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涛?庞伟伟

摘   要：汉代私人撰史之风兴盛，虽然官修史书不如私撰史书的声名显赫、流传广泛，但史官制度和官修史书一直都在延续，并不断发展创新。汉代弱化了专职史官的设置，由皇帝直接挑选有才学的官员参与撰史，并固定了修史机构。汉代的官修史书也比较丰富，特别是《东观汉记》一书，作为我国第一部官修纪传体史书，开创了官修国史的制度，丰富了纪传史体的内容，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汉代;史官制度;官修史书;《东观汉记》

但凡论及汉代的史学发展和史书编撰，《史记》与《汉书》无疑最受关注，因为二者不但开创了纪传体通史和纪传体断代史的体裁，还作为正史被列入“二十四史”之中。《史记》与《汉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二者都是私撰，《史记》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班固撰写《汉书》时也曾因私作国史而下狱。相比之下，汉代的官修史书就很少有人关注。事实上，汉代不但延续了商周以来的史官制度和官修史书传统，还作出了诸多发展创新，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汉代的史官制度

从《史记》到《汉书》，两汉史学有了较大的变化，这尤其体现在纪传史体的发展成熟上。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变化，虽然不是这么的明显，但影响可能更为深远，那就是史书的编撰逐渐从私撰向官修转变。《史记》是司马迁私撰的“一家之言”，《汉书》一开始也是班固私撰，但从明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1]开始，其修史就难免会受到统治者的影响了。譬如在班固撰写《汉书》期间，明帝以西汉两司马为例对其进行告诫：“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2]班固则心领神会，“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3]

从私撰向官修的转变有着深远的制度基础。根据先秦的文献记载，商、周时期，我国已建立了完善的史官制度;至晚到周代，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就有了稳定的撰修国史的制度。春秋末年，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撰史之风开始兴起;但史官制度和官修史书一直都在延续，只不过因种种原因，官修史书不如私撰史书的声名显赫、流传广泛罢了。汉代亦是如此。汉初的官制多因循秦朝，如《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職。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4]史官制度也是如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

西汉的史官设置与秦大体相同，有御史中丞和太史令。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的属官，“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5]。可见御史中丞的职责很广泛，只有掌图籍秘书这部分属于史官的职责范畴。太史，或称太史令，武帝时才恢复设置。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先后担任此职。太史令的职责与古代史官类似，既掌星历，又掌记事，天官、史官合一。西汉时，太史令的史官功能开始逐渐弱化。这种趋势从司马迁就开始了。譬如改历和著史是司马迁人生中的两件大事，其中改历属于官方行为，著史则是私人行为。因此有学者认为：“西汉太史令能称得上史官者，实即司马迁父子两任。”[6]王莽时，又曾置柱下五史。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居摄元年（公元6年）王莽称帝，“祀上帝于南郊，迎春于东郊，行大射礼于明堂，养三老五更，成礼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政事，侍旁记疏言行。”[7]刘知幾指出：“听事，侍旁记迹言行，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此其义也。”[8]

到东汉时期，太史令已没有了史官的职能，完全变成了天官。《史通·史官建置》论及此事称：“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故张衡、单扬、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候而已。”[9]东汉专门设置的史官是兰台令史和校书郎。兰台令史是由掌管兰台图籍秘书的御史中丞演变而来，但职掌比较单一，主要是掌校图书、编修汉史。校书郎的职责应当与兰台令史相似，如班固就先后任兰台令史和校书郎，参与撰修国史。因兰台令史和校书郎均在兰台办公，因此兰台成为东汉初撰修国史的固定场所。章帝以后，撰史之所改为东观，由皇帝选派有才学的官员参与撰史，不管职务如何皆称“著作”。刘知幾指出：“至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为著作，竟无它称。”[10]著作虽然不是正式的官职，但职掌却是撰修国史，是事实上的史官。魏晋史官“著作郎”便源于此。

二、汉代的官修史书

汉代修史的情况比较复杂，私撰和官修的界限往往混淆不清，因此对史书性质的判断也因为标准的不同而各异。譬如牛润珍先生认为：“东汉建武中，班彪以司徒的身份编写汉史65篇，应属官史性质”[11];并解释其原因称：“班固因班彪撰《汉书》，被人告发，以私改国史罪下狱，由此可知彪之史书为官史。”[12]其又称《汉纪》为官方史书：“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荀悦以给事中、秘书监受诏撰《汉纪》……自荀悦撰《汉纪》，至曹丕代汉，官方史书著作一直保持在秘书监。”[13]许殿才先生认为：“袁宏在《后汉纪》序中提及的参考书还有《汉名臣奏》，这应当是一部官修的记言体史书。汉代官修的史书，现在可知的还有《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中著录的《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大年纪》五篇……见于《汉书·艺文志》中的汉代官修史书，可能还有：《六艺略·礼类》著录的《封禅议对》十九篇，注曰‘武帝时也。还有《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14]还有学者认为，班固在《典引序》中的记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汉书》的‘官书性质——虽然《汉书》主要出自班固一人（或班氏家族）之手，但它是遵循了明帝‘圣论指导下完成的，这与《史记》的‘一家之言有根本的不同”[15]。

杨翼骧、叶振华先生对官修与私修做过一个界定，他们指出：“有些史书，与官方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私人撰成的，如陈寿的《三国志》、袁宏的《后汉纪》、范晔的《后汉书》等，当然是私修之史。还有一些史书，与官方有牵连，或是由帝王敕命，而以一人之力撰成的，如荀悦的《汉纪》、沈约的《宋书》等，或是私家已有尚未完成的旧稿，又经帝王敕命，甚而有官方大员曾略为参预，但主要是由一人撰成的，如李百药的《北齐书》、姚思廉的《梁书》和《陈书》等。这些书虽然都奉帝王之命，已带有官方色彩，而实际上仍是私修。我们认为，只有经过几代史官相继撰修，或由帝王敕命组织修史人员，成于众人之手的史书，才是官修。”[16]按照这样的标准，《汉书》《汉纪》等史书当然不能算作官修史书。因此，在杨翼骧、叶振华先生《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一文中，汉代的史书仅录了《东观汉记》一种。

其实，按照杨翼骧、叶振华先生的定义，汉代还有两种记注类史书称得上官修史书。一种是著记，或作著纪、注记。《汉书·艺文志》载有“《汉著记》百九十篇”[17]，并作为撰写《律历志》《五行志》的材料。《汉书·律历志》在记载西汉帝王在位时间时均以著记为据，如“著《纪》，高帝即位十二年。惠帝，著《纪》，即位七年。高后，著《纪》，即位八年。”[18]《汉书·五行志》罗列西汉灾异并称：“凡汉著纪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19]从这些材料可见：著记篇幅很大;内容权威而被班固作为依据，应该是官方记录;详于灾异，大概是出于有天官职掌的太史令之手。牛润珍先生指出：“《汉著纪》全书一九○卷，前后历西汉十二代皇帝，从其篇幅和所历时间看，当有专官专职其事，而太史令执掌这项事业的可能性最大。”[20]著记的撰写制度一直延续到东汉，《后汉书·马援列传》载：“显宗召见，严进对闲雅，意甚异之，有诏留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21]校书郎是东汉的史官，可见著记的确是由皇帝组织、成于众史官之手的官修史书。

汉代另一种官修的记注类史书是起居注，现在见到名字的仅有《禁中起居注》《明帝起居注》《灵帝起居注》《献帝起居注》。起居注的作者已不可考，一般认为是由宫中女史负责编撰。如《隋书·经籍志》云：“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则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然皆零落，不可复知。今之存者，有汉献帝及晋代已来《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22]起居注的编撰很受统治者的重视，《后汉书·皇后纪》记载，明德马皇后“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23]。起居注在当时应该是一种比较重要的史书，如《灵帝起居注》《献帝起居注》便是袁宏撰写《后汉纪》的主要参考书。《后汉纪·序》云：“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掇会《汉纪》《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24]

三、《东观汉记》的修撰与贡献

汉代官修史书的最大成绩是《东观汉记》一书。它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纪传体史书，是东汉人自己所写的东汉历史。明帝时，藏书、校书之所是兰台，为方便查阅资料，修史也在兰台。章、和以后，藏书、校书之所迁到东观，于是修史也迁到东观。此书本名《汉记》，后世因其成于东观，故称其为《东观汉记》。《东观汉记》的编撰历经汉明帝至汉献帝几乎整个東汉时间，其中大规模的编撰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是明帝时，令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等人记述光武帝时的史事，所记包括纪、列传、载记。这是《东观汉记》修撰的开始。《后汉书·班彪列传》云：“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25]

第二次是安帝、顺帝时。永宁年间，临朝称制的邓太后令刘珍、李尤、刘毅、刘騊駼等人记述建武至永初的史事，所记包括纪、传、表。《后汉书·文苑列传》云：“永宁元年，太后又召珍与騊駼作建武以来名臣传。”[26]李尤“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27]。《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云：“复子騊駼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騊駼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28]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云：“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29]顺帝时，修撰工作还未完成，刘珍、李尤二人便先后去世，于是又命伏无忌与黄景接替。《史通·古今正史》云：“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30]至此，基本完成了光武、明帝、章帝、和帝、殇帝五代的纪、传、表、志、载记，体制已经相当的完备。

第三次是桓帝时。《史通·古今正史》云：“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实、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等人。实、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31]除上述诸人外，伏无忌、黄景、邓嗣也参与了撰述。《后汉书·伏湛列传》云：“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32]《后汉书·邓寇列传》记载，邓嗣“永寿中，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33]至此，一共撰成一百一十四篇，并且有了《汉记》这个名称。

第四次是灵帝、献帝时。《史通·古今正史》云：“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蔡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34]这次修史，见于史书的就有七人，其中蔡邕所做工作最多。《后汉书·蔡邕列传》云：“其撰集后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35]此次编撰因董卓之乱而中停，尽管三国时期仍有人进行续补，但最终还是未能修完。《史通·古今正史》云：“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至于明贤君子，自永初以下阙续。魏黄初中，唯著《先贤表》，故《汉记》残缺，至晋无成。”[36]

《东观汉记》的缺点很多，记述颇为烦杂，以至于很快就失传了。但作为我国第一部官修纪传体史书，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譬如它开创了官修国史的先例，为后世历代国史的修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保存了大量官方原始资料，为此后的东汉史著提供了史料来源。

一是开创了官修国史的制度。从《东观汉记》开始出现了当代人撰写当代史的现象，至此开创了历代官修本朝史的传统，后世逐渐形成了国史著作制度，或一朝一修，或一朝数修，“东汉凡四修，曹魏三修，孙吴四修，东晋三修，南朝宋四修，北魏六修”[37]。《东观汉记》在修撰时，并不仅仅依靠史官，而是广泛选择有才能的学者来参与，以“著作”的身份兼职修史。如杨翼骧、叶振华先生指出：“《东观汉记》是东汉一代官方四次相继撰修的本朝史，参加修史的人数，见于记载的共有二十七人，其中如班固、贾逵、刘珍、李尤、伏无忌、崔寔、延笃、蔡邕、卢植、杨彪等都是学识渊博、精通经史的著名学者，是撰修史书的上选人才。”[38]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从魏晋开始，就逐渐有了著作郎、著作佐郎的专职的史官，从事日常的修史工作，而一旦有了重大的修史任务，又在官僚队伍中广泛选择才学出众者“兼修国史”。《东观汉记》先后在兰台、东观进行修撰，以此为契机就逐渐形成了固定的修史之所。后世也依此法，譬如从魏开始，便设立了著作局，作为专门的修史机构;到唐贞观年间，又别置史馆。

二是丰富了纪传史体的内容。《东观汉记》继承了《史记》《汉书》开创的纪传体，也继承了《汉书》开创的断代史。纪传体中的本纪、表、志、列传，在本书中都得到了保留;在篇末一般还有结语，相当于《史记》《汉书》中的论赞。在继承的基础上，它还有所创新，如载记和《朝会志》《车服志》都是新创的名目。载记是《东观汉记》新创造的史书体裁，主要用来记载不属于正统王朝的割据政权的事迹。这种设计扩展了纪传体史书的记述范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后世多有沿用，《晋书》就有载记三十卷，专门记述十六国时期的历史。《朝会志》是后世史书中《仪卫志》《营卫志》的源头。《车服志》也成为后来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少史书中得到了保留，譬如《后汉书》《晋书》《南齐书》《旧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中都设有《舆服志》，《新唐书》设《车服志》。

三是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隋书·经籍志》著录《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以此书与《汉书》相比，《汉书》记录西汉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共一百卷;此书记录东汉光武帝至灵帝一百六十三年的史事，共一百四十三卷。记事年数少了六十多年，卷数却几乎多了一半，可见其内容丰富程度。这是因为《东观汉记》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本身就有取材上的便利;再加上是官修史书，不但掌握兰台、东观所藏的官方材料，还可以大量征集各地私家保存的材料，所以材料来源广泛，写出的史书内容自然丰富。因此，杨翼骧、叶振华先生指出：“《东观汉记》的价值，主要在于拥有大量的原始资料和私人难以掌握的各种资料，其后在三国、两晋、南朝时期，私人撰著东汉史书者多达十家以上，其资料来源多取之于此书。”[39]

注释：

[1][21][23][25][26][27][28][32][33][3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4页，第859页，第410页，第1334页，第2617页，第2616页，第558页，第898页，第618页，第2007页。

[2][3]（清）严可均辑，许振生审订《全后汉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6页，第256页。

[4][5][7][17][18][19]（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22页，第725页，第4082页，第1714页，第1023页，第1506页。

[6][11][12][13][20][37]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第41页，第41页，第60页，第62页，第230页。

[8][9][10][29][30][31][34][36]（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龙通释《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页，第218页，第220页，第243页，第243页，第243-244页，第244页，第244页。

[14]许殿才：《中国史学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

[15]陈君：《环绕班固〈典引〉的诸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10年。

[16][38][39]杨翼骧、叶振华：《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4期。

[22]（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6页。

[24]（晋）袁宏著，张烈点校《后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页。

作者 黄海涛：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庞伟伟：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