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瑶，王 铭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191；2.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10003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波及全球，溯源工作在科学界尚未得出定论，病毒依然在多国肆虐，造成大量人员和经济损失。中国作为最早公布新冠疫情的国家，也是最早成功阶段性防控病毒的国家。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是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有效手段，但是在不同国家体制、文化等背景差异下，应急管理产生不同的效果。中国新型举国体制是对传统举国体制的继承与发展，面向如此凶猛的未知病毒，我国新型举国体制全面发挥制度优势，是短时间取得新冠疫情防控成效的原因。

一、文献回顾

(一)传统举国体制与新型举国体制

我国“举国体制”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应用于科技攻关与技术创新。1956年发布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集中必要的力量”[1]。正是凭借这一制度的实施，新中国成功研制出了“两弹一星”“结晶牛胰岛素”等重大科技成果，实现了对西方技术封锁的突破。

20世纪80年代，“举国体制”概念成型，并主要应用于竞技体育领域。梁欣[2]分析了传统举国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及其弊端，为举国体制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起点。2010年5月，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提出，“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使得“举国体制”重新转向科技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