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这个运动不能再搞下去

1973年5月25日，一架前往香港的飛机从北京起飞，机上乘坐的是时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已92岁高龄的章士钊。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问题，欲开启“第三次国共合作”。

抵达香港后的章士钊，因频繁活动，劳累过度，37天后病逝于香港。

民国时期，章士钊仗义辩护陈独秀“危害民国案”，长达53分钟的滔滔雄辩旁征博引、洋洋洒洒，使得“政府不等于国家”这一声音，响彻大江南北，其辩护词被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章士钊于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9年10月任馆长时，章士钊已经78岁，但他并非静养天年，而是对时局、国策等建言不断，且多敢为之举。最为人称道的便是在动乱非常、人人自危的文革时期，他向毛泽东直言文革之弊，认为这个危害国家的运动不能再搞下去了。

试想，章士钊曾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国民政府的参政员，还曾被鲁迅痛骂为“落水狗”，如此经历任何一项，在造反派“横扫一切”的恐怖中，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都万分“有理”。所以，这样的情形下，章士钊的所言所为，可谓之大义大勇。

据相关史料及其女章含之的回忆文章记载：文革初期，章士钊见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并公然提出“打倒刘少奇”时，便深感不安和愤怒，并直言表示：“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这些家伙（“四人帮”一伙等人）要把中国毁掉。”

1976年3月，章士钊同时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写信希望国家大局稳定。在给刘少奇的信中，他写道：“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毛泽东收到章士钊的信后，很快便给予了回复，复信很短：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其实在此前，章士钊已经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表达了他对文革的不满。

1966年8月19日夜，二三十名红卫兵冲进章士钊家，历数其“罪状”，两个多小时的批斗结束后，章士钊对其女章含之说：“拿纸笔来。”于是，毛泽东收到了章士钊第一封质疑文革的信，不过毛泽东对其未加责怪。信送出的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回电章士钊，告知主席已将他的信转批给总理落实。9月1日，他收到毛泽东的亲笔复信：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凭借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件，拟出了一份“宜加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一大批民主人士因此而免于文革劫难。

（作者：汪 静）

朱启钤：关于天安门广场周边建筑的建议

朱启钤（1872～1964）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建国前，曾为北洋政府官员。朱启钤年长周恩来近26岁，他们二人在不同的时代都担任过政府总理，周恩来尊重朱启钤，朱启钤敬佩周恩来，留下许多佳话。本篇为朱启钤之子朱海北先生回忆新中国成立后的轶事。

先父朱启钤，晚清时曾任京师外城巡警厅厅丞、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津浦铁路局北段督办。北洋政府时代，曾任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1919年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以后，在津沪一带经营实业，经办中兴煤矿公司（今山东枣庄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并在北京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建筑的研究。

上海解放后，周总理派章文晋同志（先父的外孙）到上海将先父接到北京。同行的有我的侄子朱文楷。此后先父即定居在东四八条住宅中，一直到1964年去世。先父回京后，对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颇有好感。他将珍藏的岐阳王世家文物共56件捐献给政府（明歧阳王李文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外甥，明初封为岐阳王）。这批文物中，吴国公（即朱元璋）墨、《张三丰画像》、明太祖御帕及纪恩册、《平番得胜图》等极为珍贵。其中仅《张三丰画像》一件，解放前美国人福开森就准备出三万美元购买，但先父出于爱国心，并未卖给他。政府为了表彰先父此举，除文化部予以嘉奖外，并曾将这批文物在故宫太和殿公开展出。

周总理对先父关怀备至，先父来北京后，就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因先父对古建筑研究有素，又让他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顾问；并先后安排他为市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人民政府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征求先父的意见。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秘书长薛子正派人将先父接去，参加市政府在旧司法部街老司法部内召开的座谈会。在座的还有雕塑家刘开渠等人。会上，先父发表了以下几点意见：

（一）天安门广场的周围，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

（二）扩建广场，移动华表时，要注意保护。特别是西边的那座华表，庚子时被打坏过，底座有钢箍，移动时要注意。

（三）广场上东西两面的“三座门”，尽量不拆。

（四）东西“三座门”之间南面的花墙是当初（约民国2年）为了与东交民巷外国的练兵场隔绝，经我手，在改建新华门的同时修建的，并非古迹，可以拆除。

这些建议，有关部门大体上采纳了。东西“三座门”开始并没有拆除，后来因为有碍交通，才不得不把它移走。

（作者：朱海北）

陈半丁：敢讲真话 有话直说

解放后，陈半丁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但他没有把个人的意见埋在心里。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被保护过关，并不因此改变自己为人为艺的一贯主张，他说“反右”斗争是“无事生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真是冤枉人”；还说，“我的右派帽子随时放在身边，戴上也不怕”，表现出一个正直的艺术家不向强势低头的大无畏的气概。针对历次运动中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的做法，他指出，“人民有了过去的经验不敢说话了”。1958年后，他针对“大跃进”等“左”的错误说道：“这几年事情办糟了的原因就在‘牛、‘马二字上，一是吹牛，二是拍马，现在没有逆耳之言，办事怎能不糟呢？”“不能全听吹捧—大跃进全是假的，不可靠！”

陈半丁信奉“民为邦本”的古训。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注意盖大楼，装点门面，而“要持民心”，要“管人民生活的好坏”。陈半丁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敢于发出这种不同的声音，其勇气令那些苟活者汗颜。陈半丁以其八十余年的人生阅历为基，能够洞悉世间是非曲直，但他毕竟只是一个艺术家，政治舞台上的风风雨雨他永远也弄不明白。解放初，一些美术界的领导对国画采取了压制政策，许多原在艺专任教的画家不再被聘用，有些留下的画家也改行做了其他工作，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陈半丁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56年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上他说：“本人做的事情，一直到今天焦头烂额，一点没有起色。不客气地说，现在才下手，已嫌迟了些。”并在会上与叶恭绰一起提出“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成立中国画院”的建议，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1957年，北京中国画院成立，终于使那些被排斥在美术院校之外的众多优秀画家有所归依，其功不可没。

60年代在北京市政协的一次会上又说：“解放前有人想把国画界一棍子打死，解放后国画是枯木逢春，但是现在很乱。”他针对美术家协会个别人对众多北方画家的偏见批评道：“美协对国画界有门户之见，认为南方的画家画得好，外面的画家画得新，这叫人不能服。他们多半是研究西画、雕塑、木刻的，对于国画不是真懂。他们一定要装懂，外行一定充内行，不能领导一定要领导，怎么能领导好呢？”这就是陈半丁，一个率真而又有所主张的艺术老人。他的批评未必完全正确，但并不是空穴来风。

齐白石去世后，京城国画界论资历和影响就要数陈半丁了，但陈半丁对同道朋友总是有求必应，尽力满足。不过也有例外，据半丁后人说，康生曾几次流露出对半丁作品的喜爱，意在索画，但陈半丁因讨厌这类政客，始终未予理睬，由此也得罪了康生。一次，在一个画家的展览上，因对一幅作品的评价与康生发生分歧，陈半丁毫不客气地说：“你是搞政治的，你不懂画！”独持己见，不向权贵摧眉折腰，可歌可泣。

（作者：朱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