求一种政治性实践的体现，因此具有时代烙印，这是文化研究与其他学术研究领域的不同之处。

正是因为文化研究具有持续与断裂的特点，所以，撰写它的学术谱系与理论建构的著作就需要勇气与实力。就像创作一篇长篇小说，文化研究的持续性要求作者要有宏观的驾驭能力，断裂性又需要作者能落脚于细微之处的枝枝蔓蔓。陶水平在对这本著作的结构布局相当用心，每一编篇幅与章节相近，多数有引论文字或结语，便于阅读。因此，他的《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理论建构》不仅是一本60多万字的皇皇巨著，更是一幅关于文化研究的立体图绘。

通读全文，这该书的内容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学术谱系的立体性。这该书对于学术谱系的勾勒具有非常清晰的思路，一方面，它从纵向上的时间来顺藤摸瓜，从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开始，到文化研究的崛起——伯明翰学派的诞生，解析了不同时代中的文化研究；另一方面，从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吸纳和重建入手，横跨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等不同学科领域，介绍了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的“越轨”与“扩容”；最后，还对文化研究在空间地域上的撒播情况进行了一定的介绍。因此，这该书为文化研究绘制了一幅丰富立体的学术谱系。

第二，理论构型点面結合。这本书有大部分是在对理论进行介绍和总结， 在理论构型这一编中，作者不仅对理论著作进行详尽的概括，而且试图从不同学者的评述中展现该理论的全貌，此外还对思想家进行生平介绍，史论结合，相互印证，部分之处稍作援引，点面结合，相当扎实。虽说在理论范式与理论构型之间解读时有交叉，稍显复沓，但也是有史有据有论，便于读者顺畅地阅读。

第三，具有前瞻性和民族性。该书的最后部分，不仅关注了文化研究的全球撒播和后现代转向，而且对它的前瞻性问题保持关注。陶水平让“出离”的文化研究完成一次“奥德赛”的旅途，重回文学理论的研究领域，不仅希望“后伯明翰时代”的文化研究可以再上层楼，而且试图让文学理论研究可以突破自囿。尤其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视域中，本世纪初的文学边缘化、终结论等论调揭露了文学理论的某些困顿，西方文化研究的进入形成巨大的冲击。这该书也对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结合问题进行相关思考，陶水平认为中国文学理论学科需要结合民族特点和文化差异，建立与文化研究之间的独特的学科归属关系。他将希望寄托在文化诗学研究的未来，不仅继承其师童庆炳先生的诗学理念，而且将西方文化研究的发展路径与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的发展结合起来，在全球化视角下，理论的交相辉映是文化研究的新特点。

总的来说，《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理论建构》通过系谱学的方法追溯了文化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和理论建构，呈现出立体多元的谱系特点，搭建起丰富扎实的理论构型，还原了文化研究的本来面貌。虽然文化研究已经不再如几十年前一样热门，但是依旧能够为现在的学界带来诸多启迪，尤其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参考意义。无论是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理论研究，都将会在持续中扩展，在断裂中重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