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岚熙

《地铁义警》

（Subway Vigilante）

导演 | 斯凯·博格曼

语言 | 英语

《地铁义警》是网飞系列纪录片《真实犯罪剧集：媒体审视》中的一部。故事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纽约。这也正是纽约治安极为混乱的时期，城市濒临破产，街头犯罪频发，而警察数量不足，市民普遍缺乏安全感。人们在地铁上经常受到袭击、抢劫和殴打。直到有一天，一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中年男人引爆了这一切。

“义警”之名来自《纽约邮报》妙笔

这个男人叫本哈特·哥茨。他早年毕业于纽约大学并取得核工程学位，当时在经营一家电器测试和维修事务所，生活并不富裕，每天搭乘地铁上下班。1984年12月22日，哥茨在曼哈顿下城的二号线车上被四个年轻人围住，向他要5美元用用。据哥茨后来说，自己当时正在烦恼项目上的事，听罢站起来一边说“我给你们每人5美元”，一边掏出手枪射击。射击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一人因被击中脊椎而瘫痪。哥茨也在枪响后逃逸。13天后，他向警方自首。然而在这短短的13天中，他已名扬纽约。

那个时候的纽约，社会秩序相当失序。人们称之为“美国的谋杀之都”。尤其地铁更是纽约的“地狱”，平均每天会发生38起刑事案件。由于糟糕的治安环境，公众对在地铁中行侠仗义的行为反而很认可。该案曝出后，媒体纷纷将该名男子描述为“虎胆（death wish）枪手”。《纽约邮报》的记者史蒂夫·邓利维更是送了他一个响亮的绰号：“地铁义警（subway vigilante）”。这个称号传得如此之广，甚至连纽约市长也这样称呼他。一时间，有关他的传说沸沸扬扬——有人开玩笑将其与蜘蛛侠、闪电侠并列，称其为地铁游侠。

其实这个时期，在地铁上进行巡逻，维持秩序的另有其人。他们戴红色贝雷帽，穿白色上衣，通常是强壮的青年。他们自称“守护天使”，在各列车厢“行侠仗义”。纪录片找到了守护天使的创始人柯蒂斯·斯利瓦。他说：“1979年，这座城市濒临破产，当时没有地铁警察，于是我成立了守护天使安全巡逻队。我们会冒着生命危险在地铁上保护受威胁的人。大部分警察认为我们是戴着红色贝雷帽的‘痔疮，但是他们又找不到足够多的痔疮药对付我们，于是放任我们自生自灭。”甚至当守护天使抓到一个持刀抢劫者，试图将其“扭送法办”时，警察却连守护天使队员一起扣了下来。

守护天使视“地铁义警”为同伴，全力游说政府赦免他的刑事责任。一时间，戴红色贝雷帽的年轻人除了在地铁上与警察争夺地盘，还开始举行街头游行。他们表示，那些抢劫哥茨的小混混他们都熟悉，这些人常年在二号线抢劫，都有过犯罪记录。警方这时候也表示，在这些小混混上衣的口袋里找到了磨尖了的螺丝刀。这一说法进一步让公众相信，这位地铁义警做的是行侠仗义之事。加上13天过去，警方毫无线索，加剧了人们对这个形象的神秘想象。因此，当1984年12月31日，哥茨现身自首后，公众是很有些惊讶的：这是一个文弱的、穿白衬衫、戴眼镜的37岁白人男子。他浅色头发，样貌普通，甚至连谈吐都不算激烈。“这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地铁义警。”发明这个词的史蒂夫·邓利维说道。

陪审团成员大多曾受到地铁侵扰

纪录片展示了哥茨接受讯问的录像视频。他向警方说明，自己曾经被几个黑人小混混抢劫过。“他们故意袭击我的膝盖。他们没有武器。要讓你残废，不一定要用武器。他们企图把我推向玻璃门。如果有人想杀我，我不在乎，但我不想被打成残废。”哥茨向警方解释自己为什么在纽约街头总是感到恐惧时说。

但警方并不以为然，仍打算起诉哥茨谋杀未遂罪和故意伤害罪。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市民近乎疯狂地支持这个犯罪嫌疑人。各个市民组织都在举行筹款，为他争取保释和辩护资金，马克·贝克律师为其出庭辩护——他还和同事有这样的讨论：谁接到这个案子，谁就拥有了世纪之案。接到这样的案子，这是律师的梦想。

此外，全国步枪协会也在推动法律修改。当时在纽约申领持枪牌照是非常困难的，哥茨也申请了，但并没能获得——但是为了自卫，他还是在其他州买了枪，带到了纽约。全国步枪协会在报纸上铺天盖地地宣传观点，提出守法公民有保护自己的权利。“阻止坏人作恶的方式，就是让好人手中有枪”——当时报纸的标题经常如是。然而对此，里根总统并不认同。他说：“人人擅自执法，那么文明会面临崩溃。”

1987年4月27日，对哥茨的审判正式开始。此前颇费周折的是陪审团成员的选任。由于案情家喻户晓，想要找对此案一无所知的局外人非常困难。有意思的是，控辩双方都共同有倾向性地选择了有过在地铁被袭击体验的人。辩方希望他们对哥茨感同身受。控方则希望能问陪审团这样的问题：既然你们也有过这样的境遇，为什么当时你没有反抗，而哥茨为什么被允许有这样枪击的权利？可以说，检方的这一判断最终影响了案情的走向：那些人虽然当下不曾反抗，但每个人却期待着有人能为他出头，维护正义和秩序，这个人现在正在被告席上受审。

庭审交锋开始。检察官满心以为胜券在握。因为哥茨在讯问中承认，自己在开枪时，并不完全是“自卫”。甚至大言不惭地表示，我就是要收拾这些家伙。要不是没子弹了，我会一直开枪。两名抢劫者的枪伤在胸部，另外两名则在背后，说明是背对着哥茨时被击中，很可能正在逃跑。哥茨自己描述的细节更令人大跌眼镜。四人中一名青年叫达雷尔·卡贝，哥茨第一枪没击中他的要害。之后，看着已经倒地的卡贝，哥茨竟然说：“你好像没什么事，再来一枪。”最终导致卡贝脊椎受伤下身瘫痪。这几乎要致命的第二枪，也成为他被控谋杀的重要证据。

巨額民事赔偿和没有了光环的“英雄”

对此，律师的抗辩策略是，将哥茨在讯问时说的话极力证明为“一种想法，而非真正的事实”。贝克律师拒绝让哥茨在庭上接受交叉讯问。他认为“哥茨的精神状态可能支撑不过20秒的交叉讯问”。无论是“再来一枪”，还是“会一直开枪”都不过是他在被抢劫之后、加上此前阴影的应激反应（相当于被人欺负之后，人们在脑海中给自己的重演机会）。关键还是要看证人所证实的情况。有趣的是，几乎所有证人——其中大半还是由检察官提供——都表示，枪声是密集、不间断地响了四五声，而不是分两个阶段出现。律师成功动摇了陪审团对于哥茨被讯问时自己对言辞的确信，守住了关键的一分。

最重要的一场庭审时，守护天使们也登场了。律师请几位守护天使上来扮演当天四个抢劫者。守护天使则派上了几个身材壮硕和表情凶狠的黑人成员，咄咄逼人和眼露凶光。尽管一言不发，但肢体语言足以让陪审团惊慌失措。律师很成功地让哥茨当日如何受四人围攻而“被迫还击”的情景重现。法官看来对此饶有兴趣，不但让这一重现继续，还要求“抢劫者”走几步，看一下当时哥茨这个“瘦弱文气、戴金丝眼镜、核工程专业毕业生、电器测试和维修业主”，能做出什么反抗或别的选择。检方对此十分不满，当庭向法庭提出抗议，认为这会误导陪审团的判断。然而为时已晚，陪审团成员眼中已经大多带有恐惧，以及对于自己曾受过的地铁抢劫的代入感。

最终，1987年6月16日，陪审团宣布，谋杀未遂罪和故意伤害罪均不成立。但是非法持有枪支罪仍然成立，判处哥茨有期徒刑一年，罚款5000美元。消息一出，守护天使和支持哥茨的市民们全都欣喜若狂。哥茨也放弃上诉，接受服刑。

有意思的是，本片导演并没有“一边倒”地描述这个故事。他将镜头给到了四个抢劫者。特别是终身瘫痪的卡贝，其母亲表情愤怒而绝望。黑人平权组织也走上街头，声称陪审团是因为抢劫者是四个黑人、哥茨是白人才做出这一判决。他们还质疑，陪审团中只有两名黑人，这个构成显然会“造成不公和种族歧视”。

这股情绪转化为了对哥茨的民事诉讼。卡贝起诉了哥茨，索赔5000万美元。哥茨这次没有那样好的运气。他的一些言辞被曝光，证明他对卡贝等人充满攻击心理。例如，“如果我当时开枪是打死了他们，对社会来说也许反而是件好事……那个瘫痪的人吗？我认为对他母亲来说，当时没生下他就好了”。他还讲过多次“黑鬼”“社会毒素”之类的话。加上庭内庭外的施压，哥茨输掉了民事诉讼。法庭判其赔偿卡贝4000万美元——而哥茨全部财产仅25万美元，还在这几场诉讼中消耗殆尽。不久他宣布破产，卡贝并没有拿到什么赔偿。

然而这场诉讼并非没有意义，它一定程度上平复了黑人平权组织的怒火。代表卡贝求偿的律师在镜头前表示：“这是告诉那些人，不能因为有所谓的地铁义警案例在先，你们就可以随意开枪击伤黑人。否则，要你们赔到破产。”《每日新闻》的社论终以四个大字标题总结了这场全民闹剧：“No Hero. Never was.”没有英雄。从未有过。这也是纪录片《地铁义警》的高明之处，把这一事件置于多方视角之下，或许才能看得更为清楚。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