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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现实批判与诗性书写
——墨白小说论

2021-04-16

关键词:墨白现代主义诗性

刘 宏 志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先锋作家”是作家墨白身上的重要标签,不过,作为先锋作家的墨白还有着其他的创作特质:他热衷于乡土题材的写作,并由此创造出了他文学中的颍河镇。他也有着强烈的批判现实意识,对曾经影响中国的乡土二元对立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他还可以说是一个底层作家,他的作品,饱含着对底层生命的关注。墨白这些写作特点的多样,其实正说明了墨白作为一个作家的丰富性。总的来说,现代主义的视野,现实主义的立场,以及带有诗性特质的书写,共同构成了墨白创作的多维层面。

一、现代主义与墨白对世界的认知和表达

墨白小说的先锋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对现代主义自觉的接受。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显然对墨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现代主义,或许就没有今天的先锋作家墨白。墨白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作为一个艺术专业的学生,就先接触到了西方现代绘画艺术,巴比松画派的柯罗、米勒,印象派的塞尚、莫奈、雷诺阿,以及表现主义的蒙克,超现实主义的达利都对他产生了影响。之后,他准备进行文学创作之前,又大量阅读了纳博科夫、卡夫卡、加缪、卡尔维诺、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的作品。所以,墨白自己也认为:“由于对西方绘画和文学的阅读,在潜意识里,现代主义认知世界的方法已经对我产生了影响。”[1](P20)从墨白的小说叙事来看,现代主义首先影响了他认知世界的方式,他看到的世界,他从大众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荒诞和奇怪。墨白也曾经谈到中国并不缺乏产生现代主义的土壤:“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滋生现代派文学的土壤……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末,我们的现实生活就已经具备了产生现代派文学的社会因素,比如荒诞、暴力、无政府主义……已经构成了我们所处时代产生现代派文学的人文环境和社会土壤。我们生活的现代主义土壤,应该说先于西方现代派文学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就存在着,所以,中国新时期的现代派文学的产生,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1](P20-21)不过,问题是,即便在我们社会中已经存在那么多产生现代派文学的荒诞因素,但是中国当代的现代派文学也只有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流行之后才真正出现。这说明生活在荒诞之中的人,如果缺乏发现荒诞的眼睛和能力,也一样无法认知到荒诞本身,而只能把荒诞视作正常生活。墨白对现代主义的接受,显然直接影响了他认知世界的方式。在现代主义的视野中,世界就是荒原。“彻底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沟通……在现代派小说家的笔下,描绘的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人与人之间极端冷漠和残酷的图景,甚至笼而统之地用这种情形来揭发整个人类。”[2] (P10-11)“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现代派文学揭示出一副冷漠无情、自我中心、人与人无法沟通的可怕图景。”[3](P9)从小说主题的表达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墨白小说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墨白早期的小说多和乡土生活有关,但是在他的叙事之中,却少有乡土生活的温情,而更多是日常生活苦难一面的呈现以及对人性残酷的表达。他发表于1986年的短篇小说《狂犬》以一条狗的视角描述了人性之恶。他发表于1987年的短篇小说《埋葬》讲述的是兄弟两人在母亲去世之后为了争夺母亲留下的遗产而大打出手的故事。他发表于1988年的中篇小说《红房间》则是以两个人互相交谈的方式,分别解剖自我与他人,全面、丰富地呈现人性的狭隘、阴毒以及狂热的占有欲望。可以说,墨白小说中关于人性的呈现,几乎都是在呈现人性之恶。他后来的小说《讨债者》描述了一个讨债者在寒冷的冬天来到颍河镇讨债,结果却根本无法找到债户,而且迎接他的是所有颍河镇居民的冷漠。最终,无助的讨债者在寒冷的雪天冻饿而死。墨白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光荣院》,则几乎是以小说的形式诠释了“他人就是地狱”。小说中的老金等人,作为孤寡老人,生活在光荣院中,他们的生活费还受到光荣院院长的盘剥,他们已经是这个社会的弱势者,但是他们却不去反抗院长对他们的盘剥,反而去欺负一直生活在光荣院中的虾米,他们之间也互相斗争。墨白小说主题多有变化,既有对城乡二元对立的激烈的批评,也有对爱情、艺术等的审美欣赏,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几十年来,在墨白笔下,呈现人性之恶却是一个始终贯穿的叙事主题。这个叙事主题的坚守,显然和墨白与现代主义的接受有密切的关联。

墨白和现代主义的更为明显的联系是他对小说故事性的忽略与对小说讲述方式的强调。现代主义小说兴起的过程,就是小说中故事的地位不断下降的过程。进入20世纪以后,小说叙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奉为经典的小说多是现代主义作品,比如卡夫卡的《城堡》《审判》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都和传统小说有着巨大的区别。相比较传统经典现实主义小说,这些小说一方面更加强调形式,另一方面则是对故事的有意的疏离。同传统小说致力于讲述一个有趣或者感人的故事不同,现代主义小说似乎有意要消灭小说中的故事,比如《到灯塔去》《尤利西斯》等更加强调的是对精神世界的表述,而不是去构造、描述现实世界的冲突。有些小说虽然涉及人世沧桑的变化以及对人性的深刻表达,但在讲述的过程中,小说中的故事却被完全打散的时间切割得七零八落,以至于小说中的故事讲述似乎也消失了。比如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虽然里面饱含了人世沧桑,可是却缺少整饬的叙事,故事被分割成一个个碎片,似乎也很难将之缝合成为完整的对普通读者富有吸引力的故事了。显然,按照托多罗夫的故事与话语二分法,在现代主义作品中,“‘故事’常常不同程度地失去了独立性,话语形式的重要性则得到增强”[4](P23) 。“在一些实验性很强的作品中(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为芬尼根守灵》),对语言的利用和革新已成为作品的首要部分。如果说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话语和故事只是偶有重合,那么在现代派小说中,话语与故事的重合则屡见不鲜。读者常常感到不能依据生活经验来建构独立于话语的故事,有些段落甚至是无故事内容可言的纯文字‘游戏’。”[4](P23)这些被奉为经典的现代主义作品代表了现代小说的价值取向,那就是小说叙事更加强调话语,强调叙事形式,而忽略小说的故事性,甚至把故事看成是反小说的。这种小说的出现,自然是作家艺术观念变化的结果,伍尔芙早在1908年就说过,小说情节并不重要。她甚至还曾经为现代小说下过一个简单的定义:如果你读完了一本小说而可以并不困难地复述给另一个人,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的小说,而只是一个故事。伍尔芙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她的文学理念也代表了现代主义的文学理念。墨白的小说虽然没有如上述经典现代主义作品那样对故事情节非常激烈的背弃,但在墨白的小说中,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或者刺激紧张,都不是最重要的。墨白不强调小说故事的有趣,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墨白几乎从没有完完整整、不受干扰地讲述过一个故事。在他笔下,小说故事被撕裂成了一个个情节的碎片,然后又依据某种线索结合成一个整体。这种被撕裂然后又被结合为一体的小说自然就不再是严格按照物理时间顺序排列的小说,而是从时间角度完全被搅乱的事件的总和。墨白对自己的叙述特点显然非常清晰,他一篇小说的名字就叫《尖叫的碎片》,小说中的时间也是被切割成了一片片的碎片,从这个题目可以看出,他也是在强调时间的碎片特质。当然,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把这种状况理解为作家的故弄玄虚,可是,仔细分析这些小说中的故事,我们会发现,墨白并非先构思好一个有条理的整体的故事,然后又像洗牌一样把这些情节打乱,重新组合,而是其小说中展现的东西太过于复杂和繁琐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按照严格的物理时间把这些事件先后排序然后再一一展示了。小说《尖叫的碎片》是叙事者“我”给女友江嫄讲述他写的一个小说,当然,我们后来明白,这虽然是“我”写的小说,但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其实就是“我”本人。这样,小说就涉及到了“我”和“我”的小说中女主人公雪青的故事,“我”和江嫄的故事,雪青的家族故事,雪青和丈夫的故事,雪青和他的第二任丈夫陈的恩怨情仇,当然,这里面还包括两个神秘的死亡——雪青的儿子和雪青的第二任丈夫都死于刹车失灵。小说利用这种碎片化的讲述涵盖了极为复杂的叙事内容,但是传统小说建构精彩、刺激故事的一些套路,在这样的叙述中完全失效了。这样碎片化的讲述,已经无法有效地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核心故事情节中。

在墨白小说中,寻找是一个常见的叙事模式,但寻找的过程不是一个悬疑的、紧凑的能够紧紧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叙事过程,而只不过是借助这个寻找,把想要表达的各种细节都放进了这个寻找的过程中来。换言之,寻找只是作家表达更多思考的一个叙事外套而已。《映在镜子里的时光》《来访的陌生人》《手的十种语言》等中、长篇小说都是以寻找的方式来结构故事的:《映在镜子里的时光》是一个剧组要去影视剧拍摄的外景地,《寻找旧书的主人》是通过一本旧书寻找一个故人,《手的十种语言》是寻找主人公的死因,带有侦破小说的色彩。一般来说,寻找特别是对悬疑性结果的寻找——往往是能带给读者更多的故事趣味性的——它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墨白的这些以寻找为叙事模式的小说,却都没有有效利用寻找这种结构模式带给读者的好奇心,精心结构一个紧凑而带有悬疑效果的故事,而是把寻找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各种与主人公有关事件的拼接。《映在镜子里的时光》的主体是一行人从省城郑州出发,前往颍河镇寻找外景地。在这几个人中,导演浪子和主演丁南都曾经在颍河镇下过乡,那里都有他们非常难忘的经历。小说借助主人公的意识流动,点出了浪子把外景地放在颍河镇的目的,从而穿插叙述了四十年前的往事。从物理时间来说,这部小说涉及的时间不超过两天,但是小说表述的却是经历了四十年的时间沉淀下来的历史延续。《手的十种语言》是关于死亡的教授黄秋雨的各种事情的拼接,《寻找旧书的主人》则是叙事者对往事的回忆。显然,墨白小说中的寻找往往都是没有结果的寻找,是寻找过程的不断延宕。《映在镜子里的时光》中一行人从郑州到颍河镇本来四个小时的车程,可是直到小说结束,他们也没有到达颍河镇。《寻找旧书的主人》中男主人公发现了他少年时情侣的一本旧书,就以这个旧书为线索,开始寻找,可是直到小说结束,主人公也没有找到他当年的情人。寻找的延宕是墨白很多小说的结构方式,这种小说结构当然表明了墨白的某种深意,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寻找的延宕,作家在寻找这个框架中,容纳了更多、更为复杂的思考,即随着叙事中寻找的不断延宕,随着越来越多的各种复杂的甚至似乎和寻找关系不大的更多的细节被纳入到寻找这个框架中,寻找的主题被分散了,小说也失去了单一、紧凑、紧张的故事情节。

显然,无论是对人性之恶的持续而偏执的表达,还是打破紧凑、集中的故事情节,表现出对故事的轻慢,都表明了现代主义对墨白影响的深刻。其实,通过墨白小说的这些叙事特点,或许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判断——作为先锋作家出现的墨白,究其根底,其作品中的先锋气质,更多来自于对现代主义的坚守。

二、现实苦难与批判现实主义立场

墨白的小说毫无疑问充满了现代主义的气息,但是我们似乎又不能将他的小说和西方现代主义直接画上等号。西方现代主义的出现,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表达来说的确是一个极大的突破,不过西方现代主义也有自己的问题。“现代派作家把具体社会制度下的问题扩大化、抽象化为普遍而永恒的人的本性问题、人的存在问题。”[3](P58)这也导致西方现代主义确实存在和现实脱节,有“玩弄语言、色彩和音响上的苍白趣味”的特点[5](P7)。墨白小说强调对现代主义叙事技巧的使用,强调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和接受,但是他并没有把社会问题抽象化,他的小说都和现实有着密切的关联。

墨白的看上去和现代主义抽象主题有关的主题表达,背后都有着现实批判的意图。墨白有多篇小说呈现世界的荒诞,如《风车》《梦游症患者》等,都旗帜鲜明地对世界的荒诞进行批判。《风车》讲述理论家到豫东一个地方观摩、指导当地人建造风车的故事,《梦游症患者》以三爷一家为主体讲述这一家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命运的变迁。在这些小说中,荒诞的场景比比皆是:在北方缺水的地方建造风车车水;医生正在给人做手术就被从手术台上赶下来并被宣布为右派;残疾的木匠把鸡蛋放进自己的被窝,要给集体抱小鸡;儿子殴打自己的父母要找出所谓的变天账;人挖洞和老鼠、蛇生活在一起,觉得人更可怕……所有这些看上去匪夷所思的情节,充分显示着这些小说表现内容的荒诞。但是,这种荒诞的呈现却又不是脱离现实的抽象化荒诞,而是对极左年代的人的精神变异的讽刺和批判。如前所述,呈现人性之恶、对人性进行批判可以说是墨白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但是,墨白的小说,除了《讨债者》等有数的小说稍有抽象化特质之外,多数小说对人性之恶的表达依然是和现实密切关联的。墨白的中篇小说《寒冷》是由一组小故事构成的,在这一系列小故事中,墨白形象呈现了人性之恶:村头嫂虐待村头前妻留下的孩子毛头;锅底发现狗蛋偷取他家东西,打伤了狗蛋,但是全村人却因为嫉妒锅底挣钱多,而借机让锅底倾家荡产;清明为了娶花枝花费了大量的彩礼,把花枝娶过门后,就拼命地虐待花枝……这个小说的一系列小故事从不同角度呈现了人性之恶,但是,我们显然不能说这个小说中关于人性恶的呈现是一种哲学化的、抽象化的表现,事实上,这一组故事中的人性之恶的呈现,是从现实生活中生发出来的,更多具有着国民性批判的意味。墨白小说中,偶然性、神秘性的表达也是常见的主题,但即便是这样带有某种先验的抽象性主题,也都是和现实密切关联的。小说《夏日往事》中一系列人物命运的转折显然就是源于一次偶然事件——乡村女教师孔英对学生东方的过度惩罚。一个处于青春期的、性意识刚刚萌发然而又处于懵懂状态的男孩子,无意中发现了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年轻女老师和村干部的不正当的性行为,就开始以和性有关的诸多方式主动攻击这位女教师——这显然是这个男孩子释放自己说不清楚原因的性压抑的一种方式。这位年轻的女教师终于不堪这男孩儿屡屡挑战其教师权威,于是就在一次不知道男孩儿有意还是无意的挑衅中,一怒之下用教鞭打了这个男孩儿的生殖器,于是,这两个人、两家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女教师最终自杀,男孩儿失去了性功能,男孩儿的父亲为此事死于劳改农场。从小说叙述来看,孔英对东方的这个惩罚完全出于偶然——东方在上课时躺在桌子上睡觉是偶然,露出生殖器也是偶然,而面对这种情况孔英居然瞬间失去理智更是偶然。但是,在这关于偶然的表现中,小说表现了对底层生存的深度观照。张闳曾经这样评价墨白小说中的偶然性书写:“底层生活的痛苦有时并不在于它有多少灾难降临,也不一定就是他们注定要忍受必然的痛苦,而是在于底层生态的脆弱性。他们是无助的,一个偶然性的事件就可以成为他们的命运。比如,日常生活中的某个细小的疏漏和错误,却会给主人公带来无尽的烦恼和厄运,甚至有可能是致命的。”[6](P256)在这里,张闳的意思是,墨白借助偶然性命运实现了对底层生命、底层苦难的观照。的确,墨白借助他笔下的偶然性命运,不仅表达了他对生命的认知,对人生悲剧性的体察,也实现了对他对乡村底层生命悲剧性命运的观照,对乡村底层生命悲凉底色的展示。换言之,墨白笔下的苦难,不是一种哲理化的、抽象化的苦难,而是和现实生活的苦难构成对应的。

墨白曾经表述过自己的小说立场:“人类的苦难在不断地发生。在这个即将过去的世纪里,我们的肉体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我们的心灵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战争饥饿自然灾害疾病充满了我们的记忆,而更多的苦难来自我们人类自己,……我们不能忘记人类的苦难。我们应该深刻地揭示我们人类自身的孤独和痛苦,深刻地揭示对现实生活的恐惧感和对未来的迷惘。叙述我身边的那些忍受着生活苦难和精神苦难的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7](P5-6)墨白早年的小说多呈现在穷困之下的人的精神的压抑。《秋日辉煌》中霜的困苦但是还算平衡的生活,因为两个灰色制服的男人的到来而濒临崩溃——他们是来通知霜交罚款的。《仲夏小调》中麻狗为了能借别人的打麦机打麦子,一直帮助他前面的人干活儿。但是,轮到他家的时候,村支书却插队进来。麻狗表示反抗,但是村支书却说,打麦机上的电机、打麦机用的电线,都是他的。麻狗被村支书简单的几句话打倒了。乡村穷困者面对生活的无可奈何被呈现出来。之后,墨白的小说关于现实苦难的呈现不再局限于贫穷对人的压抑,《欲望与恐惧》《局部麻醉》表现了乡村知识分子进城之后的精神上的压抑与无所适从;《寻找乐园》《事实真相》等旗帜鲜明地表现了对城乡二元对立带给乡下人的物质的困苦与精神的压抑的批判;《梦游症患者》《风车》等则表达了对荒诞历史的批判。毫无疑问,墨白的小说的确都是在书写苦难,书写那些忍受着苦难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但是,无论什么样的苦难书写也都是和现实密切对应的。

墨白是一个对小说叙事形式、叙事技巧非常关注的作家,他的文本意识非常自觉。墨白也多次表达过他对文本叙事技巧的重视:“我一开始就比较自觉地注重小说的形式和技巧,我觉得这对我很重要。你只有先注重形式和技巧,才能更好地表达你的思想。当然,一个作家在写作之初他可能很注意技巧,到了成熟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注意这些了,但你不能说小说里的形式和技巧就不重要了。我认为形式和技巧是一个作家认识世界的方法,形式的不同就是视角的不同,一种新的形式就是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许多了不起的作家都给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方式,比如西蒙、伍尔夫、卡夫卡、乔伊斯、卡尔维诺等……”[8](P104)但是另一方面,墨白却又不是为技巧而技巧的,他对形式和技巧的重视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我意识里的文学写作的先锋性应该是这样的:他的写作能提供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视角,或者是对生命的一种独到的感受;他的叙事或文本常常颠覆读者的阅读经验,把读者带到一个陌生的境地里去。读者在他那里看到了隐藏在自己身边的一些没有察觉或感受到的东西。”[9](P192)换言之,墨白对形式的重视,对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的借鉴,都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他所认知的生活,他所理解的生活。在他的这些现代主义的技巧的背后,都有一个明显的现实批判立场存在。在讨论陈映真的作品晦涩、抽象,颇有现代主义气息的时候,有论者认为陈映真并不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因为“陈映真貌似现代主义的语言或者形式,不管多难解、多晦涩、多实验,后头总是有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线索的,他并不曾企图将他自己的苦闷给哲学化或永恒化”[10](P11)。同样,我们显然也不能把墨白视为一个现代主义作家,或者只强调形式的先锋作家,因为墨白同样没有把生活的苦难或者荒诞,以及人性的冷漠给哲学化或者抽象化,他都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呈现这些主题的。通过对这些主题的呈现,他表现的不是哲学的人性或者抽象化的人性,而是对具体历史语境的批判,以及对这些历史语境中的苦难的深深的悲悯。因此,虽然表面上看墨白是一个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家,是一个先锋作家,但是他所有的形式上的努力都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他对现实的感觉。他无意把他所经历的现实哲学化或者永恒化,而是力图将这种现实的痛苦和痛苦的来源本真地呈现出来,表现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批判的气质和立场。他的作品,是在中原大地生长出来的苦涩的泥土之花。

三、诗性叙事与墨白小说的文体风格

就艺术形式而言,小说和诗歌分别属于不同类型的文学范畴,小说是强调叙事的文学,而诗歌则是强调抒情的文学。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存在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的融合。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中一直就有一个诗性小说的传统。钱理群就曾断言,现代文学作品中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往往是“现代抒情小说(或称‘诗化小说’)的谱系”的作品[11](P3)。对于小说作品中诗性特征的认定,理论界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文体学层面的意义。这类观点主要集中于现代小说形式特征的诗意,如对风格的诗化处理,指的是诗对小说艺术的渗透。这类观点多强调语言的优美、韵律的音乐化、文本氛围的以净化等。二是美学层面的意义。理论界将那些强调印象性、神秘性的似乎无法描述、无法界定的叙事称之为诗性特征。三是本体论层面的意义。即受尼采、海德格尔等“艺术拯救人生”“诗意的栖居”等思想的影响,以语言中介去寻访、表现诗意、信仰、爱、神性,追求人生归依等主题的叙事,往往被视作诗性小说[12](P133-134)。从理论界关于诗性小说的界定来看,墨白的小说毋庸置疑地带有浓郁的诗性特征。

墨白小说的诗性特征首先表现在文体学层面上,他的小说语言具有明显的抒情性特质。墨白是一个有着忧郁的诗人气质的人,他习惯用一两句诗歌来做小说的题记。当然,墨白的诗人气质在小说中的显现不仅仅是因为小说的题记,更重要的是,他小说中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一般说来,小说情节的推进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靠细密连续的小说细节推进小说的发展,强调小说的密度,以小说内容的大容量取胜;另一种则是用抒情式的语言推进小说的进展,强调情感的表达,以小说的某种气味取胜。作家的气质会决定他的情节推进方式,墨白的小说显然属于后者。在墨白的小说中,抒情的语句随处可见。如“那延绵不断的长满了绿色树丛的堤岸和没有尽头的歪歪曲曲的河面不停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和亲切,那条我记忆里的土黄色的木船停泊在哪一片河湾呢?一切是那样的茫然,但在那茫然里我仍然残存着一线微弱的希望。在幻觉里,我一次次看到了那条张着风帆的土黄色的木船在河面上顺水而下,我年轻的姑姑就坐在船头上……”[13](P96)这样的语言方式,显然是只有有着诗人气质的作家才习惯用的。事实上,不止一个评论者谈到墨白的诗人气质:“墨白本质上是一个抒情诗人,倾向于内心独白。”[14](P253)“墨白是一个具有抒情诗人心性的作家,与大多数从乡村走出来的写作者不一样,他选择了个体经验而不是从宏大叙事的视角展开他的叙事。”[14](P256)张晓雪在和墨白的谈话中也谈到,墨白小说的语言风格带有明显的蓝调风格:“你小说的叙事语言追求诗性,这就像蓝调的旋律,这种旋律,我看就是你小说叙事语言的整体。”[15](P106)从叙事语言来看,诚如多位论者所言,墨白的小说语言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他的小说语言往往借助意识流式的内心独白,表达作家对生活的个体化感知,而这种带有抒情性特质的语言,其实已经构成了墨白写作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本体论层面上,我们发现,墨白小说也显然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在具有强烈批判现实立场的墨白的笔下,苦难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而且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似乎也没有在现实中改变的可能。但是,另一方面,墨白给他笔下的人物提供了一个超越生活苦难的出口,那就是爱情、艺术与远方。墨白小说《俄式别墅》写的是爱情带给人的力量。小说以鸡公山上的俄式别墅这一个固定地点,写了跨越几十年时间的两段爱情。历史中的爱情是萍和林的爱情。萍是一个军阀的姨太太,但是萍对军阀没有爱情,在鸡公山遇到青年林之后,两人热恋,但是,他们也为爱情付出了代价——一个为爱情被杀死,另一个则殉情自杀。小说中的另外一个人物,即默默爱着萍的刘副官,则一个人守在萍的墓地前孤孤单单生活了几十年。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是“我”和芳的爱情,“我”是一个为生计发愁的艺术家,和妻子之间没有什么爱情,在遇到芳之后,两人陷入热恋之中。但是,这段爱情并没有一个美好的结果,一方面,他们的爱情是为世俗所不容许的,所以阻力重重;另一方面,芳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她也很看重物质,而这个显然是“我”无法提供给芳的。显然,相比较之下,萍和林的爱情更值得赞赏,他们也因为他们的爱情,超越了现实的苦难。现实生活中“我”和芳的爱情则败给了世俗和物质,这也注定了“我”和芳只能在庸庸碌碌中继续生活。但是,即便如此,即便是这不纯粹、不坚决的爱情,显然也会影响“我”的生活,给“我”的庸碌而沉重的生活带来亮光。小说《民间使者》讲述的是艺术对苦难的超越力量。小说中的“我”一直在抵抗着父亲对“我”的要求——从事民间艺术。在父亲去世后,“我”发现了父亲的日记本,里面记载了几十年前父亲在颍河岸边的一次经历,里面有爱情、死亡,还有艺术,这让“我”对父亲产生了兴趣,决定沿着当年父亲的道路重新走一遍。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大量接触民间艺术,最终,“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可遏制地爱上了民间艺术。从小说叙事的表层来看,《民间使者》讲述的是叛逆与皈依的故事,但是在叙述中却展现了艺术超越现实苦难的巨大力量。对于大众来说,民间艺术的力量在于,它们点缀了大众的日常生活,给大众的生活带来亮色,在苦难中给大众带来希望。对于民间艺人本身来说,民间艺术有着更为强大的力量,它赋予了民间艺人一种强大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照耀下,苦难、死亡都不再是不可征服。民间艺人可以用平静的姿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艺术已经成为民间艺人的生活本身。在面对现实苦难的时候,艺术表现出了它超越性的力量。在墨白这里,旅行、梦想,也可以具有生活的某种本体意义。小说《航行与梦想》书写的就是关于旅行、梦想对于现实人生的超越。小说的中心故事是主人公萧城的两次旅行,他是要通过旅行来摆脱日常生活的困境与无聊。小说中的萧城认识到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压抑,就像一个被困在食物链上的动物,没有自由。那么,日常生活就意味着在食物链上不自由的生存。这样,旅行对于萧城来说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因为旅行可以使人暂时脱离他熟悉的社会生活和他熟悉的人,可以暂时脱离社会给他规定的食物链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旅行,特别是独自旅行,是当事人对他在社会上特定身份的一次小小的出轨和逃离。萧城另外一个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方式是梦想。他和燕子的通信,对燕子的幻想,他关于梅子的幻想,都给他庸俗、沉闷的日常生活增加了希望。虽然这个小说也表述了关于燕子梦想的破灭,但是梅子却作为一个扑朔迷离的形象存在了下来,那么,关于她的梦想,还可以持续下去。依靠旅行和梦想,萧城获得了从现实的沉闷中喘息的能力。从这几部小说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墨白表达的便是“艺术拯救人生”这样一种理念,在这些小说中,艺术、爱情等具有了超越性的力量,成为生命意义本身。

从美学意义来说,墨白小说对神秘性的强调也构成了他小说的诗性特征。神秘性是墨白特别强调的一个小说特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现实生活中的神秘是我写作的叙事策略,同时也是我的小说立场。”[16](P5)就墨白的自述来看,神秘构成其对生活的认知,也构成了他小说写作的基本立场,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基本的现象,即几乎墨白所有的小说都有神秘现象出现。《错误之境》中的谭四清在出狱之后,发现他的情人马响席卷了他的财产逃跑了。他决定到马响的老家红马去寻找马响。小说描述了他到红马去的路上遇到的种种奇怪的事情。更为复杂的是,等他到了红马,却发现很多人并不认识马响。好不容易在一个老者的指点之下,他来到了马响工作的学校,但在马响住的房间,却发现了另外一个年轻女孩子的尸体,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杀人嫌疑犯。《一夜风流》中的作家谭渔在一个百无聊赖的细雨绵绵的秋日上午拨通了手边的一个传呼号码。然后这个传呼的主人,一个年轻的女人杨玉飘然而至,她说她在邮局工作,谭渔拿到的号码就是在她帮助谭渔寄书时留给谭渔的。她还说谭渔当时送给了她一本书,而且她还带来了那本已经被翻了很多遍的书,上面还有谭渔的签名。然后两个人一起吃饭,聊天,杨玉还带着谭渔到了她自己开的按摩店给谭渔按摩,带谭渔到自己工作的邮局去。后来他们就坐上火车来到了外地,住进了一家宾馆。但是,等二十天后谭渔再找杨玉的时候却发现那个按摩店的老板已经不是她,而那个邮局里面的工作人员也说他们都不认识一个叫杨玉的女人。这个女人是否存在过似乎都成了一个问题。

墨白的上述小说带有明显的超验色彩。从一般生活经验来讲,这些小说的最后结局显然并不符合生活的必然逻辑。因为无论是杨玉的神秘出现和神秘消失,还是消弭了任何她曾经存在过的痕迹,都不符合我们基本的生活逻辑。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墨白的这些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反生活逻辑的,反生活现实的。虽然这些小说的基本细节仍然建立在作家对生活细节的扎实的描摹之上,可是,到了情节的关键地方,生活却突然呈现出了巨大的悖谬性和不合逻辑性。当然,正是通过这样的叙述,墨白把他小说中的神秘性凸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读《一夜风流》,无论读者是如何的健忘,或者缺乏基本的文学审美技巧,可是这个最后巨大的神秘还是能够带给人美学的震惊。或许,这也正是墨白的目的所在,通过这种不合常理的,带有巨大神秘感的情节的设置,带给人强烈的美学震惊,从而让读者正视并且思考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神秘。

显然,无论从美学层面,还是从本体论层面、文体学层面,墨白的小说都表现出了鲜明的诗性特征。事实上,也正是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墨白小说的风貌。从小说表达这个角度来说,小说风格无所谓优劣高下,每一种小说风格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都有其更适合表达的领域。不过,必须承认,深入理解了墨白小说的诗性特质,对于我们更好理解他小说的选题、表达,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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