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清果 王 婕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0)

传播学进入中国之初，《周易》的传播思想就引起了众多传播学者的关注。如春秋时期的说卦与讯息传播[1]、震卦的传播观[2]、《周易》传播信息的特征[3]、《易传》的传播思想[4]、《易经》的人际传播[5]212-225、《易经》对跨文化传播的启示[6]、《周易》传播交往图示的构建[7]等研究。《周易》以卦为媒，通过对卜筮的符号解读，在嫁娶、战争、祭祀等传播活动中承担着信息传递、天人沟通、权利分配、关系建构、秩序维护等重任。

华夏文明传播具有典型的时间偏向，这种时间偏向体现为对“时”的独特认知，以及文明跨越时间的传承。有学者认为：《周易》之“时”奠定了华夏文明传播的时间偏向。[8]自《易传》始，古代先民对“时”的感知就已经超越农时、天时等表面意义，而赋予“时”以时机、时用、时行等多重内涵。《周易》“时”的观念为后世儒道释所吸纳演绎，并交融互补，共同熔铸了华夏文明的时间系统，造就了华夏文明传播超越时间的延续性。

对华夏文明传播偏向的考察，离不开对《周易》时空传播观念的追本溯源。本文聚焦于《周易》文本，深入挖掘《周易》时空传播观的具体内涵，并展开细致分析。一方面，剖析《周易》之“时”唯物朴素、时空一体的特点及其对中华民族交往观念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考察《周易》文本在其时代的传播实践，从媒介特性与仪式展演的角度思考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播，从而最终呈现出《周易》以时空一体、与时偕行、趣时以和为特点的时空传播观念。

一、六位时成：《周易》的时空一体观

通过卦爻象的变化，《周易》演绎和解释了天地人三才在时间、空间中的变化规律，构筑起一套感性的时空系统。无论是对其哲学理念，还是对卦爻辞、卦象的解读都离不开对时间、空间的分析，《周易》的符号阐释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等最基本的语境。[9]

《周易》之“时”与天文时序密不可分。《太平御览》卷七八言“(伏羲)分阴阳之数，推列三光，建分八节，以爻应气，凡二十四，消息祸福，以至吉凶。”有学者发现，八卦“既可以表示晨、日中、夜半的日周期变化节律，又可以表示晦朔弦望的月周期变化节律，还可以表示春夏秋冬的年周期变化节律，也可以表示超年周期变化节律。”[10]“易”即变化，而“变通者，趣时也”，[11]150《易》之变即顺“时”而变。王弼在《周易略例》 中言“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时是理解变的一把钥匙，而“位”也随“时”而动。[12]《周易》筮法背后也蕴含着对时间的推演：“四营”“十八变”以成一卦，其中“四营”即象四时的运行：“《易》有四象，所以示也。”[11]629四象，既可以是时间维度上的春夏秋冬，也可以是空间维度上的东南西北。六十四卦即为六十四“时”，也是六十四“位”，通过六十四种不同的场景来象征事物在特定背景中的变化规律。如《泰》表示通泰之时的事理；《未济》象征事未成之时的事理。《周易》的“时”涵义宽广，是广义的“时”，如“动静不失其时”(《易经·革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易经·贲卦》)“变通者，趣时者也”(《易传·系辞下传》)“刚益柔有时”(《易经·损卦》)“应乎天而时行”(《易经·大有卦》)“待时而动”(《易经·系辞下传》)“与时偕行”(《易经·损卦》)“治历明时”(《易经·革卦》)“奉天时”(《文言传·乾文言》)“时义”(豫、随、颐、大过等卦的彖言)“时用”(坎、睽、蹇等卦的彖言)等，包含了时变、趣时、有时、时用、时行、时义等多重内涵。

“位”则是《周易》中典型的空间意象。“位”即其所处的位置，及该情境下所展现出的规律，彰显了生命的空间属性[13]，隐含着对关系的象征。在中国古人对自然空间的认知中，上为天，下为地，西北多山而高，东南多泽而低，故而《说卦》言：“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11]701这就是伏羲的先天八卦方位。而文王八卦方位则将乾卦定位于西北，将坤卦定位于西南，“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11]705八卦的方位不仅仅代表着事物在空间中所处的位置，还暗含着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把握，更成为古代王权统治合法权的阐释依据。

乘承比应的“爻位”是空间的具象表现。在《易经》的卦画符号系统中，以象喻情，不同的爻位代表着不同的时(时间)位(空间)处境。《系辞下传》言：“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11]683爻位所处的时位是解卦的关键所在，如二爻与四爻，同属阴柔，但二远应九五之尊，不为君王所疑，容易取得成效；而四居上卦之下，旦夕守在君侧，动辄得咎。所处位置不同，结局则全然不一。爻位的阴阳属性还产生了“当位不当位”的区别，九五，六二，阳居阳位，阴居阴位，分别位于上下两卦之中位，既中且正，尤具美好的象征。五爻往往代表着君位，如“当位而应”(《易经·遯卦》)“失位而不中”(《易经·小过卦》)。各爻位之间也因彼此的远近距离、位次而呈现出乘、承、比、应等相互关系。如“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文言传·乾文言》)“贵而无位”(《文言传·乾文言》)等，这些都是由位而引发出的建构关系的模式。初二三四五上各爻位的次序，蕴含着事情发展的规律。观察某爻的处境，不仅要看它自身所处的位置，还要观察其他各爻对它产生的影响。进而言之，爻位并不是指一种物质性的空间位置，而是一种抽象的社会位置，代表着事物发展变化中的不同过程。“位”有时透过“时”表现出来，暗含着时空交汇的内涵，并以“人”为贯穿始终的线索。

《周易》对空间和时间的考察并非割裂，而是密不可分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11]653，天文地理囊括了对时间、空间的直接考察。《系辞下传》言：“日月相推则明生焉。……寒暑相推则岁成焉”[11]664，《周易》把时间看作其在空间运动的结果。《韩注》云：“象，况日月星辰；形，况山川草木”(1)(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周易：卷七》，四部丛刊景宋本第1页。，一个时间维度，一个空间维度，山泽通气，阴阳相感，云行雨施，变化就在其中产生，人的命运也随之流转。正如张耀天所言：“易学多‘时’而无‘空’……但并不意味着易学无‘空间’概念，易为变易，‘变易’须在时空内同步进行。《易传》 之‘时’概念已包含空间所指。”[13]“时”的内涵不仅包括时间，还包括空间，作为时空统一体而存在。正如《乾》卦彖言：“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11]6，既是对自然时间的描述，同时又隐喻着时空一体、天地人和谐共生的哲思。

“时”指人类交流的不同阶段和时机，影响着传播的成败；“位”是衡量中国人传播活动的和谐程度和传播能力的一个标准。[14]位时的调控引发关系的改变，是关系建构的一种方式。“位”与“时”相辅相成，不同的“时”配合不同的“位”就构成了易卦所处的特定环境。将位与时合二为一，就是将传播时空合二为一、整体对待的体现。《易经》的“时”强调“人”的主体性，“兼含时、空、物三者而又通体浸润着浓郁人道价值之精神”[15]。而《周易》内在统一的传播时空，建构起人与时间条件和空间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位时的调控编织了一张人际交往的关系之网，将人的行为与变动不居的时空紧密联系在一起，注重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循时而动”，这正是《周易》时空传播观念特性的根基所在。

二、与时偕行：文明传播的时间偏向

《周易》继承了上古文明之大成，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源头，同时也奠定了华夏文明传播的时间偏向。它用抽象的卦爻符号表达对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知，其时空观不仅是时空一体、动态平衡的，更是朴素唯物的。《说卦》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11]701先民朴素唯物的时空观生成了非宗教的理性主义，对中国政治理念和文明发展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

《周易》朴素唯物的时空观源自古代先民对天文地理的直接观测和对生产生活实践的总结。世界各地的早期文明大都处于巫术主导的时代。天文历法与早期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英尼斯在论述埃及帝国的历史发展的时空偏向时，就提到了埃及“历法成为王家权威的源泉”[16]45，随后每年多出一天的恒星年给权威带来了挑战，进而在从倚重石头向倚重莎草纸的转移中发挥了促进作用，因为“石头曾经是威望的基础。”[16]47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随之发生变化。《易经》的产生同样与古代的天文密不可分。《说文解字》引《秘书》曰：“日月为易，象阴阳也。”[17]“日”“月”构成“易”，易即天文。天文与“民时”息息相关。为了生产生活的需要，中国古代先民对天文地理进行观测，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创立了八卦。“卦”由“圭”“卜”构成，“圭”是古人测日影、观月的仪器；“卜”是以灼甲骨的方式占吉凶，爻之阴阳因此被视为古人对天文的记录和总结。《系辞下传》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1]653早在距今逾40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古观象台，我国就已出现了测日影的天文观测台。《尚书·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18]，可见，约在尧掌权的时间，中国古人就已经对太阳等天体的运行规律有所认识。从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到尧时期敬授人时，自八卦创立之初，《易》就与王权政治权力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这种朴素唯物的时空观念突出了人在时空环境中的主体地位。虽然中国古代社会也存在宗教和神仙信仰，但始终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并没有让神或者上帝控制人类命运，而是发展出一种与民心、天道相关的天命观。《乾》卦文言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11]19“见龙在田”原指的是黄昏日落后苍龙的角宿初现于东方时的星象，古代先民根据星象来推行农事。[19]古代中央王朝“观象授时”，就是古人对其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的认识的体现，不仅直接服务于先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更作为王权政治的基础而存在。《节·彖》言：“天地节而四时成”[11]664，通过对时空环境的观察，古人效法天地的四季变化、天地方位和阴阳消长来制定礼法典章，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合理化的依据。天文历法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农业等文明的形成，并“由此则逐渐发展出君权天授的政治思想”[20]。

正是在对“时”朴素唯物特点的认知基础上，古代先民发展出“与时偕行”的时空观念——即人在时空环境中的变通趣时，其典型特征为注重人在“时变”中的主体性。“与时偕行”即把时、空、人三者串联起来，探讨人在特定时空情境中的传播策略。如《乾》卦对潜龙、见龙、飞龙、亢龙等不同状态的描述，说明位置与时势对个体处境的影响。万物有其发展演进的规律，而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主体的行为应当实现与时间和空间的匹配，实现一种动态的时空平衡。

“变”是把握《周易》时空动态平衡的一个核心概念。“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1]654通过对自然事物的观察和取象，易经六十四卦象和系以爻辞帮助人揭示时空的变化规律。“变通配四时”[11]620，所有的变化都需要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并在一定的“时”“空”情境内中实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焉；……变通者，趣时者也。”[11]650八卦成列，两两相重，演化出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事物变化的道理都蕴含在其中。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代表着特定的某种时空环境。《周易》的“变通”聚焦于事物发展的整体规律，重视时间的延续性，以实现人与时空环境的动态平衡。

“待时而动”则是实现“与时偕行”的方法论。“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11]664对“时”的把握离不开对事物的预示和征兆的敏锐捕捉能力。“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11]665君子能见机于未然，方能在时机刚刚来临之时便迅速行动。当机立断的及时性也是把控“时”的重点。《周易》之变贯穿个体的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祭祀仪式等各类传播活动中，如井卦中个人内向传播的修养之道、咸卦的男女情感沟通、涣卦的君主聚集人心的手段、兑卦对人际交往中谄媚逢迎的揭露、归妹卦中婚嫁活动，革故鼎新(革卦、鼎卦)的政治象征和君臣沟通等。在这些传播活动中，都能看到《周易》对“时”(这里的“时”包含时空两个维度)的把握，通过“待时而动”实现“与时偕行”，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正如彼得斯在《奇云》中对中国文化“中”的执迷一般，英尼斯对“平衡”的向往与《周易》的传播时空不谋而合。面对严重偏向空间的西方文明，英尼斯主张实现时间和空间的相对平衡，并用“平衡”的观念，消解现代性执迷于现时的“进步”概念。[21]42而实现时间和空间的相对平衡恰是“与时偕行”的目的所在。

“与时偕行”的时空内涵可以被解读为“常”“变”意识，即在不同时间、空间条件下事物的顺逆转化规律，强调居安思危。“因受羑里之难，身经乎患难，故所作之《易》无非处患难之道。”(2)(明)来知德：《周易集注：十七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86页。周文王身处忧患而作《易》，《易》本身也被视为忧患之作。如《系辞传》连举《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九卦[11]675，说明个体道德的完善是防备忧患的前提，“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但于此九卦最是修德之基。”(3)(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武英殿十三经注疏本，第20—21页。

《周易》的忧患意识深受变动不居的时空取向的影响，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综合起来考虑，不仅寻求现时的排忧解难的最佳时机和最优方案，同样重视在变动的时空中谋求忧患的防微杜渐。《否》卦九五爻辞言：“其亡其亡，系于苞桑”[11]135，唐代孔颖达释“苞”为本，认为心存将危，反而能安然无恙。而王弼和韩康伯则认为“系于苞桑”是将物系在树的嫩芽之上，用来形容“其亡其亡”的卦象之危。解释虽不同，其目的却同样是强调“心存将危，乃得固也”(4)(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卷第二》，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第25页。的要旨。可见，中国“时间以循环的方式展开，是圆的”[22]，时间具有“变”与“常”两种特性，体现了辩证的思想。[23]

一“变”一“常”的时空取向，熔铸了后世中国人的立身处世的精深智慧和修身养德的基本观点，指导着个体的内向传播行为。一方面，表现为修德防患——身处顺境之中的居安思危；另一方面，表现为否极泰来——身处困顿之中的持己守正。如《屯》《坎》《蹇》《困》四大典型难卦，主张在困顿的时空情境中坚守正道，等待时机。忧患意识和守正意识都是受《周易》动态时间观念的影响演化而来，都强调个体修养，是《周易》时空观念对人内传播影响的一体两面。

对时间的感知形塑着古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交往观，“与时偕行”的时间意识影响着华夏文明的传播实践，以提升修养为目的的内向传播活动占据了华夏文化的主流，如儒家的正心诚意格物、道家的坐忘吾丧我、儒家的禅修涅槃都是如此。不同的是，后世道家沿袭了《周易》朴素的唯物时空观，基于对生命时间的感知，塑造了疏离与超脱的交往模式；而儒家以易之时为基，考察历史的兴衰荣辱，将时间引入政治场景，设计了一系列社会制度；佛家在本土化过程中，吸纳了“无常”等观念，将人际交往视为时间流转的幻象。《周易》与时偕行的时间观念不仅影响了中国人对时间本身的感知，更深刻影响了数千年华夏文明的传承取向，形成了文明传播的时间偏向。这种时间偏向集中体现为信息在时间中的“纵向传播”，即在数千年的社会发展中，通过教化、礼乐等方式实现文化跨越时间的历史传承。而这份“时间偏向”在《周易》的时空观念中就已显露端倪，《周易》“与时偕行”的思想可视为华夏文明传播时间偏向可追溯的重要源头。

三、趣时以和：时空传播的理想效果

“周易的时空观不是枯燥地解说时间先后、空间大小，是通过阴阳消息盈虚之理，结合人事之变，解释世界变化。”[13]无论是在时间中，还是在空间中，人始终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11]605天安其时，地安其位。天地既矛盾对立又轮回流转。六爻中“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11]687上爻象天，下爻象地，中爻代人，将宇宙的流变规律与人生的命运相匹配，最终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时、地利、人和的统一。《周易》现实关切人类的个体命运和整体未来，形成了华夏独特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以“天地人”三才“中和”作为时空传播的理想效果。

“趣时”是把握“变通”规律，以实现“和”的实践路径。“变通者，趣时者也。”[11]650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宇宙自然的正常流转，故而并无高下好坏之分。如《泰》《否》、《剥》《复》互为反卦，福祸流转，物极必反，《周易》的时空传播中处处洋溢着对豁达人生态度的追求。一个“趣”字，显示了人作为传播实践主体，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时空情境时的从容和自信。“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11]609，这种玩味的心态在凸显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造就了中华文明超然洒脱于时空之外，追求自我精神价值的文明取向。

在《周易》文本中，需要“趣时以和”的重点对象包括个人、族群和社会，“趣时以和”的理想效果可以被阐释为实现个体在时空的一种动态平衡，尤其重视不同的群体在不断变化的时空中该如何行动以实现最高效的传播，进而构建一种人与时空环境相调适的时空情境。有趣的是，在变动不居的时空理念下，《周易》对文字书籍媒介的观点与彼得斯、英尼斯对文字媒介的态度出现了巧妙的叠合。“《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11]681时空是在不断变换的，易理也随之变幻无穷，不能拘泥于典籍纲要。这和彼得斯不谋而合：“试图将思想的鲜活精灵凝固在纸墨之上，都是自不量力和空自徒劳的”。[24]时间和空间的不平衡正是英尼斯的担忧所在，而在《周易》中，时空传播正是追求某种微妙的动态平衡——中和，即实现动态平衡的时空状态，实现人与六爻时位关系的和谐，追求“中正”“时中”。

无论是在个人的内向传播活动，还是人际传播活动和大众传播活动中，都追求“趣时”——把握变化规律，以指导人在特定时空内的行为，最终实现“和”的理想传播效果。在个体的内向传播活动中，“和”体现为对修养自身、在时空中安顿自我的精神追求。除上文所提到的忧患意识和持己守正之外，还包括审时度势、量力而为、居其位谋其事。以乾卦为例，不同的爻位暗示着不同的处境和时机。初九位卑言微，则需潜伏水中，独善其身；九二得中，时势变换，开始有所作为；九三、九四身处上下卦交际之所，时势多危，故而需保持谨慎；九五既中且正，则要兼济天下，飞龙在天；上九物极必反，故而有悔。故而“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11]12像龙一样有才有德却隐居避世，这种局面的产生与初九爻所处的时、位密不可分。而身处此时空中的君子，却能够做到不迷恋功名、不为俗世改变德操、遁世不为人知而不苦闷、意志坚强不可动摇，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内向传播的修养观。“上九”和“用九”就是身处顺境之中，事物发展的两种不同倾向的典型体现：同处乾卦，占得“上九”，则高飞穷极，物盛则衰，势必受到损害；而“用九”则六爻均变，群龙皆不以首领自居，以柔济刚，方能呈现吉祥。时势的变换虽不受人为的控制，但个体可以通过内向传播的方式，“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11]23-24，来达到“和”的理想状态。

在人际交往中，“和”体现为人际关系的阴阳和合。有学者指出，《易经》阴阳互动的过程追求人际互动的动态平衡，强调了人类沟通的整体取向。[5]203-229独阴不生，独阳不长，人际关系就如同阴阳，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交融，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如泽山咸卦，艮山象征少男居于内卦；兑泽象征少女居于外卦，其位柔上刚下，象征阴阳二气交感，故而体现为婚娶活动。再如风火家人卦中“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父母、兄弟、父子、夫妻关系，即使是在家庭环境中，也需遵守“言有物而行有恒”的人际交往原则，才能实现“家道正”，进而实现“天下定”的传播效果。(《周易·家人》)这也与《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相暗合。

对族群、社会而言，“和”聚焦在通过仪式化的运作来感化人心、培养认同，进而掌握舆论、获取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层面。回溯《易》文本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国古代先民借助龟壳、鼎铭、竹简、帛书等媒介，将古人对器物、社会、自然、宇宙的观察记录下来，而龟壳、鼎铭、竹简等媒介显然是一种更适合在时间上纵向传播的媒介，特别是文字媒介的出现，“以强有力的权威性和严格的规范性，把一个国家，一个大民族统一起来。”[25]被记录的卦爻最初用于占筮，被上层统治者奉为“圣典”。一方面，通过卦爻符号来记录总结反复发生的经验，以实现经验的积累和文明在时间上的传承；另一方面，以卦爻符号记录的前人的经验，也为后人的行为提供了参考，特别是通过仪式活动实现了文明在时间上的再现和延续。如在《左传》《国语》中，记录了大量的《易》筮案例，天子、诸侯的政治大事、军事行动有时必须取决于卜官的占筮结果。[11]19知识正是“在传播系统中生产、储存于传播系统之中，并借助传播系统散布”[21]50，进而达成传播媒介对文明的影响。兼具过去经验和未来行动的双重表征的卦爻符号，使祭祀等礼乐传播活动在时空中实现了反复，文明也借以巩固和传承。特别是文王拘而演《周易》，周公引德入礼、制礼作乐，将“德”视为天命所归的评判标准，重构了天人关系，并以此解答了殷亡周兴的重大历史问题，人的主动性被凸显出来，这也促使神秘的巫觋文化转化为一种道德统治的天命观，进而实现了政治组织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秩序稳定。

从聚焦于物质性媒介特性的传播偏向来看，《周易》时空传播观念更关注时间的延续，并不热衷于空间的扩展，而是更加注重领土范围内百姓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也是“和”的理想效果所在。通过“趣时”的路径，借由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祭祀等仪式传播活动，《周易》基于对天、地、人相互关系的思考形成了天地人“和”的政治理念，以及朴素的祖宗信仰，促进了古代王权政治的凝聚。《周易》中所体现的时空一体、朴素唯物的时间观念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和文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对时空的关注更多借由仪式展演而实现社会意义网络的建构，这也是《周易》时空传播观的独特内涵所在。

四、结语

与具有空间偏向的西方文明相较，华夏文明是典型的具有时间倾向特征的文明。但从传播偏向的概念本身出发，以《周易》所营造的传播时空为代表的东方时空传播观念与西方的时空传播观念有着本质的差别：如果说西方的传播时空观注重媒介特性对文明传播的影响，其时空传播的偏向是针对传播媒介而言的，即以媒介剖析历史发展的内在影响因素，那么东方的传播时空则蕴含着浓浓的人文气息，既注重采用仪式活动来实现文明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又关注个人、族群、社会在不断变化的时空中该如何行动以实现最高效的传播。具体而言，“中国古代文明更多强调形上思想与礼仪制度的建构”[25]，东方文明的传播时空显然更倾向于关注仪式，通过采用仪式化的活动及礼乐传播的方式将信息和知识蕴含于仪式之中，借此实现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续和扩展，以达到教化和文化传承的目的。

《周易》对时空平衡的审思对中国的传播时空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儒家的时间观念与周公制礼作乐传统一脉相承。特别是孔子提出敬畏天命、追求时运的天人思想，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时间展开的根基，其对中庸仁义、礼乐教化、时中的追求放大了《周易》时间观念唯物朴素的特性。这种朴素唯物的时空取向表征为对现实人世的关注，特别是借由仪式传播实现权力控制、意义共享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正如冯时所言：“既然我们研究的是中国问题，那么文明与文化的基本定义就只能从对中国先民的传统思考与认知体系中去探索，而不能简单地移植其他文明的现有成果。”[26]本文所采用的“仪式”一词源自西方基督教的经验生活，而与仪式相对应的华夏传播概念则是“礼乐”。不同于“仪式”的宗教性，“礼乐”一词更符合中国非宗教性质的祖先信仰和天道信仰，以及华夏文化对个人人格、集体形象的理想追求。而《周易》的时空传播观其实本身也孕育着华夏礼乐传播的观念基础。

面对英尼斯所提出的现代西方文明传播的空间偏向难题，东方“时空统一体”的哲学观念中蕴藏着实现时空传播平衡的良方。海德格尔曾借用老庄思想去追问技术，审思媒介哲学；彼得斯也从孔子和儒家文化中得到关于媒介的灵光。在互联网时代，现代人执着于“现时”的背景下，古老而充满隐喻的华夏经典文本中所蕴含的哲思观念、隐喻内涵，或许能带给我们很多智慧的火花。对时空传播的探讨更可以延伸至基于中国本土的、古代朴素的时空观念对文明传播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包括文明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更包含对实现动态时空平衡的追求。《周易》中所蕴含的时空传播观念对当下媒介时间的发展和文明的未来方向有深刻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