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勤璞

（浙江师范大学 边疆研究院 金华 321004）

[内容提要] 1912年皇帝国家转变至国民国家，被称为两千年来中国的根本革命，但青海额鲁特政治社会仍然是前朝藩部体制，王公仍是王公，而且加爵增禄举行年班，高级喇嘛仍是僧侣贵族，获得加爵增禄，照旧转世和年班；属下平民仍是世仆（albatu）。一切社会权力的结构没有变更，而僧俗贵族更愿回到真正的皇帝国家的国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变动源自地方动乱、政府开发，使得旗政府和喇嘛寺院权力涣散。

前言

在地理上，蒙古人生活区域不是连续的，在清朝（Dayičing ulus）属于外藩、藩部，它的封建与年班体制、社会结构、言语运用、教化跟同时内地府县体制之下的地区根本不同，而且因为清朝实行外藩与内地的隔离制度，长期与内地隔膜；改建中华民国（dumdadu irgen ulus，dumdadu arad ulus）以后，国体变革，政府撤除地理政治社会一切隔离，致力于藩部齐民化、内地化，与内地人民平等一体，即在前朝既有地理空间内转化成前所未有的均平的现代国民国家，无论藩部地区、府县地区均要经过改变。但地理交通的条件不能立即改变，而且政治家深谙一切要善于诱导，不可能急迫剧变，免得人心惶惶，另生枝节。因此，蒙古地区政治社会、学校教育、宗教与风俗，在中华民国初建的北京政府时代变化很少，保持了延续性；又沿袭前朝做法，通过给外藩贵族与官员晋爵增禄，给喇嘛加封号增俸禄，强化了藩部社会现行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使外藩首领增强向心力，与大总统（新的中央政府）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