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玓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统一战线，把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总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不断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守正创新。在当前党内外、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统一战线对象的结构变化越来越复杂的形势下，统一战线肩负的使命任务越来越艰巨，统一战线工作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凸显。202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强调全党要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全党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提高统一战线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本文以1938—1941年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的策略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抗日战争新阶段提出的“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1]622原则，并据此探讨中国共产党争取中间势力的理论依据及其对中间党派这一政治力量的认识过程，以期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提供借鉴启示。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以“团结抗战”与“民主建国”为政治主张，对中间党派的策略进行了探索与实践。193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总结了全面抗战以来的斗争经验，指出当前抗日战争正处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关头”，并围绕“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576对抗日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进行部署。因此，自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战争新阶段政局与战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进行重新规划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矛盾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势力和中间党派的政治定位有了新的认识，对中间党派的统战策略更加成熟。

一、在统一战线政治格局下争取中间党派

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建立民主国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总目标、总路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民族矛盾已取代阶级矛盾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而团结全体同胞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是当下最迫切的革命任务。因此，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号召各党各派和全国民众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1936年5月，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表示愿意与国民党政府停战议和，呼吁国共两党“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2]，共同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要求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和“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3]，共同抵御侵略。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通电全国，指出面对当前即将扩大成为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形势，只有全民族共同联合抗战才是出路，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4]，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确保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权；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建立“三三制”政权，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大体各占三分之一。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总方针，执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由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党各派的抗日合作”的基础上，基于党派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发展”[5]的方针，将中间党派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应当联合的对象，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长期战争”：发展抗日力量，坚持持久抗战

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联结各方力量的政治基础，不仅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1]603其中，民族主义引导着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民权主义指引着统一战线内部的各方力量合作建立一个全新的民主国家；而民生主义则从更长远的方面引导着民主国家的发展。这决定了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团结合作不仅在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且还在于抗战胜利之后新型民主国家的建立与建设。由此，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和政治思想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的策略调整，在统一战线的政治格局之下，也以此为主要依据。

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持久性，要求统一战线中的各个抗日党派、抗日组织都要积极发展壮大。中共中央认为，当前阶段下，相较于日本侵略者，国内各抗日党派团体的力量普遍薄弱，即使是抗日的主力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也难以与之抗衡，为了保证长期对日作战，就必须发展统一战线内部各抗日党派的力量。就当前形势而言，尽管国共两党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但其范围与力量也依然不足，亟待扩大。在国共两党之外，统一战线中的各中间党派、抗日团体都应互商互助，共同发展，任何抗日党派力量的发展，都于抗战有益。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发展党的敌后组织和根据地建设，扩充军队，同时支持中间党派发展壮大，并承认和拥护中国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主干力量的地位和领导。

(二)“长期合作”：联合中间党派，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早在1936年9月，中共中央就在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认为民主共和国可以使广大民众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与组织力量，从而为抗日战争凝聚更广泛的力量。“建立民主共和国”即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1]633的民主国家。中共中央指出，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之一是扩大民主运动，民主运动主要以抗日运动的形式开展。与此同时，要坚持“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改革国内政治，召集国民会议，开放言论自由，开放民众运动”。[6]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并且广泛联合中间党派和民主团体，呼吁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制度。

1938年后，日本利用国共矛盾以及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对抗战主张的分歧，开始从政治上对中国进行分裂，企图破坏统一战线，诱降国民党政府。对此，中共中央意识到，抗日的战场不仅在于军事方面，而且在于政治方面，民主政治对于发动全民抗战，凝聚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意义。彼时国民党政府实行一党专政，“政治制度之不民主化，不能与广大人民发生密切的联系”[1]611，致使国民党政府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地方层面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组织全民族的力量进行抗战。因此，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政治保证。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权的阵地，也是建立长期合作的尝试。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初，毛泽东就提出应召集临时国民大会，“由它决定救国方针，通过宪法大纲，并选举政府”[7]。1938年，国民参政会于武汉成立，随后迁往重庆。成立之初，国民参政会在国共两党、中间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努力下，对于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国民参政会除了民主协商的政治功能以外，既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中间党派实行党派合作、协商监督的平台，也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政治主张、与各中间党派建立密切联系的契机。

国民参政会的召开使中国“开始了国家民主化的第一步”[1]612。根据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总路线，此后要坚持推动国民参政会工作的开展，将会议中的各项民主决议付诸实施，并建立各级地方参政会，扩大民主制度的范围。要按照《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规定，保障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方面的自由能够实现。除上述外，民主制度还要推行至各级地方政府，尤其在敌后地区抗战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民主制度的推行能够更加广泛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有助于最大程度地组织和动员民众参与抗日战争。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与会中间党派参政员的共同努力，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从速制定宪法》[8]，规定国民党政府要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由议长指定参政员，组织国民参政会，协助国民党政府促成宪政。同时，国民党政府明令宣布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并且应战时需要，对政府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改进，以集中全国各方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尽管该决议案距离各党派的政治诉求仍有一定差距，并且删节了原提案中关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关键内容，但值得一提的是，决议明确提出要实行宪政，在当时可以说是中共与各中间党派在推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策略的决策、对多党合作和民主制度的追求，是在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格局之下，在“抗战建国”的总纲领、总路线当中提出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坚持抗战以赢得民族独立解放的共同追求是联结不同阶层、不同阶级的纽带，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和进步团体共同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以“团结抗战”与“民主建国”的政治主张为旗帜，对中间党派采取争取、团结、帮助、合作的方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此前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政治主张互不认同的情况，中间党派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抗战、追求民主政治的重要合作者。

二、在抗日战争新阶段调整对中间党派策略

中国共产党当时认为，抗日战争具有长期性、持久性的特点，中国人民的抗战将先后经历对日作战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与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抗日战争的枢纽，是韬光养晦、至关重要的阶段。这一阶段，中国除了与日军进行正面作战之外，还要依托敌后战场，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运动战。与此同时，应当团结社会各界，集结举国之力准备进行反攻战争。然而，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内部颁布一系列限共政策，国民党顽固派发起反共高潮，国共两党军队在地方战区军事磨擦频发，直接破坏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有生力量。在应对反共高潮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号召全体民众坚持抗战，反对国民党内的投降妥协倾向，另一方面联合中间党派，积极推动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迅速发展根据地民主建设。

没有广泛而深入的动员群众，就无法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基于这一思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重视在敌后地区广泛组织和动员群众，扩大军队规模，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区，并且十分重视根据地民主建设。1937年10月，八路军分赴山西、察哈尔、河北等地，在当地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等抗日组织，武装群众，扩充军队，开展游击战争。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军区，随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展至30多个县。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员、中国国民党员、抗日党派团体代表、抗日军队工人、农民、少数民族等各阶层人士代表，代表着边区30多个县的广大民众。会议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这是共产党在敌后领导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随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领导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与建设。自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承担起对敌后广大群众的教育、组织和动员任务。与此同时，新四军在皖南、江苏等地组织民众建立根据地，武装军队发展游击区，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

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边区抗日政权的建立、八路军和新四军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中国国民党的关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随着国内外战争局势变化，英国、美国和苏联相继调整了对华政策，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也相应提高。与此同时，日军在华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扫荡”，使中共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范围急速缩减，敌后抗战日益艰难。面对英国、美国、苏联为牵制日本加强援助中国，以及中共在华北遭到日军强势进攻的情况，中国国民党对日本投降的倾向日益明显，国民党顽固派拉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序幕。国民党军队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筑了防御工事、布下了严密的封锁线，对边区的政治、军事、外交、新闻等方面进行全面封锁。

随着国共关系的变化，中共对中间党派的策略也进行了调整，统战的对象由中国国民党内部左翼人士转而向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倾斜，争取他们的政治认同。与此同时，依托国民参政会联合中间党派，尝试以民主联合政权来取代中国国民党的一党专政。1938年以前，中共的主要统战对象是中国国民党及其上层左翼人士。1937年12月，中共中央代表团派驻武汉，周恩来等负责人按照中央指示，广泛争取中国国民党的上层官员、中间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一时期国共合作较为密切，中共的争取对象主要侧重于中国国民党的统治集团，对于中间党派的争取工作较为薄弱。直至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中国国民党“溶共限共”政策的推行，中共中央认识到，在当前形势下首先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存中共根据地与战区军队的有生力量，才有可能在持久作战中取得胜利。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愈发强烈的投降倾向和嚣张的反共气焰，1939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党内出现了投降派，对此，“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巩固国共合作，继续抗日。为此目的，党应当更亲密地与一切爱国进步分子及国民党员群众联系，向他们说明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并与他们共同动员人民群众，动员舆论来孤立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9]，在当时形势下，反对国民党对日投降与发动反共行动最好的办法就是动员一切爱国党派、团体及广大群众。因此，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10]此后，中共中央发布了大量文电、指示、报告，系统阐述了争取与中间党派合作互动的重要性和具体策略。中共的统战重心逐步向中间党派转移。

三、在反对投降分裂中认识中间党派的政治力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的政治格局由此前的国共两党对立转变为社会各阶层各阶级的广泛联合。虽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团结一切力量抵御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作为共同目标，但其内部的各方力量仍然保持着各自不同的阶级立场和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作为抗日战争的主要力量，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自然成为了统一战线中的核心问题，并且影响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格局的整体走向。由此，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政策的调整、对多党合作的尝试也都围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反对投降与分裂展开。

1940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国共战争一触即发，国共合作破裂近在咫尺。对此，中共中央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各方坚持抗战，坚决“捍卫统一战线和进步政策”，为了维护国共合作，应当避免与国民党政府发生冲突，更重要的是，“必须把中间力量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11]。中共的统战政策随之调整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12]，中间党派由此成为中共积极争取和动员的政治力量。

这一时期，中间势力的态度和立场一度在国共两党之间摇摆不定。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国民党政府公开诬称中共“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13]，国共关系剑拔弩张。对此，中间党派普遍劝说中共以抗战大局为重，对中国国民党让步以维护国共合作：“现在各方都已感觉形势严重……而大家一致望我们拿出办法来，并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14]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袭击友军，打击中共抗战力量，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引起了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抨击。中间党派作为国内社会的重要舆论力量，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举动，呼吁国民党政府以民族危亡为重，团结中共一致抗日；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党派代表，中间党派支持中共代表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议，对中国国民党构成了一定的政治压力；更重要的是，中间党派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中共与之联系交往的同时，也在向其宣传自己建立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和坚持团结抗战的战略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中国国民党对中共的新闻封锁，使社会各界更加了解中共的抗战主张和政治目标。

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虽然中间党派的立场不是始终如一地坚定，但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中间党派的同情与支持对中共击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共认识到中间党派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帮助中共应对国共关系、建立联合政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间势力对于坚持抗战的决心，对于建立民主政府的追求，使其成为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当争取和团结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共高潮，国共关系岌岌可危，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了对中间党派的统战政策，对其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保存中共抗战的有生力量，赢得国内外社会同情与支持起到了积极作用。而这一过程中，中间党派既是中国共产党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的支持者，也是对国民党政府团结各方、坚持抗战的监督者。

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的策略主要围绕如何处理国共关系而展开，依据国共关系的变化进行调整，先后经历了为合作抗战而团结中间党派、联合中间势力遏制国民党政府对日投降妥协、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而争取中间党派的同情与支持、为建立协商民主制度而联合中间党派抵制国民党政府一党专政的过程。国共两党的合作与斗争，不但引导着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也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政策的调整。

四、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共两党为左右两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了中国政治的总体格局，中国共产党对战时政治策略的制定和调整也基本围绕着统一战线内部问题以及国共关系发展状况而展开。战略相持阶段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的策略随着国共关系的发展、中共对抗日战争的定性以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而调整变化。这一时期，中共对中间势力的认识，经历了从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团结一切力量”；到为反对妥协投降危险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再到在实践过程中逐渐丰富和完善统一战线理论，将中间势力视为独立的重要的政治力量。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在应对反共高潮的过程中更加重视中间党派的重要政治作用，虽然中间党派的态度和立场存在动摇，但是在共同抵御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倾向，监督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宪政，支持中共应对反共高潮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至1941年，面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中国共产党基于“团结抗战”与“民主建国”两大基本政治主张，提出统一战线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即统一战线内部的长期合作不仅贯穿抗日战争期间，而且将延续至战后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与建设，主张团结各抗日力量进行“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关系，随着战局和政局变化调整统战工作方针，团结中间党派、进步势力。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的统战策略不断完善，党内对于统一战线和民主制度的理论更加丰富。与此同时，对中间党派政策的调整与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帮助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协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关系，更成熟地处理和应对国共关系，为中国共产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方力量坚持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