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绍祥

有些事件曾长期存在于我们的记忆里，而能将其写成故事或小说，则需要某种机缘。

先说唐豹。和我师出同门的郭敏先生在江西做警察，干过刑警、户籍警、交通警。有一次他跟我说，师兄能把我写进小说吗？我不要求把我写得多么高大上，但至少得把我写得与众不同。我答应了他。如何才能在一个很短的故事里把一个普通警察写得与众不同？我想到了昔日的同事严公（唐豹）。此人干瘦干瘦，面相凶狠，身板挺直，为人刻薄，喜欢酒桌上吹牛说大话，经常是他知道自己在吹牛，也知道我们都知道他在吹牛，但他吹牛的样子依然能百分之百保持信誓旦旦的冷峻。他吹得最多的是他的那把喝过日本鬼子血的鬼头大刀，他说总有人请他去空屋驱鬼。他还说他火旺高，能洞见幽微，魑魅魍魉感觉到他的杀气无不狼奔豕突。我想，要能把郭敏警官和严公联系到一块儿，定能衬托出郭敏的与众不同。然后我又想到找一个中间人，此人亦当有些与众不同。于是我就想到一位记者，他不单是媒介，还要能起到为郭敏警官增色的作用。我虚构了马奎宁这位生活落拓、工作执着的记者，他对严公从事的有些神秘的边缘职业颇感兴趣，他要借助他的朋友郭敏来接近、采访严公，了解、记录他的职业。显然，马记者的职业偏好也有点“边缘化”特点。既然马奎宁能成为郭敏的朋友，则作为警官的郭敏，也一定或多或少有点边缘人的特质。如此一来，郭敏所要求的“与众不同”是不是就实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