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绍祥

1

去年仲春，我因一桩建筑工程质量纠纷案去江洲法院开庭。由于案情的复杂性在庭审中逐渐显现并超出法官的预期，庭审需持续到次日，为此，我不得不在当日庭审结束后先找一家酒店入住。我住的是当地较好的丽都假日酒店。傍晚时分，我坐在酒店外的露天茶座边喝茶边回忆下午庭审中的几个焦点问题。一位满头白发的大个子男人来到我面前，他身着藏青色风衣，看上去十分硬朗。由于戴着墨镜，我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

你是潘昱潘律师吧？他说。

我是。这种地方有谁会认得我？我有些吃惊地起身回答。

他向我伸出手。

请问您是？我握住他的手问。

他笑笑，摘下墨镜，不记得段广才啦？

啊，段警官！您还是老样子，就是稍微发福一点，白发多了一些。

异地忽逢故知，我有点兴奋。

你可不是老样子，段广才说，你长胖了，如果头发再往上修一修都有点像……

我们相视大笑。我给他看座，并给他叫来一杯咖啡。

我变化是很大，又快二十年了，您是怎么把我认出的？

你知道，干我这一行的必须练就过目不忘的好眼力。你虽外貌变化挺大，但有些专属于你的东西没变。比方你的眼神、头发，你的小动作：推推眼镜，摸摸鼻子，再把小指指尖塞进鼻孔……

我尴尬一笑。

那个贾律师呢，还和他在一起吗？他问。

不了，他去深圳发财去了，我说，他也长胖了。

是啊，生活条件好了，整天吃吃喝喝，总是有惊无险，哪能不胖？生活何时辜负过认真生活的人呢？

我们寒暄一阵之后，他忽然欠身过来对我说，还记得那个张杰夫雇凶杀妻案吗？

当然记得。我点点头，心想，他怎么一见面又说起张杰夫的事？我一直内心拒斥谈论这件案子，或许那时我太年轻，刚刚出道，精神不够强大，受了案情刺激吧。

那边一对带着孩子的夫妇便是张杰夫的儿子和那女人的女儿。

我顺着他眼光的指示，看见了在我们左前方相隔三个座位的那对三十出头的夫妇和他们八九岁的男孩。但我有点被段广才的话闹糊涂了。

他似乎知道我的疑惑，解释说，那男的是张杰夫和严胜芳的儿子，那女的是张杰夫的那位相好的女儿。

你是说张杰夫的儿子和他那个叫什么来着，姘……哦，不，相好的女儿结婚生子了？

是啊，他们生前没能在一起，但他们的子女完成了他们的夙愿。

真有此事？怎么听起来像是故事？我惊讶地合不拢嘴。

真的，我也不敢相信，但恰恰就是真事。段广才点了一支烟。

那么，他们知道他们父母的事吗？

怎么会不知道呢？段广才吐出一团烟雾，他在烟雾里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这时，那个八九岁的男孩一边喊着什么，一边从我们身边走过。我骤然心悚，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曾经熟悉的身材，一个健壮、敦实的身体上的倔强而又危险的脑袋，一双漠然却略带仇恨的眼神。这眼神让我感到严重不适。当年贾环安律师和我曾信心满满地为这眼神的主人辩护，力图证明他的无辜，而他却出其不意地用他的唇齿撕咬了作为他的辩护人的嘴脸和仅有的尊严，让他们在法庭上面面相觑、呆若木鸡、无地自容。

你是不是覺得这孩子和他爷爷很像？段广才问。

简直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我说。

其实他的精神气质更像他爷爷，那种不该出现在他这个年龄的孩子身上的成熟，令人难以置信。段广才若有所思地说。

您还在公安？

不了，我已经退休两年多了，在家带孙子。

那么，没再找个地方继续发挥余热？

段广才刚准备说话，他的手机响了。他站起来，背身踱出去接听了电话。

我断续隐约听到段广才说：线索……是的……你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落实了……尽量提供有价值……线索……价值……我们不能……是的……时间……不要关机，保持联络状态。

他接电话的样子一点也不像带孙子的老汉。我以此推测他退休之后可能在从事一项隐秘的行当——私家侦探。

他走回来对我说，我还有点事，要先走一步。然后端起咖啡，一口喝干。

我站起来和他握手告别。

段广才走后，我的思绪完全被十五年前的那桩谋杀案攫住，我甚至忽然间对那个杀妻者张杰夫产生一丝怜悯。当然，这种怜悯只是一缕轻烟，瞬间飘来，刹那消散。

天色渐渐暗下来，珩科鸟的叫声近在耳畔，我感到一阵春天日暮时分常有的寒意。我起身走回酒店大厅，温暖的枝形吊灯灯光下，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吃过晚饭，我只身来到大厅东侧的酒吧，我要了一杯干红，我喜欢一个人无所事事时以酒当茶的感觉。我想起一位我熟悉的作家的一部作品名称：《酒当茶品》。看来那个作家也是茶酒行家，和他那位生龙活虎、意气风发的老父亲一样。我的感觉是，只有这种状态下，才能真正品尝出酒的那些隐藏的个性。不大一会儿，我的意念又如绵绵不断的藤蔓瓜瓞一样攀援过岁月的高墙，伸展触及到张杰夫杀妻案那幽暗坟墓的边缘。于是，我几乎是不可避免地想起一件与那起案件相关的往事。

2

那是2003年9月一个周末的上午，外面下着雨，我在家看报纸，邮递员给我送来了一本《小说月报》。我拆开沾有雨水的邮寄牛皮纸外包装，匆匆翻阅了一下《小说月报》的目录，一篇题为《狠人》的小说引起我的注意。小说很短，我很快就阅读完了。这篇小说让我十分吃惊，因为作者所叙说的故事正是我两年前参与辩护的一桩凶杀案。我所以吃惊，是因为小说故事的很多地方都背离了案件的真实情况。

《狠人》的作者署名越男，我知道这个人，作家兼法制报社记者。长得短小精悍，说话的声音却犹如洪钟，且语速惊人。他曾几次请贾环安律师和我吃饭，向我们打听案情，记得他说他要写一篇东西，揭露人性的险恶和凶狠，难道《狠人》就是他的作品？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说话的神情，眉头紧锁，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对你说话时喜欢看着别处，像在背诵课文。我曾在一些刊物上读过他的一些作品，但印象不深，唯一记得的是他的书面文字和他的说话风格完全相反，非常生涩。

他的小说不长，我先把主要的部分都录下来，然后我再来说说我所知道的真实案情。

港头小镇总共万把人，一到周末，很多做工的回县城休息，港头更显冷清。

连续三个周末的加班让大伙起了疑心，也有了话题。因为到了周末，没有人上门诉讼，加班就是坐在办公室闲聊。大伙找不出其他原因，只好一致认定张杰夫有一根神经搭错了。虽说加班无所事事，也不代表大伙可以随心所欲地闲聊，因为张杰夫一向黑着脸，货真价实的铁面孔，三板斧都砍不出一道血痕。他坐在二楼顶头那间最大的办公室咳嗽一声，整座楼会愈显寂静。他仿佛知道自己咳嗽的威力，所以不轻易咳。

张杰夫中等身材，非常结实，脑袋端在肩膀上既牢靠又倔强。他的脸色中性偏黑，眼光漠然，沉着中似乎隐含了少许仇恨。他在办公室踱来踱去，楼下的闲聊者不敢大意，他们得随时提防他忽然下来查岗。在回到自己座位时，杨安说了一句，是不是要提拔他了？众人听了，一起恍然大悟：“对啊！刚才我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張杰夫很少在办公室来回走动，因为他很少在办公室。他也许是有点兴奋，又或有点不安。他不停地吸烟，总是吸到一半就掐灭，再点一支。他拨通内勤黄茵的电话说：“通知大家，午饭我请客。”

黄茵把喜讯告诉大家，大家更加确信庭长要走好运。

张杰夫反复回忆第一次见到骆海鹏的情景。在阚思业开在江边水榭的酒店里，一群人海阔天空地吹嘘，觥筹交错，得意忘形，唯独有个不到三十的清瘦汉子，穿着件铁灰色梦特娇牌T恤，两只小臂上分别文着鹰和蛇，不抽烟，不喝酒，似笑非笑，一声不吭。那人仿佛知道张杰夫在看他，于是回看了张杰夫一眼。张杰夫心里打了个激灵。他轻声问身边的阚思业，此人是谁？怎么从没见过？阚思业把张杰夫喊到一边的麻将桌上坐下，对他说，那家伙叫骆海鹏，湖南邵阳人，是个狠角。

阚思业喊了一声，骆海鹏缓缓走过来。

这是张杰夫庭长，我们这个小城市里的大人物。过来认识认识。

骆海鹏冲张杰夫点点头，露出少许敬畏的神情。

在老家做什么的？张杰夫问他，语气显得很生硬。

开中巴的，犯了事，出狱后就不想再干了。听说这里机会多，就来了，看看有没什么适合我做的。

张杰夫看看他的眼睛，显然不完全相信他只是开中巴犯了点事。

想干什么？张杰夫问。

没想好。骆海鹏说。

阚思业拿来一瓶喝了一半的五粮液和三只高脚杯，给酒杯注满，把一杯推到骆海鹏面前说，诚心诚意敬张庭长一杯，找工作的事在张庭长那里就是小菜一碟。

骆海鹏端起酒杯，起身说，认识张庭长是骆海鹏的福气，只怕高攀不上，以后有什么事，但请吩咐，小骆愿鞍前马后。

你不喜欢喝酒？张杰夫问。

是以前开车时养成的习惯。骆海鹏说。

是个好习惯，对你来说。张杰夫赞许地说。

骆海鹏从上衣袋里掏出一包烟，拿出一支递给张杰夫。张杰夫接过含在嘴里，骆海鹏帮他点燃。

这是湖南烟？张杰夫问。

是的，是白沙。

你自己不抽？张杰夫问。

没瘾，骆海鹏说。但他还是抽出一支点燃，并说，我陪张庭长吸一支。

张杰夫看也没看骆海鹏。他把刚刚吸了两口的烟掐灭在烟缸里，忽然起身对阚思业说，先走一步。走到门口他顿了一顿，然后回过头对骆海鹏说，有事来找我。

张杰夫想不通骆海鹏为何到现在还没消息，他想打电话给他，但忍住了。

十点十分，家里打来电话。张杰夫拿起话筒，听到的是妻子严胜芳的声音。严胜芳告诉他，家里来了一个外地朋友，一直等他回来。张杰夫让严胜芳叫那个人接电话。来接电话的是骆海鹏。“你他妈的怎么回事？”张杰夫恼火地质问。

“嫂子对我挺好，我……”骆海鹏低声说。

张杰夫二话没说，挂了电话，迅速下楼，直奔那辆借来的桑塔纳。杨安站在窗前，看见庭长开车朝县城方向疾驶。他心想，这个时候回城，只怕请我们吃午餐的事泡汤了。

一路上，他都在想哪个环节出了错。和骆海鹏的几次见面，时间虽都不长，但他那冷漠稍带凶残的眼神还是令人印象深刻，唯一没经证实的就是他在家乡的那些使他名声大振的所谓果敢、豪气的传闻。他甚至觉得骆海鹏有些地方和自己很相像。他欣赏他，从第一次在酒桌上看到他的冷静、克制就开始欣赏。最后一次见面时，从他把计划跟骆海鹏和盘托出时骆海鹏的反应，也没看出什么破绽。他记得骆海鹏接过他给的首笔款子时的嘴脸，那是一副贪婪、凶残者的嘴脸。骆海鹏露出满口被槟榔腐蚀的黑牙，说“这事就包在我身上”这句话时，舌头有点不利索。当时他以为一个穷乡僻壤的野汉子，一下子没看到这么多钱，有点情不自禁，但此时他深信自己看走眼了，骆海鹏也就是一秦武阳式的冒牌货，一个懦夫。

张杰夫把车停在马路边上，走过一段狭长安静的里巷，走进院子，栀子花开得正旺。他们家本在郊区农村，随着这些年城市快速不断地扩张，那座土里土气带院子的二层小楼被植入到具有上海、苏州特色窄巷的城市里面。他摘了一朵栀子花，边闻边走进家门。

人呢？张杰夫没看见骆海鹏，他问正在择菜的妻子严胜芳。

他走了，他说下次再来找你。严胜芳低着头自顾择菜。

他没说别的？

没。

他看了看茶几上的茶杯，还在冒热气。

你泡茶给他喝了？

你的朋友来了，我自然要泡茶。

那烟缸里的烟头都是他抽的？

是的。

他看出那是一种叫白沙的湖南牌子的香烟。

我记得他不怎么抽烟。

不清楚，他一个人坐那里，一支接一支。

张杰夫在家踱了几个来回，把那朵栀子花放在左边裤子口袋里，拇指和食指不停捻揉着花瓣，香气从裤子里冒出来。严胜芳自顾择菜。他走到她身后，停下来，看她择菜的样子。她回过身看他一眼。

你不是加班吗，还去吗？中饭要带你的吗？

他没有搭腔。她的江洲口音的土话让他恼火。他想到另一个说外地口音的女人的声音，那声音是接近普通话的声音，听起来多舒服。

她虽居住在城里有七八年了，但仍是一典型村妇，面容粗糙黧黑，腰比胸还要粗壮。

他的手在裤袋里，手心冒着汗。

他说你是个好女人。

谁？

我那外地朋友。

人家客气，专拣好听的说。

也不见得。

他是做什么的？我总感觉他哪里有点不对劲。

他是我当年在执行庭时抓过的一个被执行人。

她停下手中的菜，怔在那里半天不能言语。她听说过他曾单枪匹马从外省抓过一个欠债的家伙回江洲。

他想来做什么？

杀我。

他恨你？

是，恨我。

他本想连你一起杀。

她回过头看着他，你说的是真话？

真话。

他为何又走了？

因为他认为你是个好女人。

呵，我是个好女人吗？

严胜芳又开始择菜。

张杰夫走到大门边，朝外探出一步，看了看，眼睛落在栀子花上。他把口袋里的栀子花碎片掏出来扔在树底下，看了看手表。然后他回过身，又走到严胜芳背后。

怎么觉得你心神不宁，因为刚才那个人吗？

是的，他想杀我们，我和你。

她说话的土腔土调让他无法忍受。

他再次盯着她择菜的后背看，然后，他戴上手套，轻轻从右边裤袋里掏出事先准备的细铁丝，不慌不忙套住严胜芳的脖子，膝盖顶住严胜芳的脊背，用力往后勒。

他又看了看手表，上午十一点十五分。赶到镇上吃午饭还来得及。

中午的日光令人昏眩。张杰夫坐进车里，打开空调，发动机发出刺耳尖啸。他忽又打開车门，去栀子花树上摘了一朵，插在空调出风口上。

他把车直接开到饭店，那是港头唯一一家像模像样的饭店。他打电话让同事直接来饭店，然后点好菜等着。

吃饭时，杨安对他说，庭长真沉得住气。

张杰夫一惊，他盯着杨安的眼睛，确信他什么也不知道。

沉不住气怎么办好案子？

我不是说这个，杨安说，我是说庭长一定有喜事。

喜事？我有喜事？

庭长这么能干，一定是要提拔了。

关于这事，我的心老早冷了。张杰夫说，我在执行庭干得比谁都好，却被派到这个整天充斥着臭鱼味的小镇。

他忽然露出一丝笑容，他的笑容从来都像垂死之人的皱皮纹，毫无喜气。他对大家说，也好，这里天高皇帝远，也没啥事，落得清闲，周末来加加班，可以报个加班费。我不能不为大家谋点福利。

大伙听了，面面相觑，齐声说，谢谢庭长。

吃完饭，他驱车回家。他查看了一下院子和屋里的情况，确信没有人来过，然后用家里的电话报了警。严胜芳躺在地上，舌头伸出唇外，嘴角的血丝已经干涸，面目有些狰狞。他想不通骆海鹏为何会说她是个好女人。他又听到她在用土音说话。

不大一会儿，警察来了，多是认识的。警察询问了他发现妻子被杀的经过。他告诉警察，他今天加班，十点左右妻子给他办公室打过电话，说有个外地男人在家等他。他和那个人通了话，那个人叫骆海鹏，是湖南邵阳人，经朋友介绍认识。他一直想托自己给他找份工作，他没同意，于是骆海鹏心中起了怨愤。他杀严胜芳就是为了泄愤。他告诉警察，他放在二楼钱柜里的五万块钱没了。因为没有翻箱倒柜的情形，应该是骆海鹏逼迫严胜芳给他钱，然后杀她。

警察提取了张杰夫和骆海鹏留在现场的痕迹，包括骆海鹏喝过的茶杯、茶水，还有烟蒂。

警察没有在骆海鹏的住处找到他，他的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警察发出通缉令，一个月后骆海鹏在浙江新昌大佛寺被抓获，当时他正坐在大佛殿前吃糖葫芦和鹌鹑蛋。

是张杰夫花钱雇我帮他除掉妻子的。骆海鹏对预审警察说，张杰夫有了外遇，想离婚，但妻子死活不同意，于是他想除掉妻子。张杰夫答应给我二十万，先给了我五万，我答应了。我和他约好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帮他除掉他妻子。他让我一个人去，办完事付我余款十五万。但我下不了手。他妻子很客气，给我端茶倒水，我下不了狠心，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做不了这事。他让我等他，他回来帮我，但我没有等，我径直走了。

你既然没有杀人，为何要走？警察问。

张杰夫一定会找机会除掉我，杀我灭口。反正我是外地人，又没杀人，一走干净。骆海鹏说。

警察找不出张杰夫的杀妻动机、时间和其他证据，仅凭骆海鹏的口供是办不了他的杀妻罪的。尽管他确有外遇，但不足以构成他杀妻的理由。他完全可以通过离婚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天他也确在港头法庭二楼的办公室加班，十点左右还和妻子通过电话。相比之下，骆海鹏杀人的理由和证据更充分。何况他自己招认了杀人经过呢。

“那天，我去张杰夫家，想再去努力一次（指找工作的事），但他不在家，他妻子说他去加班了。我见他家里条件那么好，而我没有工作，身无分文，已经走投无路，于是就想从他家弄点钱，然后回老家去。但他妻子不肯配合，尽管最后把钱拿给了我，但我知道她一定会报警，于是就想到杀她灭口。我对她说，不准报警，不准打电话给张杰夫，然后我在门外找了一段细铁丝，回到她家，她在择菜，见我返回，有些害怕。我对她说，你刚才报警了吧？她说没有，然后就想找东西对付我。我踅到她身后，用铁丝套住了她的脖子。”

骆海鹏被枪毙的那一天，张杰夫邀请一帮朋友吃酒。他说严胜芳可以闭目长眠了。他还说，骆海鹏真是个狠人。阚思业十分内疚，他说若不是他把骆海鹏介绍给张杰夫，也不会有此惨剧的发生。张杰夫倒没责怪阚思业，他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他这样说的时候，眼圈子似乎都有点红了。

按照越男的叙说，骆海鹏是个狠人，虽未写他怎样狠，但寥寥数笔，却能让你感知骆海鹏是个亡命天涯的凶徒。但就是这么个凶徒，收了佣金，面对一个对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死亡阴谋毫不知情的妇人时，却下不了手。越男这样写，并非想告诉我们骆海鹏本质上仍是个好人，在面对一个无辜的人时，忽然良心发现，顿悟成善，骆海鹏还是骆海鹏，他其实是感到了恐惧，不敢下手。因为他知道张杰夫杀妻之意已决，他本可以选择报警来制止谋杀，但他没有。他想到自己已经得到了张杰夫预付的五万元，这五万元足可让他在世间逍遥一段时光，甚至可以重回故里。在某种意义上，他只不过是一个见利忘义的胆怯卑劣之徒。越男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告诉人们，真正的狠人是张杰夫。他雇凶杀人不成，立即将计就计，亲自出手。他回家之前，并不知道骆海鹏已经逃离，他是想回家协助他杀死妻子。当他知道骆海鹏已然离去，并在家里留下足迹、烟蒂、茶水等证据后，他在家里踱来踱去，短短的几分钟内便做出杀妻嫁祸的凶谋。在实施谋杀的过程中，他不慌不忙，十分冷静。张杰夫越冷静，就越残忍，就越狠，这就是越男写作的用意。他几乎没在警察破案、定性、法院审判上着墨，因为那不是他小说的重点。正因为如此，这篇小说也带来一个问题：公检法的侦破、审判显得草率、不严谨，放纵真凶，误判误杀。这个问题是严重的，尽管人们会因此而更加痛恨张杰夫，但也对司法机关的办案作风感到不寒而栗。

我查阅了有关越男的《狠人》这篇小说的评论，批评多于表扬。但我认为他不该遭受更多指责，那些批评反倒显现出批评者的无知和偏狭。我想越男是在用最简洁的叙事结构，剔除烦赘，不绕圈子，直截了当地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他摒弃了那些伟大的、卑琐的成功作家们故作惊人的笔法，既不刻画，也不强调，更不虚张声势，他叙说了一种尘世间必然会发生的悲惨、卑劣的结果，他用最无掩饰的话语告诉我们某些真相。至于他虚构事实，歪曲案情，本就不足为凭，因为他是在写小说，不是报道案情。

幸亏《狠人》所述不都是案件的真实情况，我可以借此机会鼓起勇气，把多年前的那件轰动江洲的雇凶杀人案重述一遍。自打该案结案之后，我就没在第三者面前提到过有关该案的一个字，因为我深惧在该案办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头痛、失眠和恶心等不良反应再度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了叙说之便，我将隐去案件人物的真名实姓，采用越男《狠人》中的人名。

3

张杰夫雇凶杀妻案发生在江洲，发案时他是地方法院港头法庭的庭长。他为人阴鸷冷静，蛮横果决，办事能力出众。在单位，除了一把手院长，他不会给任何人好脸色。一把手院长也常常让着他，有时还会请他吃饭，如果他爽快答应，那或将是院长的荣幸。他曾孤身入桂，将一拖欠巨款的被执行人银桂龙擒归江洲，此事一时在江洲传为美谈。1998年，他和一女子相好，并欲与之结婚。他回家和妻子严胜芳协商离婚之事，严胜芳执意不肯。张杰夫欲提起离婚诉讼，严胜芳告诫他：如果离婚，将把他执法中违法收受贿赂的犯罪行为举报给纪委、检察院。从那以后，张杰夫便开始了谋杀严胜芳的计划。2000年春季的一次聚会，他在酒宴上认识了流窜江洲的湖南邵阳人骆海鹏，他从侧面了解到骆海鹏的来历，知道他是个改名换姓的亡命之徒，在家乡剪过径，动过刀子，身负凶案。张杰夫看中了他，经过几次接触，相互之间取得了信任。有一天，他约骆海鹏在一家城郊浓荫掩映下的幽暗、肮脏的小酒馆见面。那里光线昏暗，门窗窄小，通风不畅，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他们窃窃私语的样子倒让人想到陆虞候把董超约到小酒馆面授谋杀林冲诡计的情形。张杰夫在那里把除掉严胜芳的计划和盘托出，如果骆海鹏愿意干，他允诺先付十万给他，事成之后再付十万。骆海鹏同意去杀严胜芳，并接受了张杰夫首付的十万元。

时间定在7月22号大暑那一天的上午。为了证明自己不在凶案现场，张杰夫选择加班。为了不使加班显得过于唐突，他在几周前便开始要求全庭人员周末加班。那天上午，他坐立不安，在办公室等待骆海鹏得手的消息。但没有等到。他匆忙驱车赶回家中，却发现骆海鹏依然坐在木制沙发上抽烟喝茶，和严胜芳闲聊。他示意骆海鹏动手，骆海鹏便用事先备好的细铁丝缠住严胜芳的脖子往后拉。但严胜芳做出十分激烈的反抗，张杰夫为了速战速决，上前抓牢严胜芳的头发，将其后脑猛撞墙壁，严胜芳立即停止了挣扎。张杰夫要求骆海鹏撕开严胜芳的衣服，抓破她的胸乳。骆海鹏有些犹豫。张杰夫告诉他，做事要做得像，你做完了，我就把钱都付给你。骆海鹏没有去思索什么是“做事做得像”，他心里只想着那十万块钱。于是他照做了。张杰夫很满意，支付了余款，并要求骆海鹏立刻从江洲消失。完事之后，张杰夫对现场做了必要的清理，然后步入庭院，长吁一口。他家的院子确有一棵很大很茂盛的栀子花，一到夏天就开出满院浓香的朵朵大白花。他摘了一朵，插在衬衣第二颗纽扣的扣眼里（他有这个习惯，夏日早晨出门，在下巴下面第二粒纽扣的扣眼里插一朵栀子花。他告诉下属，这样做事脑子清爽）。然后他驱车回到法庭，继续和同事一起吃完午餐，回到家里报了警。

从一开始，警方便锁定了在现场留下诸多痕迹的陌生人，那个人当然是骆海鹏。段广才警长被江洲人称老干探，尽管他并不老。他是张杰夫的熟人和酒友，他了解张杰夫的个性。他内心怀疑张杰夫，但他找不到张杰夫作案的动机和现场证据，因为他不知道有严胜芳以举报张杰夫犯罪来威胁张杰夫这件事的存在。所有杀人现场证据都指向一个愚蠢的陌生人。在段广才眼里，这个陌生人蠢得有些过头。张杰夫告诉段广才，上午十点左右妻子打来电话，告诉他有个外地口音的陌生男人在家里等他，他让那个人来接电话，以此知道是骆海鹏。张杰夫告诉骆海鹏，他在加班，有事再联系。

“我想，一定是通完电话后，骆海鹏认为我不愿帮他而陡生歹意，杀害了严胜芳。”张杰夫对段广才说。

尸检结果为死者颈部有水平状闭锁深度勒痕，后脑挫伤严重，认定为勒颈窒息死亡。

警方发出关于犯罪嫌疑人骆海鹏的全国A级通缉令。

段广才始终怀疑骆海鹏的杀人动机。现场没有劫财的迹象，没有奸污迹象，既然骆海鹏撕裂了严胜芳的胸衣，抓破了她的胸乳，为何没有继续实施奸污，却将她勒死？且据张杰夫介绍，骆海鹏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他会对年近半百、其貌不揚、粗如村妇的严胜芳动淫心？很多可疑的地方都使段广才倍感此案蹊跷，他曾数度入张杰夫家进行现场勘查，但无功而返。

他建议将张杰夫列为重大嫌疑开展审讯侦查，此建议在政法委召集的案件协调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议，但得到了书记黄铁民的支持。黄铁民是东北人，他拿着话筒在会议上一遍遍说，要尽快破案，还江洲人民一个安全宁静的生活环境，给江洲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卷。

在黄铁民书记的指示下，警方对张杰夫采取强制措施。

两个月之后，骆海鹏在浙江境内的深山老林里被抓获。

段广才亲自审讯。骆海鹏交代了全部作案经过，他承认严胜芳是被自己勒死的。开始他一个人没敢动手，后来张杰夫回来了，他才在张杰夫的一再暗示和催促下动了手。他说张杰夫帮了忙，他抓住严胜芳的头发，把她的头往墙上撞了一下。他告诉段广才，严胜芳胸乳间的抓痕是她被勒死后留下的，是张杰夫指使他干的。

但张杰夫拒不承认雇凶杀人的事实。警方在张杰夫身上用了很多侦讯手段，但张杰夫一口咬定没有参与杀妻。

段广才提请地区公安局，请来了西南政法大学著名痕迹鉴定专家李刚。李刚又瘦又高又黑，操劳使他提前衰老。他提着装满各种工具的小箱子走进张杰夫家，在案发现场的墙壁上重新提取了痕迹样本进行检验。他从痕迹中发现了异物，那是一颗芝麻大的肤屑。经过比对，它属于张杰夫右手食指关节外侧的表皮。段广才推测，是张杰夫将严胜芳的头往墙壁上撞击时，手指外侧的皮肤与墙体发生刮擦出现破损并粘附在了严胜芳的血迹上。他再次提审张杰夫，但张杰夫仍矢口否认。

此时，一位港头法庭的助理法官杨安向警方证实：张杰夫早上上班时扣眼里没有栀子花。十点左右，他看见张杰夫匆忙驾车离开法庭，但在十一点四十左右他回来和大家一起用餐时，扣眼里插了一朵栀子花。花瓣坚挺鲜活，说明是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

但张杰夫什么也不承认，因为他根本不开口。

警方不得不以零口供指控张杰夫犯故意杀人罪，并向检察院提交了起诉意见书。检察院以零口供指控张杰夫犯杀人罪向地区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张杰夫的父亲为他请了省里著名律师贾环安作为辩护人，我作为贾律师助手参与案件办理。

出人意料的是，张杰夫在法庭上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让为他做无罪辩护的贾环安律师十分被动。张杰夫不但供述了他和骆海鹏共同杀害妻子的经过，还供述了他谋杀的动机。他说，妻子严胜芳的一句话激怒了他，当他向严胜芳提出离婚请求并答应把家产全都给严胜芳时，严胜芳告诉他，她不要财产，只要他这个人。她说：“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们这对狗男女称心。”

张杰夫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之后，便不再开口说一句话，回答一个问题。他双目瞪视着马蹄形法庭的穹窿虚无之处，既无悔意，也无惧色。

案情大白天下之后，张杰夫的好友阚思业说他有两点没想到，他没想到骆海鹏这么，更没想到张杰夫这么狠。但还有阚思业更加没有想到的。

这恐怕要从江洲人的习俗说起。江洲市是一个县级市，在大江入海口处的一座孤岛上。封闭社会里总会有些叫人难以捉摸的习俗被坚守不破，无论一个人因何而死，“死者为大”的观念在江洲人那里都是不可改变的。江洲人的这个习俗也被当地司法机关所默许：对于被法律剥夺生命的人，须赏其一个全尸。这不仅是对死者的尊重，更是对生者的安慰。因此在别处普遍以枪击后脑执行死刑的时候，江洲却被要求枪击心脏，因为枪击头部会使死者脑袋爆裂。为了准确射击，一枪致命，那些即将被执行枪决的死刑犯押出监牢时会用粉笔或墨汁在号衣后心窝处画一个圈，执行武警用枪顶住那个圈开枪射击。但现实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死刑犯在押赴刑场过程中，号衣会被拖拽，导致靶心圆圈移位，因此就出现执行武警开抢打偏，不能一击致命。此时，就需要补枪。张杰夫在被执行枪决时，就发生了上述情形。

刑场被临时设在一处平整的江滩上，野草深可没足，江边的芦苇则像一道绿色的围挡。点点白帆在芦苇的碧梢摇曳和漂浮。江堤上一溜排全是闪着警灯的车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巨轮发出骇人的鸣笛，像是宣告行刑即将开始。

随着一声枪响，跪在地上的张杰夫猛地往前栽倒。芦苇丛中一群惊鸥噗剌剌飞向天际。枪手收枪立正，然后转身后退几步，侍立一旁。短暂的寂静之后，监斩法官和验尸官交换了一下眼色，齐步前去验证他的死亡状态。没走几步，他们忽然停了下来，惊視着前方的草丛：张杰夫趴在地上，身上和经过的草地全都是他的血。他正艰难地往前爬行。大概是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他回过头来，看着执行监斩法官王文亮。他认得王文亮，中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他对王文亮说，王庭长，看在老朋友的份上，能帮我把右脚的鞋穿好吗？

王文亮点点头。他看到张杰夫由于爬行，右脚的老北京布鞋已经脱落在他的脚后一尺远的草丛里。他想上前蹲下去给他穿鞋，但脖颈和双腿都已僵硬。

谢谢，张杰夫露出感激之色，那么，再给我来一枪吧，我疼得快撑不住了。

尽管他的声音可能因为疼痛而微颤，但语调仍像在饭桌上那样平静。

王文亮颤抖着转身叫来执行武警，告诉他犯人没死，让他尽快补一枪，再帮他把鞋穿上。

4

本人潘昱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赵长青教授曾教过我刑法学。在地区中级法院办公室做秘书的梁童书是我同班同学，有个周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把执行张杰夫死刑的录像放给我看了。当然，对于他来说，这种行为是违纪的。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梁童书指着王文亮叫执行武警的画面，用半是自嘲半是信服的口气对我说：“你瞧瞧，死刑没能吓住死刑犯张杰夫，反倒吓住了执行死刑的法官王文亮。”而我想到的是，如果越男发表作品之前也能看到这段录像，他一定不会舍弃。

5

那天夜里我无法入睡，但我知道次日还要参加庭审，不敢喝太多的酒，于是就走出酒店大门。我想在人影幢幢的马路上再度看到段广才硬朗的身影。

我突发奇想，想去看看张杰夫当年居住的那个小别墅。我问了几个开出租车的，他们对江洲南路兴隆街蓖麻巷14号的小二楼毫无印象。他们说，那里变化很大，几经拆迁重建，早已面目全非。

无奈之下，我拨打了贾环安的电话，想告诉他我正在江洲出差，想跟他聊聊张杰夫的事。

潘昱，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来深圳了？电话里除了贾环安的兴奋语音，还夹杂着十分吵闹的音乐声、说话声。

不，我不在深圳。我说，你在哪里？怎么这么吵闹？

我在舞厅，和几个兄弟喝酒唱歌。贾环安提高嗓门说。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歌舞厅？我说。

我天天都这样，贾环安说，要不要让潘文武跟你说几句？

不，不用了。我没事，就是有点想你。我挂了，再见。

没等贾环安说话，我就挂断了电话。我能想像潘文武光着上身大口喝酒的样子，因为那里一年四季都是令人窒息的湿热夏天。

责任编辑：王玉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