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兴

《画室》是我正在撰写的新作，此次只发表第一章前半段，两个因素。首先，考量到学刊篇幅限制，不可能全文登载一本书的漫长首章。前半段主要分析1863年的变革的历史性开展基础，寻找共时性在不同思想与实践场域的波动现象，碎裂同时性的经验事实之迷惑陷阱。非线性，多视角的迂回论述，会造成一般阅读者的障碍。抄借笛卡尔所言，也许断片的投石问路作为邀约开端，读者回应，另种书写思维运动可能。不是序言的告白，这不正是我书写者掉入自己开启的课题陷阱！

1863年，是法国现代绘画转捩的一年，也是学院派和传统绘画面临重大危机，灾难的一年。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进入第二时期，继1858年豪斯曼开始暴力改造巴黎都市空间，国家对文化想象生产场域，绘画，进行极端激烈的革命性破坏再造。开放设立落选沙龙，表面的放任自由政治操作新生年轻画家冲撞官方沙龙的美学权力合理性，所谓艺术民主化双重性工作同时疏解，释放逐渐高涨的反沙龙官方美学绘画的多样差异独立创作之对抗矛盾，弱化学院派权力于评论，公众舆论塑造过程中。帝国让艺术家和市民在城邦展场——议场争论品味、美的定义，以此方式动摇学院论述权力机制。而学院派的法理权威基础，美术教育养成的绝对主宰控制，经由第二帝国在1863年11月提出高等美院改造，某种文化想象领域的政变，以法国文艺复兴为口号，进行现代化美院教育，思想上接受引进较为独创的新绘画想象的开放多元可能。体制与实践上，加入当时工业工艺设计生产，美术学院改以工作室和现代工作坊方式教学。1Boime,Albert.“8.The Second Empire’s Official Realism.”Art in an Age of Civil Struggle,1848-1871,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pp.597-598.

学院派的合法性，论述和实践被以不同形式削减，或剥夺。在城邦想象领域的美学权力和位置逐渐边缘化，成为官方艺术和独立创作绘画之间的一块飞地，灰色边缘折衷地带作为协商缓冲的可能。2泰奥多尔·塞尔丁，《法国，1848-1945》第二卷《智识，品味，焦虑》[Zeldin,Theodore.France 1848-1945:Volume Two:Intellect,Taste and Anxiety]关于19世纪第二帝国的艺术状态，以德拉克洛瓦、巴比松画派的实际处境说明，国家艺术策略并不全然支持学院派，“介于‘学院派’艺术和‘现代艺术’之间，‘官方’艺术担当中间协调（矛盾）”。而那些被视为前卫、反叛的新绘画运动也会被学院派，或官方认可的沙龙大画家驯化，调和出符合时代品味与批评的折衷风格，回避马内和莫奈、雷诺阿印象派画家作品出现在展场所引起嘲弄、诋毁。像巴斯蒂安–勒帕热[Bastien-Lepage]就被接受为创新现代画家。塞尔丁归纳当时的时代精神，从第二帝国到第三共和初期，不存在所谓的硬性二元对立的画派划分意识型态，如同那时的政治现况。“在艺术上，从表面去划分对立的画派是一种不符实际，像在政治上。”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那些前卫艺术家并不全然背离先前艺术传统，不论是创作方式，或某些美学认识。塞尔丁的论点来自于艺术史家阿尔贝·布瓦姆[Albert Boime]的《19世纪法国绘画和学院》[The Academy and French Paint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和安·科芬·汉森[Ann Coffin Hanson]，《马内和现代传统》[Manet and the Modern Tradition]。汉森讨论马内如何汲取、学习与改造来自库蒂尔[Couture]画室的养成经验，技法和对文艺复兴，威尼斯画派的美学实践论点。布瓦姆细致的分析学院从1655年创立到了19世纪中叶开始质变，被贬低视为保守僵化，但也因为批评和反叛新画家，从德拉克洛瓦开始，巴比松、库尔贝、马内、印象派等；学院或学院派绘画的范畴与定义也开始变化扩大，布瓦姆的官方／学院／现代三元多轴心力场关系，操作改变了19世纪下半叶法国现代绘画地理风景。国家官方透过制度改革，收藏支持机制，沙龙展览评审变动，多面向推动想象与象征场域的地层重构，一如大巴黎城市都会空间改造。深层美育思想实践，由50年代中学美术教育到60年代中的美院组织政变似的改造，市民品味塑造对话等等。第二帝国寻求落实中间路线的图像生产，妥协性质的Juste milieu[中道]绘画表现，代表官方的“放任”[laissez faire]政治之想象空间实践。19世纪60年代的众声喧哗之前卫繁花盛放，植育在这复杂丰饶的土壤上，不能化约的用任何简化论述体系去定下所谓典范转移说法。历史进展不是线性，力场关系有直接，也有缠绕不可解的现象。第二帝国官方在想象空间，图像生产场域的操控，原则上都在因应不同危机矛盾，从正面或负面去解决或调适，权力机制之消长伴随不同、异质新生矛盾而变化，产生否定性动力。危机，否定性会具体化出现在个人精神与身体、群体或抽象论述。从这观点去思考，那么1870年普法战争终结第二帝国，衍生1871年巴黎公社内战，这历史灾难激变[catastrophe]是否可视为先前所有的变革改造之失败，或取消。像公社内战焚毁杜乐丽宫[Tuillerie]，和一大部分豪斯曼城市改造区域。勒内·汤姆[René Thom]在一次对谈中（收在Paraboles et catastrophes）简明定义激变和危机，基本上激变是可见现象，可观察得到的非连续性断裂。危机，则是隐性潜存，不确定的威胁，而在巨量累积后会由微细干扰变成破坏性调节过程。依汤姆的看法，危机更像是佛洛伊德所说的某种不可明状的焦虑与不安，主观。所以汤姆会强调要定义，分析危机不能从形式上，外在因素去寻找机械性因果解释（从机械、物理系统），那种变化是转捩点[points critiques]而非危机。危机和激变的关系没有绝对必然的因果关系，至多，可称危机可能呈现了不确定会产生的激变之讯号。汤姆建议从主体性切入是认识危机之途径。正是危机的主观性，它才会引起各种精神症兆，认知与判断的消退，丧失。这些精神危机寻求解方。有时在无法真正暸解危机，解消矛盾时会代以一些安慰剂式的替代伪解方，这可能会有局部性有效，而实质则会衍生出更复杂的混种危机[crise à hypris]，超过临界点后带来灾难，激变。汤姆的危机与激变论点，也许可以产生另类可能诠释方法，跳脱开一般艺术史的形式主义，艺术社会学史的物质与件的机械因果系统史观；而更重要可以回避套用傅柯或任何法国哲学论述的抽象幻想陷阱，落入循环论证圈套诡辩而不知。如何释放上述第二帝国的想象领域的政治控制和对应之社会、个人群体危机之矛盾否定性，驱动历史性开启的可能；这种方法论，认识论提纲似乎有助作为预设前提之逻辑必要性。(1)Zeldin,Theodore.France,1848-1945,1973,1977。法译本：Histoire des passions française,1848-1945,vol.3,goût et corruption,“mode et beauté.”Traduit par Catherine Erhel,Michele Cause,éditions du seuil,1979,pp.145-149.(2) Boime,Albert.The Academy and French paint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The Crystallization of French Official Art-The Distinction between“Official”and“Academic”,Phaidon Press,1971.pp.15-21.(3) Hanson,Ann Coffin.Manet and the Modern Tradi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p.138-139.(4) Thom,René.Paraboles et Catastrophes:Entretiens sur les mathématiques,la science et la philosophie.Flammarion,1983.p.116.

自1863年之后，沙龙展览制度走向凋零，最后在新的艺术市场交换流通制度中没落。学院派的美学权力和意识形态在1870年普法战争，第二帝国崩溃，第三共和取而代之，1871年公社失败后，“重返秩序”的第三共和时代精神让它一度回光返照，重返，但已是黄昏残照，帝国余光。等待各种新生绘画潮流冲击，直到消逝。

马内的《草地午餐》出现在如此特殊时刻，1863年落选沙龙，引起激烈纷争的原因并不只是在于画作本身所造成的冲突歧见。参与落选沙龙本身早已被预决视为是威胁既定秩序的负面、危险分子行为。落选画家集会抗议评审不公后，拿破仑三世会商决议另设落选沙龙作为堤防，去阻断这些画家造成社会不安洪流：“这些失去社会地位的人，会造成社会危险。”3Tabazant,Adolphe.Manet:Histoire catalographique.Éd.Montaigne,1931 p.94.

这群被逐出官方沙龙的画家们，被视为破坏社会秩序的不良分子，如同左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参与者。为什么会对想象领域的艺术创作者如此的不信任与抗拒？这些不具备任何政治实践目的——改造或革命颠覆——的图像与幻想构建者会产生哪类的权力论述威胁到帝国、城邦共体和市民？或许是他们太强烈未被规训、驯化的想象力先天地已是理性秩序和道德实践的不可克服矛盾与恐惧。另一种政治，野蛮自然、帝国和工业革命社会所不欲看见而要加以抑制的图像、形式欲力？透过放任政策的开明专制操作，城邦共体议论审判和年轻艺术家的画室养成教育驯化。

1863年法国艺术领域所发生的重大变革，见证了想象领域的历史危机。外在公共场域的权力开始崩解，平行于艺术创作场域自身之主体性碎裂。这双重性断裂，释放想象力，形式欲力成为无主漂泊于新都会荒野的黑暗野兽。国家舆论所指，“失去社会地位”[déclassé]，也即是无法被分类定位，丧失社会阶级认可的可能。他们可能是个体，也可能是努力寻求新群体集结的部落化认同形塑运动。急剧快速大量成长的艺术创作者们，在这特殊历史时刻，同时要承受现实的经济生活压力，和美学意识、论述空洞化的精神虚无。他们不但没有真实世界，也自我中空碎裂。

（19世纪）追求罗马奖……主宰年轻画家养成；但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失败将他们逼入绝望情绪，用一种细心营造的波希米亚式愉快生活去掩盖——轻佻的外表掩藏不安和暴力。师生关系恶化，当老师没办法保障学生有否工作；像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画室操作，以合作者方式，共同工作的合作者方式，在个人主义的冲击下瓦解。库尔贝画室，没有任何教学，显露（画室教学）系统危机。如同其他独立画室，印象派画家曾学习过……这是独立艺术的起源。4Zeldin,Theodore.Histoire des passions française,1848-1945.Vol.3.Goût et Corruption.Chapt.3.“mode et beauté”,Payot,2002,p.143。见注2 之(1)。

1863年，是决定学院派绘画开始衰退的一年，这一年有大约3000 名画家提供5000 件作品参选沙龙展，巨量的创作生产力冲倒官方沙龙。5White,Harrison C.,and Cynthia A.White.Canvases and Careers: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French Painting World.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3,p.52.想象经济生产力膨胀，超越当时的实际市场经济流通可能。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如此巨量的艺术生产和想象能量，无序混乱流动在一个正激烈改造的城市空间和因此而被破坏的旧社会阶级关系场域，何种图像空间，和对应理念会因应这激变而发生。然而，任何图像、绘画或雕塑之创造必然产生于先前既有的知识和技术实践系统，也即来自于一定的教育养成系统。私人画室和美院是青年画家必经之途径；所有艺术创作者的先天规定内在性，一种制约社会化的先决条件。因此当这些先天条件无法提供面对巨变时可能的诠释和庇护，这些巨量自由想象力潮流就丧失凝聚成确定形象之可能，自我形象和表现——再现图像同时流失，漂散虚无化。那是一个想象力和艺术表现能量的熵之年代。高速推展的殖民帝国和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生产革命，更彻底让这现象荒芜激化。1863年，是危机爆发的一年，多事的一年。波德莱尔，稍早些一篇评论深刻的观察到时代危机征兆，这是一个灾难，大劫关口[climatique]年代：

从这个劫难关口的年代开始，当法国的文学和艺术同时大爆发，所谓关于美，强力甚至如画风景作品，之意义都已萎缩、变质。……这些理念贫乏。拘泥于细枝末节的表现，以及所有法国绘画人尽皆知的可笑；这些就足够说明为什么库尔贝[Courbet]的绘画一出现就造成轰动。其带来的各种争论反应，狂乱夸大的反动，是肯定必需有。必须认可库尔贝，他多少促成建立对单纯、直率的品味，以及对绘画的绝对、无私心的爱。6Baudelaire,Charles.“Peintres et aquafortistes.”Le Boulevard,14 Septembre 1862,Curiosités Esthétiques,L’art Romantique.Éditions Garnier Fréres,1962,pp.409-410.

接续库尔贝之后，两位被波德莱尔视为年轻画家中最为严谨、杰出。马内和阿方斯·勒格罗 [Alphonse Legros]。波德莱尔预告马内将在下次沙龙（1863）展出多幅画作，“带有最强烈的西班牙风格，会让人错以为是西班牙大师躲到法国”7Ibid.。从波德莱尔自信的口吻，可以看出他没料到马内的画作会落选，以及《草地午餐》所造成的巨大争论。但是，仔细阅读他对两位年轻画家作品特质的描写，那似乎隐约预见了马内的画作可能会在隔年，1863年的沙龙中受到抨击：

马内和勒格罗，他们集结了对于现实、现代现实的确定品味[gout]——这就已经是很好的征兆[symptôme]——这种鲜明、灵活、多感、勇敢的想象，缺少这些，必须要说，所有最好的能力[Facultés]，都将只是无主的奴仆，没有政府的公仆。8Ibid.

波德莱尔这段评论的结语，想象治理、宰制创作的能力，延用他先前“Salon de 1859”的核心论点，第4 章节“想象治理[le gouvernement de l’imagination]从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和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获得的观念，“想象创造世界，治理世界”9Baudelaire,Charles.“Salon de 1859.”Curiosités Esthétiques,L’art Romantique,pp.324-325,note.3.，想象成为艺术创作的至上源头和能力。于美和真理的矛盾对立中，想象给予真理可能，允诺之地，无限。

“想象是真实之后，也是可能之真实之境域，它是肯定性联结无限。”10Ibid.,p.322.

而正因为想象的实践理性可能，想象教导画家形式，图像的道德意义，创造新的世界，图像世界和其修辞、类比：

想象教导人，颜色、轮廓、声音、香气的道德意义。在世界源起的时候，它创造类比和象征。它解组所有创造再造新世界，生产新感性。因为它创造世界……合理地，它治理世界。11Ibid.,p.321.

基本上，波德莱尔的《1859年沙龙》是他最后，最全面性的艺术评论书写，近百页的叙述和分析，几乎涵盖他晚年的主要美学、艺术观点。文中有些片断章节，波德莱尔甚至稍加改动就直接移用到1863年两篇很重要的评论：德拉克洛瓦的悼文，《欧仁·德拉克洛瓦，其作品，生活》[L’Œuvre et la vie d’Eugène Delacroix，1863年，9月，11月]。另一篇，谈现代画家，总结波德莱尔有关现代性的美学论点，《现代生活的画家》[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1863年12月]。

1863年的这两篇评论，毫无疑问，可视为波德莱尔对于当年法国美术界的革命性巨变的曲折回应。德拉克洛瓦的悼文，象征最后的浪漫主义画派之终结，同时也是一个学院派绘画的虚拟表面二元对立共存的假象碎裂，所谓古典／浪漫的伪美学矛盾不再具有效性。哀悼，波德莱尔追思、感伤的不是旧殿堂崩颓，他缅怀，甚至有些恐惧不安的是德拉克洛瓦作为最后古典大师，承受神旨的天才消失之后，多少理念和谜与寓言，作为历史性之具现和见证沉入黑暗和遗忘后造成的空缺。何种图像、理念可能出现？这时代社会等待的是什么样的绘画空间作为表征，和观看想象。《现代生活画家》，因此，可视为波德莱尔的另一种哀悼工作，试图回答上述的急迫问题，弥补自己的不安空缺。这不是单纯的寓言象征书写，那是身体精神工作向外投映的图式和想象；现代性，现代画家并不是文中所指的特定某位，或某些画家，那是某种新的形式欲力能够承担，回应波德莱尔未明说的幽暗自问课题。

从波德莱尔的这几篇艺术评论，其书写运动所带出的精神轨迹，明白呈显1863年的巨变裂解，不是偶然随机现象。《1859年沙龙》写于豪斯曼巴黎城市大改造工程启动时刻，城市与生命空间被暴力破坏重构。波德莱尔作为城市闲逛者、观察者，日夜穿梭尘土飞扬的废墟，幽灵般流离失所的旧城低阶市民擦身而过，眼前印象和身体感觉是否会沉淀，潜入意识与手的运动？当他在《1859年沙龙》中限制摄影，这工业时代的新生艺术表现工作，只能作为“记忆的档案”，不能入侵想象和不可知场域。波德莱尔是否看见荷马的独眼工业巨兽威胁，占领观看的支配权位置；所以他警告现代画家不能在这巨大工业疯狂中停留在眼睛和观看场域，这种疯狂会让画家的判断和感觉能力消退，画家们应该进入非物质性，轻灵状态。12Ibid.,pp.319-320.

1859年的震动和不安，持续，而当1863年国家权力更强力入侵想象领域时，重复移用先前书写片断，或许是面对灾难性巨变的精神策略，重写和改置。波德莱尔的现代艺术评论是否真的如同本雅明所批评，前后不一致，甚至是其现代性观念的弱点，不够纯粹，仍然纠缠在古典影响下，是某种历史主义的表现：

现代艺术理论是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中之弱点。……他的理论并未超越所谓“弃绝”[renunciation]阶段，即是在他作品中所呈现的，自然与纯真的失落，而爱伦·坡的影响，出现在他所选择一些程式[formuler]，正是他理论中滞碍之处的表现。……波德莱尔的美学反思从未能让现代性出现在他所诠释的古典时代[antique]以很明确方式，如同他《恶之花》中的某些诗。13Benjamin,Walter.Charles Baudelaire,un poète lyrique à l’apogée du capitalisme.“le paris du second empire chez Baudelaire(1938)”,III,La modernite traduit par Jean Lacoste,Edition Payot,1982,p.119.

本雅明贬低波德莱尔的现代艺术理论意义，造成现代性论述之欠缺，不足。这种负面性，本雅明归罪于爱伦·坡美学观念影响。本雅明很直接，断然地分割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成为不对等，甚至不联结的几块场域：诗，第二帝国时代社会批评，纯粹艺术美学评论。前二者的前卫性、批判性具足高度生产力和政治性，符合本雅明以马克思唯物证史观的美学准则，有明确时间性和社会实践价值。而美术评论就只是一些过时的自然神学，神秘主义的理念表现：原罪、放逐、救赎，本雅明所言自然与纯真的失落。14Ibid.,I,La Boheme,p.40。“波德莱尔，耶稣会的支持者，即便在他的反抗时刻，也不愿意和救世主分裂。其诗仍有所保留，而散文则完全不忌晦、禁止，所以撒旦才会出现。……波德莱尔的悲悯抗议喷涌如宣战的呐喊，他不愿人们抢走他的撒旦。”

然而，本雅明主观割裂波德莱尔的诗意国度，让马克思思想幽灵宰制造成碎裂，进而阻断了波德莱尔思维的自由，随机流动的书写运动被固化成为某些美学意识型态结晶矿物，回映第二帝国余光。不同场域俨然成为被隔阻的异国部落，操作不一样的语言，需要翻译和再书写才能沟通，但那已不是原本的书写运动和意向。波德莱尔被定义成为第二帝国抒情诗人。但这是否是波德莱尔的诗意美学指向，其现代性，某种普世价值意义表现？显然不是。

本雅明上述论点，另一个盲区，则是过度放大爱伦·坡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因而拿爱伦·坡的诗意美学论述作为波德莱尔现代艺术评论思想依据。本雅明简化美学史观成为单纯人对人的影响，方法论上已是自相矛盾，否定他坚持的马克思唯物史观。这盲点，遮蔽了本雅明深刻审视波德莱尔美术评论书写，失去重新放置在一个美学思想史地理脉络中去分析或考掘操作。也即是说本雅明不能，或不愿意，面对波德莱尔书写运动中被延迟浪漫主义扰动现象，造成浪漫主义片刻出现在某些文本节点，文本地理断崖，而爱·伦坡只是这类波动中的一个浮游泡沫，和其他影响共舞。

波德莱尔透过爱伦·坡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接触感染到青年德国浪漫主义诗和超验唯心观念哲学，片面也许，多重翻译与改写，误读形构出特殊浪漫主义片刻残片闪烁在他的曲折书写运动轨迹。此种隔阻，回旋和延迟的变异，波德莱尔的浪漫主义姿态，再生或异类移植，多重语言、文化和思想的交织，不是单纯的文化思想混血现象；抗拒、诱惑和交媾，肉体化过程涉及繁复的精神经济交换工作，某种精神货币交换价值。由此，或许应该先提出一个疑问，对波德莱尔而言，他所接受想象的浪漫主义是什么？作为一个推崇德拉克洛瓦绘画和其引领的法国浪漫主义绘画流派，其思想内容和表现方式，和德国浪漫主义美学的距离、同异性？介于一个有明确哲学思想及实践的美学运动，和只具有模糊论述定义的绘画流派。浪漫主义一词对波德莱尔而言，先决地带上暧昧模糊意义，规定。更深刻的可能是德国浪漫主义孕生巨大的美学思想革命，继法国大革命之后另一场激烈变动，这是苍白的法国浪漫主义绘画运动所缺乏的精神欲力生产和爆发。此欠缺不足，自然影响到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和思想的扩散、诠释收受的可能性。这也可以阐译波德莱尔迂回绕路，通过英美浪漫主义诗人的树林小径去隐晦接触德国浪漫主义思想产生的思想质变。此种移植借用的操作策略，晦暗潜言的姿态，不是方法，放弃定义和系统思想规定，类近于康德在其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第64 节，谈论自然物种的自我保存，增殖和凋零现象，他以寄生和共生概念想象植物，树的每一部分，叶子和树干共同构成一个类和个体的生命保存、延续。某种奇特寄生共体，叶子产自树，而树也需要叶子去自我保存。树也会因为过多落叶而死亡。再生、芽接，接枝可以用来延续树的生长，同株或异株，特殊寄生关系。

康德引借生物学“替代器官”[Vicariance]概念：

当一个伤口为了弥补所欠缺的必需部份，在其邻近处而代之以另一部份；由此可能会产生在增殖时之畸形和怪物，因为这部分，由于欠缺不足或障碍，自行形成以完全新的方式，以便保存已经存在者，由而产生一种异常生物。15Kant,Immanuel.Critique de la Faculté de Juger.“(64) du caractère proper des choses,comme fin naturelles.”Trans.Alexandre J.L.Delamarre,Jean-René Ladmiral,Marc B.de Launay,Jean-Marie Vaysse,Luc Ferry et Heinz Wismann,Edition Gallimard,1985,pp.334-335.

替代器官移植产生的怪物、畸胎，这也许是波德莱尔面对欠缺真正的浪漫主义精神—青年德国浪漫主义、英美浪漫文学所宣扬、表现—那种所谓法国浪漫主义绘画时的困惑与震惊。不论是古典和新—古典，以及浪漫主义，19世纪前半叶法国绘画几乎完全自我困锁在希罗古代叙事、神话和东方主义的学院美学表现。没有丝毫浪漫主义的思辨批判，美学革命的实践性质。单纯只是因为在表现形式上强调画家的个人情感，激情挥发的图像空间构成，相较于新古典画派的理想化，高度节制理性的完美形式秩序，而被套上一个浪漫派绘画名称，约定俗成的成为批评与大众品味准则。自我否定，双重否定：否定德国、英美浪漫主义运动所引起的思想革命，操作抑制与遮蔽。扭曲套用没有实质的名称到一个完全背反、逆向的异质美学生产，否定性唯名畸胎的事实，为了延续后大革命——第一帝国瓦解的创伤后遗症影响到学院美术制度和生产持续发展，运用空洞诡辨的浪漫画派／新古典画派伪二元对立命题，强力树立在第二帝国场域，成为法国19世纪前半叶唯一的宰制，主流美学意识形态。波德莱尔的浪漫主义姿态，短暂微弱的浪漫主义片刻，书写时间性断裂，微妙地闪现上述双重否定的历史矛盾，病理症兆的聚集在想象力上，好的症兆，想象力危机。

将波德莱尔1859年沙龙的这种论点放入他的艺术批评发展脉络，无可置疑的，可发现他的浪漫主义困惑始终持续不断，构成其论述否定性动力。可以这种形容，这个1859年的浪漫主义片刻其实是残留，或复返的未尽精神机制工作，分析与修复面对他在1846年所碰撞到，意识或无意识，法国艺术深层双重矛盾所造成的主体性裂痕和思想基础欠缺，而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何谓浪漫主义？”作为《1846年沙龙》小册第二章，继“献给布尔乔亚”前言，“批评的用处何在？”16Baudelaire,Charles.“Salon de 1846.”Curiosités Esthétiques,L’art Romantique。参见注6，pp.97-200。

到今天仍没有人愿意给这词（浪漫主义）一个真实和肯定的定义。他们究竟如何能够肯定这整个世代所曾全身投入多年的战斗，就为了一个不仅仅是象征的旗帜。让我们回想过去这几年的纷争，发现只有少数浪漫主义者[romantiques]，如果有，他们之间又更少数人找到浪漫主义[romantisme]。但他们都真诚、尽心去寻找。17Ibid.,p.102.

波德莱尔开宗明义立即指出欠缺明确定义所谓浪漫主义，造成一整个世代的焦虑和纷争，而创作的欲望也环绕，离不开解答这课题。而对于批评家波德莱尔而言，澄清并定义名称范畴的首要解题工作，不论是哪一种方法策略：逻辑思辨，或历史诠释，抑或语源分析，波德莱尔全部回避，代之以模糊主观断论取代，循环论证让根本问题蒙上更不透明迷惑：“浪漫主义正确说，既不在于主题选择，也不在于精确真理，而在于感觉的态度[La manière de sentir]。”更简要，核心概念指称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艺术最现代，最为这个时代的表现，时代的道德：“浪漫主义即现代艺术，即秘密性、颜色，朝向无限的灵感。”

接续格言断片式主观意见，波德莱尔以颜色在不同国族地理的特殊倾向，建立差异分别艺术史上不同地区和艺术家的风格：“浪漫主义是北国分子。北国（画家）是色彩家，梦与魔幻是迷雾之子女。”

波德莱尔在下一个章节长篇细论颜色，颜色和描绘[dessins]之矛盾。最后将全部有关浪漫主义绘画的论述结束在第四章，德拉克洛瓦作为浪漫主义绘画代表人物上，深入分析其各时期作品。这篇评论开启近二十多年，书写分析评论德拉克洛瓦作品历程，1863年的追悼著作结束漫长的友谊书写想象运动，最后的浪漫想象。

如何看待、诠释波德莱尔这短短章节，“何谓浪漫主义？”的历史意义和位置？若依照波德莱尔自己之反思，批评之任务和目的，所提出的美学要求，整合感性激情朝向绝对：“每时每刻批评都触及形上学”。那显然，“何谓浪漫主义？”的企图、尝试是一个失败的计划。而这正是为何它成为波德莱尔一再复返回到这课题场域上，用不同的形式和书写策略，诗、散文与评论交错扣问、质询、审判。《1859年沙龙》的浪漫主义片刻，1863年德拉克洛瓦悼文《德拉克洛瓦，其作品，生活》文章奇特地以非人称方式称谓画家，违反一般的语言文法使用：“何谓德拉克洛瓦？他在这世界上的角色与责任是什么？这是第一个要审问的问题？”18Baudelaire,Charles.“L’Oeuvre et la vie d‘Eugène Delacroix.(1863)”Curiosités Esthétiques,L’art Romantique,p.423.

“何谓德拉克洛瓦？”[qu’est-ce Delacroix?]取代寻常问句的“谁是德拉克洛瓦？”[qui est Delacroix?]。如同《何谓浪漫主义？》的提问方式，形上学问题，德拉克洛瓦是否完成伦理道德的实践，德拉克洛瓦即是浪漫主义，美学任务实现。

德拉克洛瓦悼文之后，1863年年尾的《现代生活画家》则又似乎延迟，遥远时差，用另一种方式回答1846年悬置未解的浪漫主义疑惑，给予抽象格言的浪漫主义断片某种实体和历史经验躯体，浪漫主义精神再生，变形进入新世代。浪漫主义已不仅只是艺术表现方法、风格，它是时代精神。现代性的黑夜：“浪漫主义即现代艺术，即私密性、颜色，朝向无限的灵感。”（1846）

私密性，感觉的态度，浪漫主义的现代性，现代日常生活，城市现象。“现代性，是过渡、逃逸、偶然，一半艺术，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每个古代画家，都有其现代性”。19Baudelaire,Charles.“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1863)”Curiosités Esthétiques,L’art Romantique, pp.453-502,p.467.

他们是大城市的群众，闲逛，漫游者。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女性：“对于一完美的漫游者，狂热的观察者，那可是极度享乐，选择栖居于多数，浮动，运动不止，遁逃于无限之中。”20Ibid.,p.463.

颓唐放浪主义[dandysme]特别会出现在过渡时代，当民主尚不具有完全权力，当贵族仍只是部分动摇，堕落。……颓唐放浪主义是英雄主义的最后闪烁在颓废中……是落日，是流星，很特殊，没有温度，但却充满忧郁。21Ibid.,p.485.

（当MG.）尝试解释现代性中的美，特意再现那些过度打扮化妆，以各种人工的夸饰，不论他们是属于那个社会阶级。22Ibid.,p.494.

1846年的浪漫主义艺术，空泛抽象的感性形容，1863年具体呈现，有时间性、道德与社会阶级属性，性别差异的现代性剧场，不是一个历史事件出现在特定时代。它是一个永恒流转的二元辩证历史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古代／现代性。波德莱尔借此让浪漫主义依附现代主义，而超越原先的经验，历史事件的限制，成为某种可能的普遍性美学原则，重新诠释德国浪漫主义源起的美学革命倾向、动力。

本雅明抑制、排除波德莱尔的浪漫主义思维意识，但却不忽略其现代性论述之重要，这种操作似乎回避了现代性黑夜的疯狂，不确定性，而企图想将之改造成为积极的批判思想建构：“古代性[antiquité]和现代性之间的对映是波德莱尔唯一的历史建构概念。它排除一个辨证建构更多可能，比起他所未曾包含的。”23Benjamin,Walter.Charles Baudelaire.p.236.欠缺辨证性，换句话，就是只有二元对立偶而不能进入综合：“辨证图像其历史事物形式能符合歌德所要求的，一个综合性事物。”24Ibid.,p.235.因就这个不足、缺失，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论述就不可能构成系统，其所具有的认识性可能就变得暧昧、可疑。本雅明在一个片段中，用隐喻方式形容欠缺辨证法则的思想、书写，就像一艘有风却停滞水面的帆船：“对辨证学家而言，重要的是掌握历史的风扬帆，因辨证对他即：扬帆。用什么方式去升帆，这是最重要。而文字就是他的帆。他升帆的方式，就是让他们成为概念。”25Ibid.,p.231.

本雅明高度颂扬波德莱尔书写，诗、散文和评论中的灵光，巴洛克寓言启示。然而处身在马克思唯物辨证批判系统下，虽偶尔会有犹太教义的弥赛亚救赎神秘暗影，终究，他不时会对波德莱尔那些评论书写的混乱、前后矛盾严苛指责：

在帝国，拿破仑三世，保持、发展他的阴谋者习惯。……我们会发现这些特征在波德莱尔的理论书写中。他经常以肯定论[apodictique]方式推出其见解。论证不是他的事。他甚至回避争辩，当他的论点之间出现很粗暴的前后矛盾不一致而需要澄清说明。他将《1846年沙龙》献给布尔乔亚，他自认为是他们的代言人，但他的态度却不是魔鬼律师。在这之后，举例来说，他斥骂反对“好品味”派文学时，他用最愤怒的波希亚口吻指责“善良布尔乔亚”“代书”“他们的人”。26Ibid.,pp.24-25。本雅明引用的波德莱尔文章，〈戏剧和老实人小说〉[Les Drames et les romans honnêtes,1851]“好品味文学这里，和他们那些虚荣正经布尔乔亚之类，扩散、繁殖一整群不健康、滥情的轻佻女工[grisettes]”(Curiosités Esthétiques,L’art Romantique.p.569)。

本雅明似乎想象法国19世纪40年代后的布尔乔亚阶级具有稳定、持续不变的特质。相较于这种持衡稳定社会结构，波德莱尔1846年的高度支持态度，到了1851年的逆转，否定观点，因此就会被视为立场混乱，前后不一致的个人错误。然而就当时的历史事件，政治动荡，短短几年间国家体制激烈变革，1848年2月推翻路易菲利普七月皇朝，建立第二共和，同年6月旧贵族联合布尔乔亚，资产阶级血腥镇压左翼社会主义，成立宪政议会，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先前七月皇朝的资产阶级君主制。马克思指出这是无产阶级“历史性的……光荣失败”，资产阶级全面统治，以所谓人民的名义：“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27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1869)，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页。这个彻底失败的二月共和国革命，历史的逆流，“人物和事变仿佛是一些颠倒的施莱米尔[Peter Schlemihls]——没有肉体的影子，革命自己麻痺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自己的敌人”28同注27，第35页。Adelbert von Chamisso (1781-1838),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 (1814)。。

而共和国其实是两个旧王朝结合，为了第二帝国政变登场，1851年12月，所作的准备。马克思形容第二共和的政治意识型态，煽动为了安宁，而安宁又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历史而无事实，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由于相同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覆而使人倦怠。”29同注28，第34页。

马克思这段论述，第二共和的二元对立不断自我循环，却不能带动任何生产性、历史和社会。最后导致整个时代、社会的虚无倦怠、耗弱。本雅明批评波德莱尔的理论欠缺辨证性，不能建构概念与系统。只有某种单一的历史建构的观念可能，如同马克思所言，只有历史而无事变，真理和激情互斥不能共存，波德莱尔放弃真理追寻，代之以巴洛克寓言保存激情。

1848 革命理论论述缺陷、矛盾和不足，其实也正是1848年革命不同1789年的大革命的深刻全面性，沦为短暂、冒进的巴黎城市市民暴动和镇压，没有扩散到全国，农民阶层，甚至一大部分工人阶级也未参与。波德莱尔的思想困境表征整个1848 世代的精神挫败，不仅只是实践行动落空，同时也是无从理解这历史事件后的困惑、失望，一切都像迷雾，所有人的主动、自主性瞬间消散：“因为革命只是愤怒的表现，它的意义仍旧暧昧。共和国的性质犹待定义。”再加上其本质只是一种巴黎人的革命，没有任何为了权力引起冲突的真实，在外省也未引起群众示威。30Zeldin,Theodore.Histoire des passions française,1848-1945.vol.4.Colère et politique.chpt 4.“Le republicanism.”Trans.Petry,Anne and Simone Manceau,p.135.

马克思借用浪漫主义传奇故事，无影人——用自己的影子和魔鬼交易获取名利的人物，作为拜物逐利的商人象征；马克思颠倒叙事角度，改拿被魔鬼收集的影子去代表失败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没有肉体的影子”，资本主义时代的魅影幻象，而实际上他也可用来形容整个1848 世代，未来第二帝国的精英分子，也即是福楼拜《情感教育》人物群像之风景。

1848年2月早春革命的幻想希望，到6月流血悲剧。马克思在这之间短暂过访巴黎，催促2月刚在伦敦印好的《共产党宣言》即时译成法文，6月初赶在血腥冲突前夕出版。马克思临场见证二月革命后的巴黎。同一时间法国史学家米什莱[Michlet]，《法国大革命》头二卷，2月巧合呼应革命出版上市，在法兰西学院课程吸引市民知识分子，造成临时共和国政府不安。《共产党宣言》秘密国际工人同盟运动纲领文件，《法国大革命史》考掘梳理1789年大革命的历史，各自用不同角度诠释给予当时事件观点和意义。它们不约而同出现在巴黎二月革命暴风漩涡，“革命”的精灵带着不同的面貌，或更正确说，双面新天使操着不同语言，各自望向不同的地平线，薄暮近晚和晨曦破晓。秘密革命会社和大革命幽灵进入正在发生进行的新革命，短暂共舞，市民共和国或工人阶级，短暂持续的灰烬欢乐，旋即新秩序登场将它们逐入黑暗，帝国新秩序重新整合。历史脉动，瞬间开閤，激情与理智还来不及对话就被卷入无意识黑夜。1848年二月革命神话成为未思考、不能思考的历史不可知事物，语言、感性和理性的黑暗终极，历史透视观看的远方消逝点。

马克思1852年，拿破仑三世政变建立第二帝国，写就《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下文简称为《雾月十八日》），书中描绘分析1848年2月革命的段落犹然带着彼时鲜明的回忆，感性抒情的书写透露马克思当时的强烈失落挫败、心绪波动，历史见证的伤痕。1871年巴黎公社5月28日被镇压瓦解，两天后，马克思就完成并公开宣读《法兰西内战》（下文简称为《内战》）。从巴黎公社事件回看1848年二月革命，马克思掌握了历史辨证进程，先前临场见证的主观感性不再主导论述和书写，那不可知、不能思考的历史困惑，似乎在他使用否定性，否定的否定探针深入历史事件沉淀在记忆伤痕下，清冷病理分析语调取代那些大量抽象隐喻修辞。

巴黎公社事件作为新的历史运动座标，马克思澄清先前的不可思，不能掌握成为论述的困惑，给予观念和辨证理性。《雾月十八日》以人为本位的历史主义决定论，“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实”，被扬弃代以辨证历史观，揭露1848年2月、6月革命性和历史动力。革命不再是机械性被动的，“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1848年的革命是革命，大写的，非具体个别国家区域，甚至时期，之一具现历史事件，“革命自己麻痺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自己敌人”的经验事实描述遮蔽革命作为历史和时间性之建立的本体意义，革命不只是，不应该被指称为某历史事件；《内战》从巴黎公社废墟回看1848年2月革命，革命的现象意义显露：“由此可见，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完善，而没有甩掉这令人窒息的梦魇。”31马克思，《法兰内战》初稿（1871），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9页。

革命不再是历史事件，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因素所造成的结果；革命与国家，国家机器的否定辨证运作，是历史动力的源头，革命否定国家，国家机器过程完成自我否定，取消，一如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完成赤贫化，自我取消。革命是国家，国家机器成立之必须性否定条件，而革命也运用国家，国家机器去自我否定，成为其共生之修复者和养料，甚至是歧胎培育，繁殖。马克思从这视角重新定位法国大革命，革命和国家共生交媾繁衍19世纪资产阶级在欧洲工业革命的代理人之否定性历史意义：“（政府机器）在第一拿破仑时代，不仅被用来压制革命，取消人民的自由权利，它还是法兰西革命的一种工具，借以打出国门，为法国的利益在大陆上建立一些大体与法国相仿的国家来替代封王朝。”32同注31。革命与国家、国家机器的否定辨证关系，国家压制革命，但同时也是革命的工具。

法国革命开始国家、国家机器的绝对化过程，实体转换成为超自然的人间神权，掌控一切：“提高它对现实社会的独立性，加强它对现实社会的超自然控制，这种控制实际上取代了中世纪的超自然苍天及天上圣徒作用。”33同注31，第98页。国家，国家机器成为“超自然怪胎”34同注31，第101页。，第二帝国完成这个绝对至上权力的巨灵化历史过程，最后的发展阶段。“国家政权的最后，最高表现就是第二帝国。”公社革命，是这个绝对至上国家权的绝对否定：“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僭权的最后形式，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35同注31，第101页。

马克思借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否定辨证，视第二帝国为法国大革命所开启的国家权力至上化的历史进程之最后阶段，这阶段完成于国家——国家机器自我否定成巴黎公社的绝对否定表现。第二帝国的终结，不在于普法战争，而是其帝国精神绝对否定的自我扬弃，巴黎公社的历史废墟。超自然神权化的高度控制巨灵魅影消散，但这之后是否有光照在阴影被驱逐后？国家与革命的矛盾共生如何转变？《雾月十八》论述1848 革命的感性近乎直观的表现，而《内战》形上学观念超验构建辨证性国家权力绝对化成为至上理念进展，表征国家神话之源起在大革命之后的变化。这差异性，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的思想观念变化，激情与真理的对话互诘，同时也是其论述之政治特质，混杂具体分析作为观念系统依据的政治、经济哲学书写，以及作为政治实践而必须具备的实证性在当下历史事件观照。此种实证性转变事件的有限经验时间标志成为普遍之时间性；也即是其判断力综合并超越了直观知性的批判分析，揭显事件之现象决定原则，历史性建构、诠释。恩格斯为1891年版写的《内战》导论简洁归纳这特质：

（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突出显示了作者在《雾月十八日》中已初次表现出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刚结束时，就能准确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最后是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36同注31，第3页。

恩格斯这段话阐明马克思确切掌握了历史终极性，其目的论发展的自然技术，在一个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历史时刻。而这种超乎寻常的判断能力，恩格斯不自禁的用宗教、神秘主义的形容词，“马克思预言”“（德国）苦难”，弥赛亚的乌托邦想象穿透过度理性坚硬外壳。但这也不是恩格斯个人的想象，马克思自己也以近似的方式自我反映在他的“1869年第二版序言”（《雾月十八》）：

我这部著作的结束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的顶上倒塌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37同注27，第4页。

诡异的时序错乱，1869年6月马克思写这篇序言时，普法战争还未发生，公社内战是隔年五月（1870年5月），4月12日毁掉旺多姆广场的拿破仑铜柱雕像。38同注27，第9页。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明显的时序误植，1871年公社失败后的马克思平行时空降临在1869 的马克思意识，书写。什么样的原因和动力促成这种迷乱？抑或，这是一段重写、改写，甚至伪文？总之，此种时间性断裂、折曲，都强调马克思思想超越性，将之神秘化成为预言，此种神话时间的欲望，或是偶像神圣化意向造成时间性折曲迷乱。

时间性错乱，让人看见马克思所言“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的1848年2月革命的时间性困惑又再一次用另一种形式复返，这似乎指出某种无意识之时间性伤痕仍然在某些层面干扰，或甚至支配马克思之思想生产，一种透明的历史光学装置预放在判断力之前，当面对世界、期待现象发生时，折射并黏滞想象和知性的对应。简言之，马克思所碰触到的1848年2月革命的困惑，革命的时间性问题，事件的当下此刻时间所引生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如何决定历史性、延时性，“有历史而无事变”所指的正是这个时间现象问题。《雾月十八日》1869年第二版序言所出现的时间性错乱文章段落，出现在两大段落之间。上面一段批评1852年同年出版的雨果之《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两书都犯了类似错误，将政变历史完全放在拿破仑三世个人身上，不论是正负面评论都没看到历史动力决定原则，阶级斗争。后面段落，马克思指出法国近年众多著作，“历史研究、批评、讽刺、诙谐”破除拿破仑神话，进行解魅的重大精神革命，都未为人注意。对雨果、蒲鲁东1852年著作的批评，从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批判角度，马克思移转了1848年革命的同时性[simultanéité]到1852年的回顾论述，共时性问题被主观回忆经验隐蔽、替代。无时间性，或更正确说，阶级斗争决定时间性的先天原则让共时性被阶级、阶级意识发生的片刻所取代。这样操作，实际上就产生了《雾月十八日》中零散失序穿梭出现在大量历史事件陈述中，跳跃无逻辑性地论述阶级与阶级意识和矛盾，却不能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全书大量的诗意隐喻修辞，处处充满浪漫主义精神暗影，“拿破仑观念”和阶级、阶级意识之形塑与控制成为第二帝国的精神所在。

《雾月十八日》书中最明确定义阶级、阶级意识之性质，法国占大多数人口的小农阶级，不是工人无产阶级，作为对象。这段关于阶级的规定性定义，经常被引用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从历史源起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基础去归纳，19世纪从拿破仑土地政策改革到第二帝国形成的近乎半世纪法国农民的特殊社会阶层特质。马克思由这阶层发现一般硬性范畴规定的所谓阶级定义并不绝然符合。拿资产阶级、工人无产阶级之阶级定义去分析法国小农社会就会产生矛盾、不一致，因而发生了“既是又不是阶级”的自相背反现象：

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小农彼此之间只存在地域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之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构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39同注27，第110页。

马克思描述法国小农的生命世界，“生活方式、利益、教育程度”，一种近似单子的隔离、孤立的封锁状态，先天的被限定在土地与自然中，历史与国家权力，极度不自由状态，由外而内扼制自我意识和阶级意识形成的可能，马克思甚至半明显地说，即使其物质生产与交换的经济关系也是非社会性，前工业生产的家庭土地农业的“自给自足”（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无法建构共体，这些隔离的不自由孤立小农单子，丧失聚合总体化的转变动能与企图，自我否定阶级特征意即共时性的取消和禁止。城市与农村的时间性差异，异时性矛盾，深植于工业革命进行的法国国家社会中，某种程度，它其实是构成现代性的必须性否定条件。《雾月十八日》将之作为第二共和的议会政体的失败，第二帝国取而代之的一个主要历史决定性因素。农民意识觉醒，革命化，反对议会制共和国，也即破除对第一帝国神话的绝对幻想，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特殊时刻，农民现代性的短暂出现，“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法国农民的现代意识和传统意识展开斗争”，40同注27，第111页。但这个短暂绽放的革命片刻在资产阶级对抗、威胁下再度消失沉入马克思所言的“历史地狱”，转向第二帝国，希望帝国幽灵能拯救它们，脱离“城市加之于乡村的意志的桎梏”。41同注27，第112页。城乡对抗，坚持异时性，反对共时性入侵也因而强化农民阶级自我矛盾暧昧特质。自我隔离，孤立于其他社会阶级之外。这种状态改变，必须打破农村单子的自给自足封闭生命世界，那就是农民在税赋、债务利息压力下失去土地所有权、自然生命权而成为流民，非志愿的流动加入城市无产阶级，42同注27，第114页。被强制纳入不自主的共体共时性。

《雾月十八》所阐述的法国第二帝国的农民阶级社会现象，一种稳定持恒的下层结构，支撑国家存续的基础。此种稳定性，相较于变动不定的1848年2月革命后的城市阶级，市民社会的政治激进要求和资本主义经济改变的欲望动机，其间的矛盾，不可能由正生成发展中的工人无产阶级去调协、沟通，和综合建构新的可能性共体；正是在这矛盾点上，农民社会的非共时性就成为法国第二帝国意识形态，“拿破仑观念”，可以运用操控的观念实体化机转的物质和能量基础。

《内战》结论定调为第二帝国，国家极权最后形式，而完成于公社的绝对否定。《雾月十八》在一个高度柏拉图主义哲学架构观点下，特别突显宰制国家机器的无形“拿破仑观念”无所不在的幽灵神权。马克思以召灵形容第二帝国呼唤第一帝国的幽灵复返，魅惑群众、市民。全书中充满大量的洞窟寓言的影子，从浪漫主义出卖影子给魔鬼的传奇，到最新的影像科技、摄影：

关于政变的谣传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影子像彩色的银板相片一样已染上了各种色彩。……对巴黎人来说，这个政变的影子像幽灵一样习以为常。以致当这个政变终于有肉有血出现时，巴黎人还不愿意相信它。43同注27，第97页。

那么，依照马克思的形容，1848年2月革命是没有肉体的影子。而雾月政变，是否真的是影子道成肉身，具体实现，找到身体，抑或，这只是幻觉，影子附身在幽灵上，成为双重，甚至多重影子？马克思用伦敦精神病院、埃塞俄比亚挖金矿奴工这些现代洞窟寓言，指出“一个民族的感觉”：

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幽灵在游荡……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而为了不致对倒退产生错觉，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敕令……44同注27，第11页。

马克思由雾月十八政变，第二帝国指出19世纪新的革命之诗意不能靠回忆，“那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第二帝国的时间意识，回忆的时间，过去而不是当下，一如农民社会沈溺于历史地狱，两者的时间意识找到对应，另一种倒溯，复返的幽灵共时性，这时间作为国家理性，拿破仑观念之本体基础。第二帝国的历史，影子的历史。马克思阐述1848―1851 的旧革命幽灵的政治实践过程，由多而二，最后综合成绝对的一，国家意识形态观念。各种政治理念派系相继登场、争执，最后消退，放弃最初的革命旨趣：自由与民主。

从1848年2月到1849年6月，法国急速地在各种政治体制轮替动荡，社会共和国、民主共和国，最后是议会制共和国，对社会主义的恐惧，让资产阶级不得不要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远离坚持的自由主义理念，由此交换获取更大的经济剥削权力。弃绝作为政治实践主体的权力，法律律则虚无化成为空洞规定社会行为法条，资产阶级成为参与国家机器完善化的共谋者，形成“拿破仑观念“的市民社会必须条件。这或许才能让人稍许穿透那个由激进革命实验挫败逆转成返祖的后进反启蒙帝国主义迷雾风景，史学家米什莱《法国大家命史》的1847 前言中，声明他想探讨什么是大革命精神：“大革命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灵魂，而在外方，他没有任何纪念碑。鲜活的法国精神，我可以在那里掌握你，如果不是在我内里？”45Michlet,Jules.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vol.I,édition établie et commentée par (1869),Gerard Walter,Gallimard,1939,p.1.

大革命精神，已经内化成为法国精神主体的构成因，这段话，写在1848年2月革命前夜，多少透露了彼时社会氛围，革命幽灵复返的气息可闻。然而随着2月革命之后的激烈社会动荡，米什莱回顾头两卷出版正逢1848年2月革命，巧合呼应了当时政治变革，但之后血腥残酷事件，让1850年出版的后三卷，没有任何评论回响，好像生命全停止，他孤独一人在档案室：“仍然在世界废墟中孤独工作，某些时刻，我会错觉自己是最后幸存者。”46Ibid.,p.9.

经过十多年沉淀，米什莱在1868年前言中回顾20年前，那时各种急躁、混乱失序的论述、派别分歧争执，他认为时间梳理彼此的困惑，他不反悔，也不会否定自己所曾说过；所有问题的答案，米什莱认为都可从大革命那里得到。所有人都是大革命之子，追求总体、国家。而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所言之大革命幽灵复返。似乎预设了整个1848 世代人的感伤妥协，接受政变第二帝国，幻想新的大国。米什莱反覆来回1789 和1848，深思所谓大革命的语言，大革命无限性为何会失败，但他深信，大革命不仅是过去历史事件，它是具有持续的当下性、即时性，即使是以幽灵方式：“对未来而言，这看起来似乎诡异，那就是我们这些48年的异议分子，可能是最激烈的，都曾是紧系于过去，‘历史、考古’。这些混杂时事的论战，我们和阴森的暗影认同。”47Ibid.,p.10.

米什莱作为48年参与者，他见证历史复返的过去时间幽灵，被这时间性所困惑，但不像法国农民落入历史地狱，或是市民阶级被“拿破仑观念”的过去魅影所遮蔽。米什莱以历史、考古的历史认识去临近某种诡异时间性，正确说，时间性自身借大革命具体化为多重时间性平行开展，从当下回溯，或召唤过去的同时等待未来。考古历史性的无限性。米什莱的历史暗影，似乎和马克思《雾月十八日》的柏拉图洞窟寓言有巨大差异，不会被记忆、过去所囚禁。米什莱是否寄望于大革命时间性去自我救赎，从帝国时间性的创伤中寻出可能的未来出口。也即是说，马克思所描绘的绝对至上“拿破仑观念”与国家机器宰制，可能只是某种概念先行，当真正的历史时间考古展开时就会动摇甚至瓦解。

波德莱尔留下关于1848年革命的经历感想零碎片段，随意写成在标题“mon Coeur mis à nu”[剖心]，纸片，杂混遗稿未被整理。没明确写作时间，依内容可能在雾月政变后，波德莱尔1855年说过的未成稿之自传片段，和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大致同时。十来段潦草断句，感性快速即笔，没任何意象企图，诗意或随笔反思；那是肉体具足的自我独白，临场见证的激情，如标题所指，赤裸直接、没修饰。从“1848年我的迷醉”开始，结束在“1848年会那么有魅力，是凭藉它过度的可笑[ridicule]”。诙谐、嘲讽、自我解嘲、浪漫主义的美学修辞，波德莱尔自嘲、自我告解，一代人的轻忽，盲目乌托邦幻想，各种西班牙城堡，最后却迎来拿破仑三世：“政变时我的狂怒。擦身而过多少次枪击，又迎来一个波拿巴！无耻！”波德莱尔直言这个革名的狂热迷醉，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理念，更多是虚无的报复，和破坏的乐趣，动物性的本能：“报复的喜好。摧毁的‘天然’愉悦，文学的迷醉；阅读的回忆。5月15日——还是破坏的喜好，合法性的喜好，如果所有‘天然’的皆合法。六月的恐怖。人民的疯狂，和布尔乔亚的疯狂，对于罪恶的自然爱好。”48Baudelaire,Charles.Mon Cœur mis à nu.(OC,I ,P) 679-680.Baudelaire/Paris.editions paris- musées/Quai Voltaire,1994,Paris,p.98。波德莱尔经历1848年6月的血腥镇压后，政治立场倾向左翼社会主义，他甚至不惜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写信警告蒲鲁东，1848年8月22日，下一次示威游行时会被暗杀，一个真实的阴谋。信中，他直言自己并没有确切证据，“但是我的良知和智慧，让我作为一个依照我的信念的最佳告密者。”（pp.151-152）狂热的波德莱尔，深信下一次的起义，将是合法的社会主义。这个革命信念，其实，短暂并未具有任何坚定的信仰理想，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处于迷醉，狂热的革命漩涡中。同一年，收信者不明，日期不定的书信，波德莱尔却以自己是否是极端自由主义者[ultra-liberal]自我辩解：“你说我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你认为这可能会侮辱我。我应感谢你而尽力回答。依然，更仔细检验这个可耻的名称。我翻阅字典，找到这字词的第一个意义：‘喜爱赠与、给予的人’。”[qui aime à donner](pp.155-156)波德莱尔接着以哲学诡辩逻辑论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将这称谓回赠给对方，他才是真正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比起波德莱尔本人；结论，波德莱尔认为这称呼不仅没侮辱他，甚至是一种赞誉，“依照这字词最美价值那大半部分。”波德莱尔随后又逐一回辩，从隐喻修辞，或是学者专家意见等等。归纳结论，波德莱尔反问对方：“你是否听过所谓极端自由主义者，只存活在混乱失序和败坏道德者间？若真有这种人，我会第一个高喊逐出教门。但我却到处遇见这类人，我看到接近你的这些人，他们用无玷的鲜血颜色染红，但他们只是拿来作为中阻隔开他和其他控诉者。”波德莱尔隐晦反讽所谓极端自由主义者的保守、畏惧失序、坚持道德，正义之名围绕政府去守卫所谓自由主义价值，市民社会的自由与平等。反讽对方“给我作为公民所能具有的最美头衔。”诗人与革命，波德莱尔从中反转认识，临近历史性，19世纪后半叶的资产阶级工业社会法国的现代性开端。诗的美学革命告密者，也许这可以说明他对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或甚至所谓任何一种政治实践、理念，所采取反讽、嘲弄、诡辩的态度，平衡他强大的诗境界的开拓、航行与迷失。1848-1851，第二共和到第二帝国僭政，决定法国想象场域的破坏性创生源起，以否定性作为谱系脉络起源。Baudelaire,Charles.Correspondance I,1832-1860.Gallimard,1973,1848,8月21 或22,pp.151-152 (a P.J.Proudhon); 1848(?),pp.155-156。

群众暴力的死亡欲力，破坏社会契约的秩序，反启蒙、反理性，自然、天然动物本性直接表现。波德莱尔所描绘的1848 革命事件，是原始蛮荒重现摧毁城市文明秩序，集体无意识的奔涌。无意识精神机制的回溯到无时间性的梦，疯狂，死亡。逆流回到精神、历史黑夜。波德莱尔的1848 不停留在回忆，记忆大革命的过去时间，而是揭露更深层精神危机，启蒙，理性秩序被原始本能摧毁、破坏。

波德莱尔借1848 革命历史光学装置，更鲜明投映他和浪漫主义，最初的德国浪漫主义，之间的亲近谱系关系。这正是他不自主的会在残酷虚无的革命暴力片段间，插入“文学的迷醉，阅读的回忆”，那不是回忆的场景，更像是德国浪漫主义起源于两个革命废墟，康德摧毁理性至上的思想哥白尼革命，以及之后启蒙的理想更进一步在大革命的政治实践中被否定。19世纪的开端就从浪漫主义美学革命和观念唯心论哲学系统构建开始。波德莱尔的“mon Coeur mis à nu”没有任何浪漫主义片断书写的预设概念和企图；但毫无可疑，1848 作为波德莱尔一生唯一最直接参与政治运动，实践某种政治狂热激情，这在当年8月他写给蒲鲁东两封信中的急切口吻，用词仍可嗅得到6月血腥镇压的恐惧余波震荡。1848之后，波德莱尔全身投入《恶之花》诗集创作和美术评论。他不仅放弃现实世界的政治实践，另一方面，他不再尝试1846年所曾操作的系统思想探讨，没有“何谓浪漫主义”那种诉诸概念认识的野心。他进行诗的革命书写，恶的奥菲主义美学提倡。变装掩饰的浪漫主义美学和其后面的德国唯心观念论哲学论述，则以碎片的浪漫主义片刻之姿态出现。《恶之花》的美学批判性，其浪漫主义式的暗影礼赞，和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暗影与幽灵是否有任何共时性，甚至谱系亲近性，广义政治实践？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书中用很诗意的方式陈述1848年事件对马克思的深刻影响，作为一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位被赶出家园的知识分子，带着1848年永远烙印在他整个灵魂里，形成他性格经历，抛弃了他自己的阶级，也被他自己阶级所抛弃。从此，他能接近和信任，只有同样被赶出家园的知识分子，和稍微远一点的无产阶级群众。49Schumpeter,Joseph A.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50,1992)。中译：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朱泱译，第二十五章‘马克思面对的形势’，2003年，台北左岸文化，第359页。

马克思经历巨大的精神冲击，烙印创痕，不仅只限在知识思想层面改变，那是个人存在的危机，被放逐无法返乡的尤里西斯。主体性和世界的关系彻底翻转、否定，再重新定义，联结精神碎片。没有祖国家园，熊彼特从社会经验向度去看待马克思成为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传道人。有意或无意，熊彼特未明说地套用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分析小农阶级被剥夺生存必须的土地所有权成为流民，他们才开始接触，联合工人无产阶级。但不同于小农的被强制压迫改变阶级存在和阶级意识，马克思所经历的转捩点，更近乎精神转换的自主选择，他并未曾参与1848 任何活动，同时期德国柏林，或巴黎的2月、6月政变革命。亲身见证事件，像波德莱尔、米什莱的直接行动对感性生命冲撞情感造成理智的创伤记忆，临近历史开展的距离也不同。那么马克思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自主意志选择何种视界[vision]超越经验条件限制之决定，而作出如此巨大转捩跳跃。自我主体性的死亡跳跃，面对政治社会危机，否定性如何操作自我裂解。那是否可以想象，马克思虽未临近现场，他用《共产党宣言》法译本抛进6月动荡的巴黎，话语与思维作为他的观念替身，幻想一个新时代可能降临，但短暂的希望很快破灭。马克思必然会反思，自己是否会落入他所批评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思想体系无法进入现实具体化为对象。

经验事件的检验，必然会让他自我思考介于直观和知性反思之间的不对称性所呈显的理性困惑，客观现实性之存在基础，《共产党宣言》是否欠缺什么必要条件，因而使之无法实体化、实践，当面对如此巨大的革命事变时。现实上，《共产党宣言》也从历史现场退位，沉寂消声在后台，多年后才重新浮现发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时隔多年后的不同语言译本前言中，一再重复谈到《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后被冷落遗忘的现象。而几乎一致的皆以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不足这原因，作为主要解释。完全忽略这个延迟时间性，非共时性所指出的历史性，本体论意义。若要想更清楚揭显这时间性差异，那么必须悬置《共产党宣言》内容之单纯政治经济论述之学理分析，单纯就泛文本性[paratextualité]不同序言版本语言译本之书写去看，借用翻译的语言文化空间差异和时间差距所产生的原文本收受扩散之不同折射光谱，交错比对，可以回避典范化、圣像文本化的遮蔽盲点。《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 革命前夜，出版于革命发生时，1848年，其政治思想史的历史性，并不在于历史事件之同时性，而是思想观念、理念的转捩点，新共时性开展。熊彼特在上述书中，概括1848年在思想史上的分水岭重要性，社会主义从此告别先前的摸索未成年状态：

那么结束社会主义未成年期的巨大转折，事实上必然和马克思的名字及著作联在一起。倘若这种转折有可能确定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订在《共产党宣言》出版（1848年），或者定在第一国际的成立（1864年）。就是在那个时候，理论上的标准和政治上的标准，都可以严肃说是符合了。不是另一方面，这个成就只是总结了几个时期未成年期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个成就以特殊方式使这些发展公式化，那种方式也许在实际上（肯定不是在逻辑上）是唯一可能的方式。50同注49，第354页。

熊彼特给予《共产党宣言》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认识论断裂位置和意义，而这只是理论场域和政治史；但实际的实践层面，却要等到1864年第一国际工人联盟成立，行动和知识共体在一个一致意识形态下才实现进入现实世界。熊彼特形容这是一个告别未成年期，不成熟的直觉性思想和行动阶段，生命周期变化。马克思的贡献在于综合，和系统化分歧的不同社会主义群体之思想论述，公式化。但实际上，介于1848《共产党宣言》出版和1864 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经验性直接联结，也即是第一国际的行动纲领并非《共产党宣言》外，两者是各自独立的政治纲领；即使某些《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被转化改写以隐形文字形式融进第一国际的纲领，但因就很多现实条件限制，只是有限度采用以避免欧陆社会主义群体的排斥。如果不从政治实践之目的论角度去看这历史事件，纯就思想史角度去思考，《共产党宣言》是以何种方式、形式被参与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群体，欧陆和英国，看待（接受、批评、反对等等）。这个不透明，既存的历史文件思想作为不能陈述的基础前提必然会影响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过程和辩争。

第一国际的正式、公开成为政治团体，似乎和《共产党宣言》留存在隐密场域有必然关系，熊彼特所指的实际唯一可能的方式，但非逻辑。《共产党宣言》被接受、传播扩散的时间，仍要延迟、等待。这是一种奇特的思想认识论断裂效应未同步于实践操作，近似一种渐进曲线路径[asymptotic path]划过宣言的不同译本序言。每个语种和国家区域的序文接续回应。

熊彼特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共产党宣言》”51Schumpeter,Joseph A.“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Sociology and economisc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7,no.3,1949,pp.199-212.分析并批评《共产党宣言》由于党派意识型态影响造成曲解，脱离最初马克思思想论述之原旨，质变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纲领。他借恩格斯为1888年英译本所写序言去归纳出四个主要历史盲点遮蔽收受《共产党宣言》的客观观看：（1）最初书写动机，马克思应伦敦《工人联盟》要求写出的行动纲领，并不存在所谓的党，或党纲。而所谓工人联盟，是由为数不多知识分子组织的秘密团体。（2）宣言只是名称取用宣传小册，当时只是折衷性为了和社会主义区隔，虽然那时有多种不同的共产主义团体组职，大都是直觉性粗糙、原始。但相对于社会主义属性倾向上层社会、布尔乔亚，共产主义是较近无产阶级、工人。（3）恩格斯强调宣言的核心思想来自马克思。（4）恩格斯虽谨守马克思的立场，不夸大宣言的社会史重要性，但他却过度强调第一国际重要性，因而造成自我错觉、自我矛盾的在序文中留下：宣言不仅“反映，在某种程度现代工人运动史”而且“是被几百万（工人）接受的共同纲领。熊彼特认为这是彻底站不住脚，违反经验事实，一方面1848 之后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经济条件已经不同于马克思书写《宣言》当时的经济社会状态。另外，是否所有工人阶级皆能诠释并接受宣言中的理论片段，特别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之论述。熊彼特指出基本上当时构成第一国际，仍以知识分子居多，这阶段必然和工人阶级，以及工会之间都有不同层面的矛盾。宣言的思想、认识论成就并不代表它具有绝对真理，而又能在当时历史社会条件下说服几百万群众成为共同信仰。熊彼特强烈的批评这是后来的修正主义，党派意识主导；他说在当时的工人群众只会觉得这些马克思主义意识型态是知识精英强加在他们头上，而非自己的。

熊彼特从经验层面，历史事实角度检验1888年恩格斯为《宣言》所写的序言的意义，和错误。熊彼特拿1888年英译本序言作为分析对象，简约地抽离开《共产党宣言》不同语言译本的总体，仅聚焦在序言内容的经验事实，明确地排除序言自身的语言书写，文本特质。论文标题已预先规定以《宣言》的社会学、经济学思想内容为主。基于这诠释立足点和目的，熊彼特自然会将序言书写中的修辞、隐喻和象征全部屏除，或代以现实指称。更不用说，序言作为特殊的书写操作，某种泛文本，或二手文本[La seconde main]——依照文学理论家孔百庸[Antoine Compagnon]的诠释序言和正文的特殊书写工作，文本空间变化之意义的形式。放在《共产党宣言》多达七种不同语言译本的序言文本，横跨21年的时间，书写运动环绕《宣言》正文所描绘出的圆形场域[circule domaine]，发散《宣言》成为某种圆域遁走点，无限消逝点引生种种欲望和想象，《共产党宣言》意识型态源起点。如此或许方能释放，序言和宣言书写文本的动力，重新构建可能的场域、空间，打破语言表面的指称－字意之困锁。

孔百庸由笛卡尔为法译本《哲学原理》以书信方式给译者皮科神父[l’abbe claude picot]作序言的特殊性质，视之为“现代序言之源生行为”“作者给翻译者的信作为序言”。为引文、导论类型之原模。现代序言之特质在笛卡尔序言中：

（1）位置介于标题和文本之间，其关系让读者找到进入文本的桥梁，联结可能让人却步的标题和正文。奇特的是序言让文本能联结作者，或是阅读者，但却阻断阅读者和作者。预设了书、文本先于读者，早已存在。

（2）只给特定阅读者，或译者。阅读成为生产。序言是为他们而写。

（3）序言提供某种阅读方法，而不是和读者订约。

（4）笛卡尔以条件句写序言，如果我能够写好这序言，但是，也即是未完成的序言草稿，“这个概括，初稿、草稿，或这看起来像序言，这根本不是序言，但以代理序言。”真正的序言，那就是重写[réécriture]，笛卡尔理想的序言是不可能的终极文类。

（5）序言是回顾性质，但却预告书、文本给想象的读者，笛卡尔的条件句序言之暧昧性：

这是我想说的，在一个真正序言，或是在书中，这是我不确定是否说过，或是告诉过。这也许是我想说的如果我能重写书。但书已经写完，虽然有众多悬而未结的结论，而我不可能在那里“添加”任何，除了一个序言。52Compagnon,Antoine.La Seconde main,ou le travail de la citation.“Le commencement du livre et la fin de l’écriture.”Seuil,1979,pp.341-346,pp.343-344.

但书已经写完，虽然有众多悬而未结的结论，而我不可能在那里“添加”任何，除了一个序言。《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马恩合写，也出现类似的条件句回顾反思：

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所说，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所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经没有权力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再加上一篇论述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这次再版太仓促，我们来不及做这工作。

1888 英译版序言，恩格斯结尾再次重复，没有权力修改宣言，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力来加以修改。本版译文是由译过马克思《资本论》一书大部分的塞米尔·穆尔先生翻译的，我同他一齐把译文校阅过一遍，并且我还加了一些有关历史情况的注释。

孔百庸定义序言为一种“不可能的类型”，它开始于文本结束处，书写运动停止点：

它是最后的文字和后续，回绕不止的怪气息[relent récurrent]。拆解一个历史，引生幻想，来自书写。……它是剥夺[dépossession]、哀悼和分离。总之，序言是书的现实考验，一个虚幻证据——我只是写一个貌似的序言——。53Ibid.

孔百庸强调序言的终结性质，告别已逝的书写片刻，哀悼书写和彼时的书写者。残留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唤生幻想。剥夺作者拥有、占有，以创作者的身份，书写和其叙事。作者是一个远离不在的他者，留下书写残痕的脚步声回响在序言中。“《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力来加以修改。”诉诸于历史性、档案与文件，不正是某种虚幻证据，同时也是《宣言》所立足的书写终止位置，所产生的实体变化和不能企及的远离事物。禁止重写，没有任何人能宣称拥有《宣言》，没有权力。《宣言》似乎成为某种至上物自身，诠释幻想、思想与意义占有的妄想源头。剥夺物化，崇物神圣化到任何占有之动作与欲望，序言建构一个又一个环绕《宣言》，时近时远的星系轨道。《宣言》的序言在这些特质上符应孔百庸所设想的序言，笛卡尔所开启的现代序言形式和意义，那是否表示此即《宣言》的序言之现代性表现？是又不是，事实上《宣言》的序言系列存否笛卡尔式的现代序言。

《宣言》的序言系列所构成的体系，如果勉强称之，纯然超越孔百庸从笛卡尔的《哲学原理》法译本序言分析所提出的现代序言文本理论。《宣言》的序言系列存否[dénégation]、扬弃上述之序言现代性，投射出另类文本序言可能性建构。新的书写空间开启，在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工业革命高峰，殖民扩张帝国主义主宰城邦政治思维想象的阴影背面，另类批判性书写政治，书写之否定政治神学伦理开展。《宣言》序言系列的书写政治运动，其实践、政治和美学，和当时法国激烈推进的美学革命、艺术与诗、小说，共时地从不同地质层面基础共同进行摧毁、动摇、反转，17世纪以降的欧洲现代性支配的美学空间观念和实践。作为20世纪影响巨大的政治和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后设的目的论和历史事件主导下，化约简化美学与艺术生产课题在一些概念化框架——上层下层结构、意识型态，唯经济和阶级斗争决定等等——抽象理论体系架构，疏离原初思想产生的具体生命世界的共时性现象，代之以革命实践之经验时间的此时此刻同时性观照，感性和肉体退位，扩权之理性意志支配行动和选择之自由。依此逻辑，《宣言》必然只是历史文件和档案，失去历史性和位置；而必然地《宣言》—序言系列的动力可能性也被否定，取消实现有效性。如果不畏惧被批评为主观曲解，将《宣言》—序言系列的书写运动，书写政治伦理视为整个19世纪下半叶欧陆奔涌的美学革命潮流，美学即哲学（远岸遥拍击打的另类解放脉波？），那么，就可以明白，作为《宣言》—序言最后一篇，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恩格斯最后的文章，结尾以但丁，等待意大利新的但丁在无产阶级新时代，就不仅只是因地制宜的偶然类比举例，而具有更深层美学意义。用但丁作为《宣言》—序言运动的封结，开启[closure]：

《宣言》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曾经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54出自1893年《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译本[Il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Milano,Uffici della critica sociale,1893]，恩格斯撰写的序言。

在七个不同语言序言中，但丁诗人独特出现，全然不像先前几篇序言着重在当下的政治事件，或社会经济状态陈述，跳脱经验事实的诗意向度时间性，最后也是最初的转捩时间象征具现在但丁，诗作。但丁，序言之象征，那《宣言》是否某种变形的无产阶级的《神曲》，炼狱篇？美学革命，诗的音声，意大利文译本之序言，从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开始，结束在但丁，新但丁见证无产阶级新时代诞生，新起源：

……序言作为诠释，当成书的摧毁，但它也能后遗[après-coup]生产，即起源。……但书，则必须区分起源和开端[commencement]。开始即终结，一个被序言过度复制[double]的概念。55Curtius,Ernest.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Trans.Willard R.Trask,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17,Dante,pp.348-379。《神曲》，黄国彬译注，台湾九歌出版社，2003年，“地狱篇”译本前言，第18页注(6)313，但丁在《筵席》里谈及意大利语：“可以看出义大利语如何卓越……像拉丁语一样，义大利语能把最崇高、最新颖的概念表达得恰到好处。”

双重文本回映，恩格斯最后为《宣言》译文所写的序言旅程，需要诗，诗人的音声去咏唱、回响，将到临的新时代，出现在新的书写文本空间。马拉美的最后的书和空白，也许不是恩格斯所等待的诗人，距离和差异，改变不了他们对于起源之终结，终结之起源的企需，急切。不同面貌的奥菲，来自现代炼狱的底层，不同的途径，但都不是，不能，成为返乡的奥德赛，因为主体的原乡祖国已瓦解不存。而圣像和偶像也早已被蒸汽机械吞食。

恩格斯将但丁放在经济史观，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诗人，简化但丁和《神曲》的文化思想史丰富意义。但丁《神曲》标志中世纪拉丁文至上支配权消褪，非主流的区域性民族语言和次要文学类型——抒情诗取而代之；这种转换的历史性涵盖几个课题，它们决定了但丁如何面对“拉丁性”[Latinity]，发现并收受希罗古典文学去化解中世纪士林哲学、神学的想象政治。但丁借助维吉尔[Virgil]的引领点燃新的诗意激情，一如人文思想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希腊哲学。但丁的过渡者角色位置在于通过他在拉丁中世纪学会运用意大利方言、罗马语系去唤醒希罗古代文学进入现代。56Ibid.虽然具有如此重要历史位置和突破转换工作，但丁和《神曲》却被忽略、遗忘直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在意大利被重新重视、讨论，那是一个广泛的欧洲人文思想重新定义中世纪，和古典文学的现代性思潮，德国的浪漫主义、英国的前拉斐尔派，法国迟至19世纪40年代末才出现第一个《神曲》译本和讨论，但局限的。随着意大利本身的政治变动，国族统一在19世纪60年代急剧进行，但丁的重要性更被放大，成为国族精神象征。

但丁和《神曲》所代表的语言政治革命，母语的主权宣称，从单一普世的拉丁文王国中解脱。语言特殊性，区域文化成为新的精神场域，操作不同的观看和吸纳希罗古典，古典主义。《宣言》的不同语言译本之序言，除了见证《宣言》的扩散影响之外，也让人思考《宣言》如何透过语言翻译工作，沟通国族文化的精神领域差异性，达到普遍国际化，世界性[cosmopolite]共体的促成。《宣言》的共产主义思想，不再是混杂各种不同派别社会主义思想的替代器官拼贴事物，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客体[object]。如熊彼特的诠释《共产党宣言》的不完整性，融合借用不同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思想论述，甚至，共产主义名称也是折衷借用而存续下来。《共产党宣言》在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如同义大利语的偏远地方，次要方言那般，后进被忽略掩盖、遗忘，弃于一旁。但是其开创性历史位置，不是在当下，而是后遗、延迟性产出，让熊彼德称其为转捩点，马克思在1848 之后所有思想论述的序曲。

《宣言》的序言系列不同于笛卡尔《哲学原理》的现代序言，其特殊性，首先在于语言，翻译工作和序言的关系。孔百庸在这一点并不多作着墨。但实际上，笛卡尔的哲学思想论述，书写和其扩散流通，拉丁语和法语的语言政治主权对抗矛盾中展开的异端审判恐惧支配书写语言选择。笛卡尔以母语，法语撰写《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ethode]（1635），第六章结尾他解释其因由：

如果我用法文书写，那是我家乡语言，而不用拉丁文，它是我教师的语言。因为我希望只有那些能够使用纯粹自然理性的人可以较好评断我的意见，比起那些只相信古书的人。而那些带着正确意向作研究的人……我可以确定，如此偏向拉丁文，他们拒绝听我的理论，因为我用通俗语言[Langue Vulgaire]向他们解释。57Descartes,René.Discours de la méthode.Flammarion,1966,p.95.

隐晦、曲折的说词，笛卡尔不直接明说，所谓“相信古书的人”指的是那些特定人士，而争论的议题是什么，也带过。最后归责于使用的语言不同才可能引起纷争。然而实际上，近乎告解的遁词为了掩饰他不愿意落入两年前，1633年，伽利略遭受审判的下场。两年后他写给梅先信中就坦承，《方法论》关于神存在的问题很粗疏，自己也犯了不少错误，将问题全放在想象或知性层面，但更大疏失在于“因为害怕那些居心不善的人，饥渴地寻找我的论述中可疑点和不够严谨，所以用通俗语言书写，但因此他们就不可能以同样方式暸解我用来消除他们疑虑的理性，我可能将他们引入歧途，让他们迷失其中”。58Descartes,René.Correspondence.ed.Charles Adam and Gérard Milhaud,vol.I,no.93.Descartes à Mersenne (27,février 1637),Librairie Felix Alcan,Paris,1936,pp.328-331.

书信中笛卡尔明白表达语言选择策略，使用法语去回避神学纷争，这种语用目的操作，实际上不能化解复杂的法语／拉丁文语言政治矛盾。一方面法语的日常语言仍然不具有拉丁文书写大传统的丰富和严谨，因此，另一方面当处理哲学、形上学问题触及神学课题时，就很容易因为先天性语言特质缺陷不足而犯禁落入险境，而宗教审判却是不能回避的现实政治。《方法论》的语言权自主的主观想象，只是片刻表现，之后笛卡尔自我修正，回归拉丁文书写，1647年两部主要著作，《形上学沉思》和《哲学原理》，语言政治的矛盾张力用各种形式、语调浮现在正文边缘回荡。法文拉丁化，拉丁法文化的渗透异质寄生对思想论述影响多大。

《哲学原理》笛卡尔借助为法译本写序之名义，用书信体方式让法语从拉丁文宰制国度逃出，复返在城邦门口发声。他迫不及待在序文开头就直言，希望有更多人阅读法文本，比拉丁文更多人。为了这个目的，避免被书名吓走，笛卡尔认为有必要写篇序言澄清，而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可适合这任务。59Descartes,René.“Lettre de l’auteur,à celui qui a traduit le livre-laquelle peut ici server de preface.(1647)”Œ uvres de Descartes.ed.Charles Adam and Paul Tannery,vol.IX,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Paris,1996.虽也强烈意愿，使用母语，但是拉丁文的语言权力支配下，笛卡尔只能修饰的说“希望”，而这序言，也非真正的序言，“他也许可以当作序言”，文体暧昧性（书信—序言）掩饰真正意图。扩散、启蒙更多学院外的法文阅读者接受他的新哲学。这种回避语言政治压制的操作，《形上学沉思》将之戏剧化成为多幕序曲，如果不失之过度比拟，笛卡尔制造一场语言审判的巴洛克戏剧。《哲学原理》的低限谨慎直叙，不带任何感性、情感用词；《形上学沉思》同一年出版法译本，令人讶异，语言矛盾冲突在一个形上学舞台上，爆发出多重序言激情碎片，人物角色交替复音变调互诘对话，上帝与城邦市民大众全被召唤出场，见证语言命运悲剧。拉丁文和法文，原文和译本的矛盾持续未解，形成诠释《形上学沉思》的一个先决难题，悖论：“如果拉丁文本更真实，因为更接近真正开创。法文译本有时却更正确。”60Descartes,René.Méditations métaphysiques(1641).ed.Jean Marie Beyssade and Michelle Beyssade,Garnier Flammarion,Paris,1979,p.27.

这困惑源生于笛卡尔先用拉丁文撰写《形上学沉思》，如当时一般学术著作，隔六年后，才由他人译成法文，虽经笛卡尔审订同意，但究竟笛卡尔参与翻译过程多少，而致两版本间出现很多差异，译本基本上是混杂不纯的文本。除了文本差异之外，1647年法译本原先由笛卡尔以拉丁文书写的序言被替换，改成“出版者致读者言”，被移除的拉丁文序言，延后迟至1661年才重新浮现，由《形上学沉思》译者克雷斯列译成法文。语言权力争战，引生复杂的精神机制工作。对笛卡尔个人而言，自我沉思怀疑过程必然被两种语言冲突驱动分裂，摆荡在两个语言国度间，多大的自我矛盾，将一篇拉丁文序言置放在自己由他人翻译成法文版本前面，笛卡尔的意图是否要让读者直接面对语言对立，作一场审判？是否因为异质混杂的疑虑才让序言被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