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娟

新中国成立以来，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始，周瘦鹃从“文学史逆流”①到成为“上海市民大众文坛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家”②，直至获得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承认③，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史观变革历程。④早期周瘦鹃文学史评价的高光时刻来自北美汉学界。⑤在大陆，周氏获得肯定略晚，1985年，王智毅的《鸳鸯蝴蝶派早期代表作家周瘦鹃》首次提出应该在文学史上“给他一个实事求是的较高的评价”⑥。紧随其后，经范伯群、魏绍昌、刘扬体等诸位先生从呼吁“将他列入我们的近现代文学的史册之中”到确立其为“鸳鸯蝴蝶派重镇”，再到“几乎撑起了上海市民大众文坛的‘半爿天’”⑦，周氏在文学、电影、编辑出版、翻译、盆景等领域的多元文化实践受到关注，⑧其研究呈现出多视角、全方位、专题化特征。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周瘦鹃被写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⑨——这不仅仅是周瘦鹃一人的文坛“翻身史”，更折射出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变革的步履维艰。

时至目下，晚清民国上海早已得到了多方面关注，从史学到文学，熊月之⑩、张仲礼⑪、林·培瑞（E.Perry Link Jr.）⑫、李欧梵（Leo Ou-fan Lee）⑬、范伯群⑭、吴福辉⑮、杨义⑯再到“海外上海学派”⑰，大量抽丝剥茧的工作已然完成。但是，“海上闻人”周瘦鹃恰是荦荦大端的“上海学”研究中“被人遗忘的角落”——成规模的代表性系统研究成果几未现身。由于周瘦鹃文学文化实践类型、内容及内涵的丰富多元，既有的周氏研究多聚焦于某个侧面，很少有学者有意识或者说能够将其与民国的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建立勾连——这一方面受研究者研究视野、研究格局和研究能力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