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伟

[提要]《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高空抛物罪的核心逻辑是风险预防，它具有两面性。在积极层面，高空抛物行为的犯罪化体现了风险社会安全价值的地位跃迁，通过将高空抛物行为的刑法规制提前至抽象危险之前的行为阶段，有效地保障了“头顶上的安全”，具有价值论和方法论的正当性。在消极层面，刑法对高空抛物行为处罚的前置化与早期化，侵蚀了刑法的保障性，冲击着以法益保护为核心的现代刑法体系，有预防过度之虞。为避免高空抛物罪陷入过度预防的困境之中，应当分别从构成要件解释和“法法衔接”两个角度对其进行教义学调适：在构成要件解释上，应当对高空抛物罪中的“情节严重”要件进行限缩解释，从而避免将轻微违法行为犯罪化；在“法法衔接”上，应当激活民事与行政责任机制，以实现刑法的适度退出。

一、高空抛物入罪的核心逻辑：风险预防

传统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跃迁，空前激发了公众对安全保障的诉求，与之相呼应，刑法不再如金字塔般保持沉默，而是在预防观念影响下积极推进犯罪化。[1]随着高空抛物引发的公共安全事件不断增多，保障“头顶上的安全”受到了公众的普遍关切。为此，2020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刑法》第291条之二高空抛物罪，将“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高空抛物罪位于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根据刑法分则罪刑规范的法益指引功能，[2]该罪的保护法益应当是社会公共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