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肖

如果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归纳学术思潮，那么性别研究无疑构成了一门显学，这一方面由于在1980年代以来国家发展重心的经济文化转向中，对“个人”和公平的伦理自觉使得性别议题每每成为社会的聚焦点，性别研究随之具备与社会问题对话的前沿性；另一方面则源于全国妇联和学术界的合力，尤其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后，主流意识形态和学术资源共同确认了性别维度在文学研究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在具体实践中，如何能找到恰当的路径解决研究交叉属性所面临的碰撞和角力，规避问题意识围困在性别偏好之中的困境，并在全球化学术语境中形成适合本土经验的知识构型，成为研究范式不断调整的中轴。

2010年张莉的女性文学研究著作《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初版，王富仁在序跋中写道，“它较之那些用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直接阐释和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女性文学研究，更多地离开了本质主义的考察，而进入到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自身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性的描述之中来。……它使我们换一种眼光看待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换一种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思路。”①于是，在女性主义理论的“拿来”后，在学术语境的嬗变中，“历史”重新回到研究的视野，性别主体逐渐还原为历史主体，这提示我们不仅应体会性别对历史发生作用的时刻，还应去记忆那些性别从历史中隐匿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