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天 田建民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徐志摩被形塑为一个寄情风月、才性高妙的现代柳永，似乎“一生都在爱情故事里折腾”。这种认识是对徐志摩的偏见。徐志摩固然有其飘逸潇洒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充满血性的“金刚怒目”的一面。他发表于《努力周报》上的《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北方的冬天是冬天》和《希望的埋葬》这一组诗文，通过对现实的黑暗与政治的腐败的揭露与批判，对不与军阀政府合作的抗争精神与高尚人格的赞颂，对“希望”的爱恋、不舍与颂扬，表现了诗人的“金刚怒目”式愤激抗争与高歌正义、坚守理想的一面。

一

新时期后，思想解放的深入带来了学术环境的宽松，徐志摩终于被研究者们揭开“资产阶级颓废诗人”的封条而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一时，《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等感情真挚、情调婉约轻柔的诗作，被青年学子们争相吟诵。形成了诗歌上的“徐志摩热”。遗憾的是，这股“徐志摩热”的潮流并没有推动有关徐志摩的学术研究走向全面和深入，而是顺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极力炒作徐志摩的风流韵事。以致到目前为止，真正从学术角度研究徐志摩的专著或文章宛若凤毛麟角，而主要描写徐志摩风流浪漫、风月情长的传记则有五六十部之多。诸如《风流诗人徐志摩 徐志摩传》1、《徐志摩传 艺术与风月》2、《徐志摩新传 万种风情无地著》3、《林徽因文传，徐志摩诗传，陆小曼情传》4、《徐志摩情传》5等。其实，这些传记的写法颇类似于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尽情渲染风华绝代的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的情爱故事，聚焦于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的婚姻爱情纠葛，再添油加醋地捎带上所谓的红颜知己凌淑华、暗恋对象赛珍珠等。如是，徐志摩被形塑为一生都在怜香惜玉、寄情风月、天性风流、才性高妙的现代柳永。

徐志摩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在文坛上叱咤风云的文学名家，他的个性、生活与创作也是丰富多面的。但“当后世惯于把他的一生简略成两段婚姻、三个女人和几首口耳相传的爱情诗时，那个怀揣着救国梦想渡海、以政论文章针砭时弊的青年，却渐渐地不为人知”6了。确实，徐志摩有其飘逸潇洒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充满血性的“金刚怒目”的一面。他既写了不少或温婉清丽，或哀伤缠绵的吟咏爱情的作品，但也不乏关注现实、表现政治理想与爱国情怀的诗作。如抨击现实黑暗与不公的《一小幅的穷乐图》《一条金色的光痕》《叫化活该》《先生，先生》等；揭露军阀混战的罪恶的《太平景象》《大帅》《人变兽》等；表现政治理想与爱国情怀的《为要寻一颗明星》《婴儿》《三月十二深夜大沽口外》《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等。而徐志摩在1923年1月28日的《努力周报》第39期发表的散文《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及《希望的埋葬》和《北方的冬天是冬天》两首诗，则典型地表现出他面对当时社会黑暗与政治腐败的强烈的愤激情绪与抗争精神。遗憾的是，对这一组最能代表徐志摩的血性与正义的诗文，学界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虽然各种徐志摩的诗文选本大都收入这组诗文，但基本没有对这两首诗作专门解读或研究，而对这篇著名的散文，笔者也只查到了一篇收在书中的短小的赏析文章，其余则是一些在某些选本或传记中的简短的“导读”或“介绍”。而有些“导读”“介绍”甚至赏析的文字，因作者对相关的背景知识缺乏了解，所以在介绍、解释或赏析这篇散文时，出现了不少误导读者的常识性错误。本文联系时代背景对这组诗文进行较详细的分析与解读，意在纠正以往阐释文字中的常识性错误，帮助读者正确地欣赏和理解徐志摩的这一组诗文，认识其飘逸潇洒背后充满血性的愤激与抗争的“金刚怒目”的一面。

二

对《北方的冬天是冬天》与《希望的埋葬》这两首诗，笔者目前没有查到相关的赏析或研究的文章，而《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一文，则在一些选本或传记中多有介绍或解释，甚至还查到一篇短小的赏析文章。不过，遗憾的是，这些阐释文字充斥着不少常识性错误。如有选本把文章里“只听见神圣的职业者接受蜜甜的‘冰炭敬’”中的“冰炭敬”注释为“指相反的对待”7。这完全是不了解文章写作的背景与讥刺的对象而只照“冰”“炭”相反相对的字面意义做出的错误的猜测。这句话中的“神圣的职业者”是指当时的国会议员们，而“冰炭敬”原是清朝时地方官员对京官（主要是本部门上级官吏）以夏季降温和冬季取暖的名义送钱行贿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这儿徐志摩文中的“冰炭敬”则特指曹锟为登上大总统的宝座而向国会议员行贿的丑行。

又如，有传记作者在谈引发该文的蔡元培因“罗文干案”而辞职的事件时这样说：“在全国的声援下，罗文干还是无罪释放了。之后，蔡元培又回到北大当校长。”8这样的表述也是不确切的。“罗文干案”直至1924年2月，北京地方检察厅向高等审判厅撤销上诉，罗文干才被释放。蔡元培自1916年12月26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屡屡以辞职作为一种政治姿态来维护自己的理念信仰和表达对军阀政府黑暗腐败的抗议。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向大总统黎元洪提交辞呈，这是第七次辞职。这次辞职他真的从此离开了北京大学。发出辞呈的次日晨他即离开北京去了天津。北京各校学生联合向大总统黎元洪和国会请愿，要求罢免彭允彝，挽留蔡校长。但最终国会不顾北京教育界“驱彭挽蔡”的呼声而通过了彭允彝教育总长的正式任职。蔡元培于4月6日离津赴沪。此后则为筹备赴欧考察教育及与他的第三任妻子周峻的婚姻等事游走于苏（州）、沪、杭、绍（兴）等地。急于登上大总统宝座的曹锟，四五月间即策动军警以讨要军饷为名对黎元洪实施逼宫。6月6日更授意亲信阁员胁迫张绍曾内阁以集体辞职逼黎元洪下台。6月14日黎元洪在离京赴津途中被迫宣告辞职。当日高凌霨即领衔部分被解职的阁员通电依法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在高凌霨署理的所谓摄政内阁中，“津派”的王宝泉代理教育总长，彭允彝实际上已经被解职。在此情况下，北京大学派时任法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的陈启修等代表学校到浙江迎请蔡元培返校复职。据胡适日记载：“廿日蔡先生行后，北大教职员代表陈惺农、杨宗白、段子均赶到杭州。廿一日陈、段追往绍兴，廿三日与蔡先生同回杭州，邀我同商议行止。我们在平湖秋月的大杨树下商定了蔡先生的三个宣言。”9胡适日记中的陈惺农即陈启修常用的笔名。6月14日蔡元培从绍兴到杭州，与胡适、高梦旦等同住西湖新新宾馆避暑。陈启修等可能打听到这一情况，所以赶到杭州，得知蔡元培已回又追到绍兴。可见北京大学师生迎蔡元培回校的恳挚之情。但当时曹锟操控下的北京政局日益恶化，蔡元培已下定了不与北洋军阀政府合作的决心。所以他没有回北大，而是在与周峻举行婚礼之后，于7月20日携家人登上了赴欧考察学习的旅程。直至1926年2月才回国。回国后也没有回北京大学，而是在上海等地从事政治及学术活动。所以，说罗文干无罪释放后，“蔡元培又回到北大当校长”是不确切的。

对徐志摩的《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这篇散文进行“导读”“介绍”甚至赏析的文章，除了存在以上常识性错误外，还有一点不足就是都对写作该文的时代背景交代得太简略，因而对深入理解作品帮助不大。如有的交代说：“1922年，财政总长罗文干在与奥匈帝国签订贷款协定时涉嫌受贿，因而被捕，不久又因法院证据不足而对其免于起诉。但新任教育总长彭允彝提请国务院再议，罗文干因此再陷囹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认为这是蹂躏人权、干涉司法独立的行径，遂联合知识界发起抗议，掀起风潮，而他本人则向总统提交辞呈，以示不合作的态度。”10这是笔者挑选的一则没有常识性错误且较为详细的对文章写作的背景情况介绍。但读了之后，相信许多读者还是不能了解事情的原委，由此影响了对作品的理解与把握。究竟“罗文干案”因何而起？罗文干有没有过错？这个案件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政治矛盾与纠葛？彭允彝为什么要和罗文干过不去？蔡元培、胡适、徐志摩等与“罗文干案”到底有什么瓜葛？蔡元培辞职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考量？如果对这些问题有了清楚的了解，那么，作品的创作意图与要表达的主旨内容也就清楚了。而要搞清这些问题，还要从胡适、蔡元培等以《努力周报》为阵地倡导推动组建“好人政府”说起。

彼时《努力周报》发表了由蔡元培领衔，包括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李大钊、胡适等16人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倡导建立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好人政府”，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直系中的实力派人物吴佩孚因曾发表支持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保护劳工”“罢战主和”等通电，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口碑。由此，蔡元培、胡适等认为吴佩孚是个值得信赖与支持的开明军阀，把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而接连打败皖系和奉系的吴佩孚风头正盛，在直系中几与曹锟平起平坐，形成“洛派”。他对蔡元培、胡适等提出的政治主张并不认同，但为了迎合舆论以获取知识界的支持，也有意由胡适等鼓吹的所谓“好人”来组阁。在蔡元培、胡适等人的积极运作下，吴佩孚协调直系内部各派的矛盾，促成了由鼓吹“好人政府”的署名者王宠惠任国务总理、罗文干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孙丹林任内务总长、高恩洪任交通总长的所谓“好人政府”。由此，曹锟操控了由其亲信吴景濂和张伯烈依据“法统重光”恢复的旧国会，而吴佩孚则掌控了“好人内阁”，直系的内部达成了暂时的权力平衡。

胡适、蔡元培等希望“好人政府”按照他们鼓吹的公开的、宪政的、有计划的政治主张来施政，而依赖吴佩孚组建起来的“好人政府”实际上是一个“洛阳武人的内阁”。“好人内阁”上台后，“保派”“洛派”及各省督军纷纷急着索要薪饷。王宠惠、罗文干、顾维钧等与西方国家的公使人员秘密洽谈，拟以整理旧债为条件，向英（汇丰）、美（花旗）、法（东方汇理）、日（横滨正金）新四国银行团借款一亿元。而意大利公使则提出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的要求。债券到期后，北洋政府以巴黎和会已经议决奥款作为赔偿中国的一种债券为由拒绝还款。债券人委托华义银行代为交涉并付给其大笔活动资金。意大利公使私下低价收购了大量债券，他联合西方多国公使，以签订奥款展期合同作为承认中国新增关税的前提条件。华义银行也提出签订合同后支付给财政部8万英镑并付3.5万英镑的手续费。王宠惠内阁一是考虑挽回中国的国际信用，二是为解财政枯竭的燃眉之急，遂同意签订奥款展期合同。签订这样的合同按程序要先交国会讨论批准，但考虑到由此得到的华义银行支付的8万英镑，折合国币60余万元，拿出10余万元作为中央政费，还剩50万元。为把这50万元全部拨付洛阳，决定此事不提交国会讨论，而由总理批准并口头报告总统黎元洪。为掩人耳目，财政部先以偿还铁路债务之名把钱划拨到高恩洪主政的交通部，然后由交通部再拨付洛阳。但不意华义银行经理徐世一是曹锟心腹边守靖的亲戚，所以王内阁财政部与华意银行密商奥款合同等事均在吴景濂、边守靖等人掌握之中。1922年11月14日，罗文干在合同上签了字。1922年11月18日，吴景濂、张伯烈以众议院名义胁迫黎元洪以纳贿、滥用职权罪拘捕罗文干。次日，王宠惠率阁员到总统府找黎元洪兴师问罪。而吴景濂、张伯烈也率多位议员冲进总统府，双方形成对垒之势。同月21日吴佩孚电责黎元洪私自下令拘捕阁员违法，随即罗文干被黎元洪保释。曹锟在查账得知半年来拨款给洛阳的军费比给保定的多出一倍还多，下决心借“罗文干案”打压吴佩孚。遂于23日发出漾电，痛斥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渎职。随后直系的各省督军先后通电痛斥罗文干丧权卖国。吴佩孚在被曹锟的孤立打压下通电声明与王宠惠、罗文干素昧平生。11月25日，王宠惠的“好人内阁”集体请辞。罗文干再次被捕。

虽然蔡元培、胡适等对“好人内阁”不能按照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施政而对王宠惠等极为不满，但当“罗文干案”发生，“好人内阁”面临倒台之际，他们全力指责黎元洪下令拘捕罗文干是开了违法的恶例。他们为罗文干洗白“冤情”，是不愿看着他们苦心经营的“好人政府”以“违法”“受贿”的不光彩的名义而告终，因而要证明他们推荐的这些“好人”人格的清白可靠。1923年1月11日，京师地方检察厅以“收受贿赂查无实据”而撤销对罗文干的起诉。1月17日，众议院再次要求法办罗文干并查办京师地方审检厅的检察官。新入阁的教育总长彭允彝为使自己的任职资格能在国会投票中获得通过，也讨好吴景濂，在内阁中提议追查罗案。当天，蔡元培听邵飘萍说起此事，甚为愤激，决定“以辞职为抗议，不愿在彭允彝之下办教育”11。并当即叫胡适代拟辞呈公布，次日晨即去了天津。表面上看，蔡元培是为抗议彭允彝而辞职，实际上，是他热心推动的“好人政府”的失败，使他认识到了与军阀政府合作的改良主义道路行不通。因而决心与之彻底划清界限，同时也与热衷于改良主义的胡适等英美派知识分子主动疏离。

蔡元培辞职之后，胡适在《努力周报》的第38—40期连续发表《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第38期）、《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第39期）、《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第39期）、《蔡元培是消极吗？》（第40期）、《彭允彝代表什么？》（第40期）等文章，称颂蔡元培不肯与黑暗势力妥协的品德与人格，强调其以“有所不为”而争取“有所为”的精神和态度，意在制造舆论，迫使黎元洪用总统特权罢免彭允彝的教育总长或使之在国会投票时落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回国后即因在《努力周报》连续发表诗作《归国杂题（马赛）》（第33期）和《归国杂题（地中海）》（第34期）而崭露头角的徐志摩，紧随胡适的节奏在《努力周报》第39期发表了《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北方的冬天是冬天》《希望的埋葬》这组赞颂蔡元培以辞职来抗议的高尚品格与抗争精神、抨击现实政治黑暗腐败的诗文。

三

与徐志摩的一些词语上“浓得化不开”、思想上“跑野马”式的散文风格不同，《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一文，以明快素朴而又酣畅淋漓的笔调，抒发了对黑暗现实的愤慨和对蔡元培的高尚人格与抗争精神的崇敬之情。文章开头写道：“照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照个人行为看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这种很难令人接受的偏激之论，其实只是作者在具体行文中对落后的国民性批判的一种愤激姿态。徐志摩的愤激之词其实与鲁迅对国民性批判的话语很类似。显然，徐志摩认为这种落后的国民性是社会政治腐败的土壤，所以在揭露和批判现实的社会黑暗与政治腐败之前，先对国民性进行剖析。

文章的第二至五段，作者以古今对比的方式，揭露抨击现实的腐败与黑暗，指斥这卑污苟且的社会容不得理想和有理想的人的存在。首先，作者以历史上人们还讲侠义、气节、廉洁，还讲智、仁、勇，还讲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而现今则：“只听见神圣的职业者接受蜜甜的‘冰炭敬’，磕拜寿祝福的响头，到处只见拍卖人格‘贱卖灵魂’的招贴。这是革命最彰明的成绩，这是华族民国最动人的广告!”这是对当时的权势人物曹锟、众多拍卖人格的国会议员及军阀控制下的所谓“中华民国”的揭露、嘲讽与批判。这里的“神圣的职业者接受蜜甜的‘冰炭敬’”，嘲讽的是当时曹锟为选大总统以送“冰炭敬”的名义贿赂国会议员。“神圣的职业者”是指当时的国会议员。这些各地民众选出的议员，按理是代表民众、坚持正义、为国家负责的，所以被称为“神圣的职业者”。但当时的国会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均是曹锟的亲信，他们以把曹锟推上大总统宝座为自己的最高使命。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国会议员都不顾自己民意代表的神圣使命而丧失原则，钻营纳贿。而曹锟的另一亲信、直系军阀“津派”的核心人物，时任内务总长的高凌霨则充当了曹锟行贿国会议员的经理人。“冰炭敬”原是清朝地方官员对京官（主要是本部门上级官吏）以夏季降温和冬季取暖的名义送钱行贿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而曹锟当时则以“冰炭敬”之名给国会议员发放额外津贴，实际就是变相行贿。这一丑行当时受到了舆论的普遍谴责。就在徐志摩发表该文的一周前，《努力周报》（第38期）即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胡适写的《高凌蔚证明贿买国会是实》。胡适呼吁：“（1）高凌蔚是贿买国会案的要证，不可放走。（2）刘某与某军需官，也应查办。（3）曹锟是高凌蔚证明为行贿的主犯，也应即行查办。（4）张伯烈身为副议长，经高凌蔚证明有索贿嫌疑，也应即行查办。”12徐志摩文章中的“冰炭敬”特指曹锟行贿国会议员，而“神圣的职业者接受蜜甜的‘冰炭敬’”，既嘲讽曹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耻，又以“蜜甜”两字揭示了那些受贿的议员的卑下的人格与心理。文章中的“磕拜寿祝福的响头”则是嘲讽当时的国会议员纷纷到保定光园为曹锟拜寿的丑行。当时的国会开会，议员们往往借故不参加，使会议议事大多因达不到法定出席人数而不能议决。但1922年12月9日曹锟的61岁生日时，国会议员赶到保定光园为曹锟祝寿的议员竟占全体议员人数的四分之三，比平时参加国会会议的人还多。徐志摩在文章中把曹锟与国会议员之间这种公开的行贿受贿、拜寿拍马的乱象称为“拍卖人格‘贱卖灵魂’的招贴”。并沉痛地反讽说：“这是革命最彰明的成绩，这是华族民国最动人的广告！”表现了对这些败坏辛亥革命成果、糟蹋中华民国的军阀、议员的无比愤慨之情。

在描写了诸多社会政要人物行贿受贿、拜寿拍马的社会乱象之后，作者指出一个卑污苟且的社会是容不得理想和有理想的人的。文章把当时的那些政要人物比为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丑鬼卡立朋（Caliban），他们站在理想的镜子面前，就像卡立朋在海水里照出自己的尊容一样恼羞成怒。作者以屈原为国投江而死来映衬蔡元培以辞职抗议的悲壮与正义，认为“真理正义是永生不灭的圣火”。虽然这真理正义“有时遭被蒙盖掩翳”，但总还有人有胆量来表现他的理想的火光与正义的冲动。这些对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卑污苟且、理想正义缺席的社会现象的揭露与批判，为凸显蔡元培的高尚人格与抗争精神做了铺垫。

文章的第六至九段开始正面赞颂蔡元培卓尔不群、不与黑暗政治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与不妥协的抗争精神。在那些奉行明哲保身的识时务的人们看来，蔡元培为不相干的人与事辞官不做，这简直是一个愚蠢的傻瓜、书呆子的行为。而其实他正是这卑污苟且社会里的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他的话、他的行为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与同情的。

为了用事实说明蔡元培的高洁的品格，说明他的言行一般人难以理解，作者从蔡元培辞职时所发布的辞呈、启示与宣言中，摘录了几句最能体现其思想与品格的关键性语句，排列为文章的第七段，“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不合作主义”，“为保持人格起见……”，“生平仅知是非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作者摘录铺排蔡元培的这些话语，一是引领读者回顾整个“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的事件，二是通过反问“这些话有多少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来凸显蔡元培思想的深刻、理想的坚定与人格的高尚。而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是“非失败不可”的。

文章围绕“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的事件铺展开来，不枝不蔓，憎爱分明，一气呵成。先以无比愤慨的笔触批判现实的黑暗、人性的丑恶，揭露军阀统治下政治的卑污与腐败；而后以激情的笔调赞颂蔡元培的理想主义者的高尚人格与“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牺牲与抗争精神。显示出了徐志摩面对黑暗现实愤激抗争的“金刚怒目”的一面。当然，徐志摩不把蔡元培的辞职看成是社会政治问题，而归结为“是个道德问题”，这是由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其实社会政治腐败的根源不是由人格或道德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的政治制度决定的。蔡元培的辞职，是从“好人政府”的失败，认清了腐败的军阀政治是无法通过改良主义的方式改变的。所以他的辞职是与北洋军阀政府划清界限，这是一种政治的选择，而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下面我们再看与《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同时发表于《努力周报》第39期的徐志摩的两首诗。

如果说《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是以直抒胸臆的散文形式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政治腐败，赞扬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的高尚人格与不妥协的抗争精神，那么《北方的冬天是冬天》就是以诗的意象象征的形式，表达对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严酷的社会政治现实的不满和对蔡元培以“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抗争精神的赞颂。这是一首典型的借写景而抒情的政治抒情诗。诗作以北方严寒的冬季，除了铺天盖地漠漠茫茫的黄沙什么都看不见，来象征北洋军阀统治下毫无生气的严酷的社会现实。而以虽落尽了叶子但却勇敢地迎击这凛冽的北风，抗拒着霜鞭、雪拳与风剑的顽强的树枝象征蔡元培。诗作形容这树枝是“赤膊的”“不留半片残青，没有一丝粘恋”，表现其不顾自身的一切荣辱得失独自奋战的高尚精神。而“只拼着精光的筋骨；凝敛着生命的精液”，则表现了其只身为理想而战的不屈信念。这里“生命的精液”象征其信念与理想，而其像“一队队敢死的健儿，傲立在战阵前！”则形象地展示出其战斗的雄姿。写其“耐三冬的霜鞭与雪拳与风剑”，象征其不惧霜鞭、雪拳、风剑等军阀黑暗势力的威压与摧残。此后在进一步凸显蔡元培的不屈不挠的顽强抗争精神的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希望通过奋斗与抗争，征服现实的肃杀、枯寂与凶惨，“打开了生命的牢监”，“放出一瓣的树头鲜”，即绽放出理想的光芒的美好愿望。诗的结尾四行既在形式上与开头四行形成对吟，又在内容上从希望的畅想拉回到现实。即以“黄沙茫茫的”的严冬田野里“一只困顿的黄牛”和天边的“几线的悲鸣雁”，来象征在严酷的现实中孤军奋战的蔡元培以及他的声援者们所处的尴尬的困境。

《希望的埋葬》则是以哀婉的笔调，表达了诗人希望破灭后的失望、哀伤而又不甘的复杂的情绪与心情。1922年10月，徐志摩怀抱着爱情与政治的梦想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祖国。然而，他再见到的林徽因，对他只有朋友的盛情与矜持，而再也不谈恋人的话题。并最终向他摊牌已经选择了梁思成。这无疑使他的“爱情梦”碎了。好在当时胡适等英美派知识分子推动组建的“好人政府”刚刚上台，这与徐志摩的政治追求是相吻合的。因此，徐志摩在爱情追求上虽然受挫，但他并未消沉，当时，无论从文学创作还是从社会活动上看，他都是相当活跃的。所以，《希望的埋葬》尽管从爱情受挫的角度解析，在逻辑和情理上也说得通，但联系当时的背景并参照他同时创作和发表的《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和《北方的冬天是冬天》所表达的思想与情感，该诗从徐志摩政治追求的角度来解读更符合实际。当然，作为一首抒情诗，诗人在抒发“政治梦”受挫的情感时，也不排除隐含着对“爱情梦”受挫的情感的抒发。

被蔡元培、胡适等寄予了很大的社会改革希望的“好人政府”失败了，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蔡元培也辞职离开了，作为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徐志摩，他追求的西方式的议会制政治理想破灭了。这就是他的政治上的“希望的埋葬”。诗的前两节写面对这希望的“残骸”，抚摸着“惨变的创伤”，即面对“好人政府”垮台的“残局”，回想“罗文干案”“蔡元培辞职”这些“惨变的创伤”，其无奈与哀伤能向谁诉说？诗的第三至七节，以为埋葬“希望”选择美丽的葬所、盖满鲜红而哀伤的枫叶、唱挽歌、流清泪等铺排式描写，表现对“希望”的不舍。用母亲抱住已逝孩儿的衣服，“凄怀你生前的经过”，以恋人抱住爱人的尸体的难解难分之情，来比喻诗人其实是不舍得将希望埋葬的，因为希望就是自己的“生命与光明”！诗的末尾两节，进一步深化希望与生命不可分离的重要，表达了诗人在自己的政治追求的理想与希望受挫后，虽有哀伤、失望与无奈，但没有消沉，而是继续保持着自己的希望——理想与信念。以说明自己没了希望也就等同于死亡。最后以“美是人间不死的光芒”，表明与生命融为一体的美好的希望，即便是“冷骸也发生命的神光”，所以“何必问秋林红叶去埋葬？”诗作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先以希望死去了，要埋葬希望，营造沉抑哀伤的情调。继而以婉转凄切的笔调渲染对希望的安葬、吊挽与难以割舍的爱恋。最后不再埋葬而是赞颂希望是与生命融于一起的“人间不死的光芒”。

总之，简单地把徐志摩看作是一个吟咏风月的“情圣”诗人是世人的一偏之见。《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北方的冬天是冬天》和《希望的埋葬》这一组诗文，就通过对现实的黑暗与政治的腐败的揭露与批判，对蔡元培不与军阀政府合作的抗争精神与高尚人格的赞颂，对“希望”的爱恋、不舍与颂扬，表现了徐志摩“金刚怒目”愤激抗争、高歌正义、坚守理想的一面。

注释：

1 顾永棣：《风流诗人徐志摩 徐志摩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 宋益乔：《徐志摩传 艺术与风月》，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 文木、郁华：《徐志摩新传 万种风情无地著》，台北新潮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

4 陈又：《林徽因文传，徐志摩诗传，陆小曼情传》，文汇出版社2012年版。

5 邹吉玲：《徐志摩情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

6 郑心仪：《诗人徐志摩的政治人生》，《文史博览》2018年第4期。

7 徐志摩著、韩石山选编：《徐志摩集》，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8 韩石山：《徐志摩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9 11 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4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48、265～266页。

10 张秀枫编：《徐志摩散文精选》，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4～265页。

12 胡适：《高凌蔚证明贿买国会是实》，《努力周报》1923年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