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静烽

去年9月底，那是英国没有封锁的时候，我孤身一人飞往伦敦攻读哲学本科。列车沿着机场线，向人烟熙攘处驶去。前来接站的学姐一手替我分担行李，另一手悬在车窗上活络地画圈：这一处是新建的大学区，那里有你时常可去的市集……陌生城市的灯火映在车窗玻璃上，现出一张戴着口罩、茫然四顾的脸。

这是异国他乡的第一晚，我的脚尖刚刚落地，心底的怕与盼远未醒来。真正开始知觉到新的生活就此开启，是在接下来的隔离期间。彼时英国政策相对宽松，隔离期的行动起居并无人监管。初来乍到，我只能窝在10平米的公寓房里，心痒时就看看新闻，疫情星星点点此消彼长的势头，让我又瑟缩起来，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一缩，竟也足不出户待满了14天。

隔离间的小窗正对公寓楼的天井，透不进雾都的阳光，也无风景可言。楼上住的是医学生，每日听到天花板上传来烧杯滴管之类发出的叮叮咣咣声，也不知道在捣鼓些什么。两周的隔离期内，通往新世界的窗户只能从现实转为线上。我了解到，所谓的“大课”（lecture）已被提前制成视频挂在校园网上，每门功课的研讨会（seminar）便成为结交新友、讨论新知的少数通途。心善手辣的教授们一天几十页文献照旧流水般地派发，道理倒也光明正大：“病毒唯一不会侵扰的，是思想。”于是我终日浸在书页里，如此往复，不觉窗外叶落。

开学第一课——存在主义研讨会，那是大课之外的加餐，我们三五人一班，连线那位高眉深目、新染了一头红发的青年博士，在他的课题下修习哲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