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君超

朱朴，字朴之，号朴园，亦号省斋，1947年10月中旬从国内移居香港沙田后，主要以书画买卖和鉴藏为业，遂以“朱省斋”为名。由于他曾出任过汪伪政府的多种官职，并在上海沦陷时期又曾主编著名的文史杂志《古今》，所以他在当时的香港收藏界中颇具人脉和名声，故曾有人将其与“堪称巨眼”的张大千、叶恭绰、张伯驹、张珩相提并论。此说虽稍涉嫌过情之誉，但也可见朱氏当年在香港书画鉴藏界的名声与地位。

朱省斋出生于无锡一个职业画师之家，故幼年即受家庭熏染。后在北京的英国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任职时，曾得到麦加利银行买办、著名画家、鉴藏家金城（北楼）的指点；中年得益于好友吴湖帆和外舅梁鸿志（众异）的传授、提携，而且受益终身。晚年移居香港后，又与张大千等人日夕相处，析疑解惑，眼力益精。1952年《省斋读画记》出版时，香港报纸称其为“我国评画界之权威人物，近在港随张大千游，见解更广”。其晚年因财力所限（无法与陈仁涛、王南屏等人相比）而最终未能成为顶级的大鉴藏家，故曾自言：“稀世之宝，则为物力所限，虽有所遇，亦仅能心向往之而已。”但他却凭借自己的眼力与学识而成为当时香港颇具影响的鉴藏家和书画商人，确是此道“麟凤”。

[晋]王羲之 行穰帖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朱省斋晚年与中国文物机构及日本、美国等公私藏家关系甚密，比如有“海外高江村”之称的美国犹太裔书画商人侯士泰，有“纽约古董教母”之称的庞耐女士等，遂以藏养藏，声名远播，也因此见证了许多古代书画的流失海外或回归中国的经过，故其自称是“适逢其会，身预其事”者。他在香港报刊上撰写了许多书画鉴藏的随笔文章，颇得好评。他生前曾将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先后结集为五本书出版：《省斋读画记》（香港大公书局1952年初版）、《书画随笔》（星洲世界书局1958年初版）、《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香港新地出版社1958年12月初版）、《画人画事》（香港中国书画出版社1962年8月初版）、《艺苑谈往》（香港上海书局1964年初版）。在1961年7月出资成立中国书画出版社，并编辑出版中英文版《中国书画》（首集），彩色精印海外私人收藏中国古代书画三十八件，其中有韩滉《五牛图》、韩幹《牧马图》、董源《溪山行旅图》、黄庭坚《伏波神祠诗卷》、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宋徽宗《牡丹诗》卷、马远《竹涧焚香图》、赵孟頫等《三世人马图》、吴镇《草亭诗意图》、王蒙《葛稚川移居图》、曹知白《溪桥泊舟图》、沈周《闲钓图》、项圣谟《悲秋图》以及陆治、陈洪绶、“清初四僧”等人作品，并附录自撰《论书画赏鉴之不易：古代中外实例举证》一文的中英文本。当年香港报纸评论该书时曾说：“以内容精湛，博得国内外舆论佳评；尤其欧美各国之爱好东方艺术人士，无不赞扬备至，誉为关于阐释及赏鉴中国书画之唯一权威刊物。”

朱省斋《论书画赏鉴之不易》一文，堪称其平生关于古代书画鉴赏的理念之作，故不可藐然视之。此文起首即开宗明义：“赏鉴是一件难事，而书画的赏鉴则尤是难事之难事。赏鉴是一种艺术，而书画的赏鉴则是艺术之艺术。”将书画鉴赏（赏鉴）也视为一种艺术，而且是“艺术之艺术”，此或是米芾、董其昌等文人鉴赏理念的延续。他也曾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强调鉴赏家与好事家的区别，且明确表示：“所谓赏鉴者，乃是一种极专门而又极深奥的学问。普通一般的书画家不一定也是赏鉴家，而所谓收藏家者，更不一定就是赏鉴家。试以笔者的友朋中来说，往往有大名鼎鼎的书家或画家对于鉴别古代书画这一门竟一窍不通者。收藏家亦复如是，往往有珍藏所谓‘名迹’无数，且出书多种大吹大擂而且自鸣得意，实际上对于孰真孰伪孰高孰下，也竟完全莫名其妙者。”故此类友朋，在朱氏眼中，皆是附庸风雅并以此获利的“好事家”。

但同侪中有哪些鉴藏家能入其“法眼”？他在《赏鉴家与好事家》一文中说过：“至于当代，则张大千、吴湖帆、张葱玉三氏，众望所归，堪称巨眼，尤其以张大千为此中祭酒，已是世所公认的了。”另还有叶恭绰也被他认为是“目前国内数一数二的赏鉴家”。

那朱省斋是否是“百无一失”的鉴藏家？当然不是，古今也无此类的鉴藏家。他在鉴赏或购买、交换古代书画的过程中，也时常出现“走眼”或断代失误，如文徵明（款）绢本设色《关山积雪图》卷、唐卢鸿《草堂十志图》和宋人临《草堂十志图》、易元吉《聚猿图》（溥心畬旧藏）、石恪《春宵透漏图》（叶恭绰旧藏）、宋郓郡王题《吴中三贤像》（张大千伪赝）、宋高宗翰墨真迹（朱氏自藏）、赵孟頫《〈乐志论〉书画合璧卷》、赵孟頫《〈九歌〉书画册》（张大千旧藏）、倪云林《疏林图》、金农《墨竹图》（桥本关雪旧藏）等。这些因当时信息所限而“走眼”，即所谓“时代压之”而导致的误鉴，不妨宽容视之。诚如他平生所膺服的董其昌名言：“宋元名画，一幅百金。鉴定稍讹，辄收赝本。翰墨之事，谈何容易。”

[宋]佚名 摹卢鸿草堂十志图卷 25.6cm×711.6cm 故宫博物院藏

友人田洪先生经过多年对朱省斋相关资料及古代书画图片的收集与整理，从朱氏生前出版的五本著作中，选择八十余篇文章，并配以相关的高质量图片，编辑成《朱省斋古代书画闻见录》一书，可谓功莫大焉。在本书即将出版之前，他诚邀我为之作序。实在盛情难却之后，遂将平日读书、写作及鉴赏时的一些个人浅陋之见，勉强为文。但因交稿限时仅有十天左右，且查阅并核实资料颇费工夫，所以只能选择书中近三十篇文章中所涉及的书画，作一些简略的背景钩稽、递藏始末、真伪鉴定、史实甄别及今藏何处（凡曾出现过拍卖市场者，即为“私人收藏”）等。尽可能地交代某些作品及事件何时、何地、何人、何价的“鉴藏四要素”，以便能为从事此方面研究的人士提供一些参考，也试想使读者在读文赏图之时，能够获得某些阅读的愉悦。由于写作时间较为仓促，故其中难免有疏漏或失误之处，在此恳请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指谬。

王羲之《行穰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朱省斋在文章中认为“虽不敢断言它是否确为唐人模本”。今学术界公认《行穰帖》为唐初摹本，是在硬黄麻纸上综合运用“单笔”和“廓填”法（见傅申《海外书迹研究》、方闻《中国书法理论与历史》）。1957年（丁酉）冬，张大千经在香港的程琦（可庵）中介，从合肥李经迈（小画禅室）之子李国超手中以一万美金购藏，并由高岭梅亲自送往时居东京的张大千。1962年5月，在日本便利堂珂罗版精印若干件后，以约二万美金售于日本某藏家。1970年为美国收藏家艾略特购藏，后捐赠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此帖于20世纪80年代，曾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进行过重裱，已非原装原裱，叹为可惜。

另，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一卷《行穰帖》，钤有乾隆鉴藏御玺真印，今诸多学者认为是明末或清嘉庆至光绪年间勾摹之物，质量低劣。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中，认为是将唐初摹本盗出宫外，所谓“偷天换日”者，大约用于顶替原卷。但亦有学者认为，此《行穰帖》极可能是乾隆内府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时，依唐初摹本而勾摹之副本，非有意作伪之物。在此聊存各家之说。

韩滉《五牛图》（故宫博物院藏）

朱氏在文章中所提及的项圣谟《临韩滉五牛图》卷是“双胞胎”之作，叶恭绰旧藏纸本设色《临韩滉五牛图》卷（今藏上海苏宁艺术馆），卷后拖尾纸上有叶氏1936年跋记：“韩滉原本久在清宫，庚子之乱，为皖人吴幼陵以贱值得之，余曾获观。吴氏所藏书画仅此，但亦甚加宝爱也。项氏此临本固不及原作之古厚，然意致尚能仿佛，盖非易事。孔彰于山水、花鸟均致力甚深，乃于走兽亦臻斯诣，可谓多能。余在沪购此，价尚昂于吴氏所购韩本，足征癖嗜矣。民国二十五年秋日，遐庵叶恭绰记。韩画尺寸较小，但亦为纸本，用笔颇拙。”

此《临韩滉五年图》拖尾纸上李日华“崇祯辛未初秋”跋，亦见李氏《恬致堂集》卷三十八。卷末左下钤白文长方印“春晖堂书画记”，当是晚清上海徐渭仁（紫珊）之印；卷首右下钤朱文方印“耕馀收藏”，当是民国吴江唐耕馀（唐九）之印。此图卷“文革”期间曾入藏上海博物馆，后落实政策遂退还原藏家。

[元]赵孟頫 楷书湖州妙严寺记 35.3cm×362.8cm 纸本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乾隆内府亦藏有项圣谟临韩滉《五牛图》卷（今藏处不详），引首篆书题“项孔彰摹韩晋公五牛图”，有乾隆帝“甲戌孟春御题”，系蒋廷锡之子蒋溥所进奉。拖尾纸上亦有李日华（跋文与叶藏本同）、高士奇、蒋溥、汪由敦、裘曰修、观保、董邦达、钱维城、金德瑛、钱汝诚诸人跋。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中云，韩滉《五牛图》卷在庚子（1900）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为一英国士兵从光绪软禁地瀛台劫走，后即在京城地摊上出售，被商人吴蘅荪（幼陵）以三十银元购得，后吴氏携往香港，1954年被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国家文物局前身）出资购归。

韩幹《牧马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朱氏在文末说：“至于数年前张大千所藏后来他卖给法国博物馆的一幅所谓《韩幹圉人呈马图》，则来历不明，一无所征，断难信其为真迹也。”在《王羲之〈行穰帖〉》一文中也说：“据余所知，张氏于一九五七年将所谓《韩幹圉人呈马图》以六万五千元美金售与巴黎博物馆后，即斥美金一万元在香港向合肥李氏小画禅室购得此剧迹……”

此《圉人呈马图》为绢本设色，图右上瘦金体题“韩幹圉人呈马”五字，清宫内府旧藏。今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今定为明摹本。该馆于1947年从某基金会购入，与张大千无关。

董北苑《潇湘图》始末记（故宫博物院藏）

顾闳中《韩煕载夜宴图》的故事（故宫博物院藏）

朱氏在上述两篇文章中，均叙述自己为“玉成”《潇湘图》和《韩煕载夜宴图》回归大陆之事。当北京方面得知张大千决定出售二图之后，“于是故宫博物院就特派专员来港与我面洽，恳为玉成，那时张大千正以美国方面接洽毫无眉目，而又需款殷急为愁，结果遂欣然从我之请……”所谓的“特派专员”应是徐伯郊（详见《郑振铎致徐森玉函札》）。此二图当时（1952）已被张大千以五万港币的价格抵押给了香港大新银行（见《顾闳中〈韩煕载夜宴图〉的故事》），那二图的物权应该属于大新银行，已与张大千无关。所以文物部门如果出资购买二图，应该付款五万港币及利息给大新银行。后来所谓张大千“贱卖国宝”之说，不知从何而来？不仅破绽颇多，且难以释疑。如查阅当年香港报纸（如《华侨日报》等）有关张大千移民南美的报道，则“爱国贱卖”之说，似有臆想之嫌。

其实，张大千在将二图抵押给香港大新银行之前，还曾将另一件巨然（款）《溪山图》卷（今为台湾林百里收藏）抵押给陈仁涛，中介人（担保人）为画家、诗人陈方（芷町）。至抵押逾期之后，陈仁涛欲将三图收归己有，但大千不允，几至诉讼。后托人几经斡旋，最终《溪山图》卷归陈氏，《潇湘图》《夜宴图》则归还大千，遂了结此抵押借贷纠纷（详见黄天才《张大千的后半生》）。

卢鸿《草堂十志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朱氏文章中云：“唐卢鸿《草堂十志图》卷，原迹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尚有摹本宋人临卢鸿《草堂十志图》卷一，现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图写山水人物树木之属，前者笔墨古拙而后者潇洒纤丽，余俱获观之，皆妙品也。”其在《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中评“大阪本”《草堂十志图》卷亦云：“此图是否为李龙眠笔，未敢轻断，愚见仍以原题‘宋人’为宜。惟作者笔墨高超，自非高手不克臻此，谓之神品，非虚誉耳。”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草堂十志图》卷（《石渠宝笈续编·重华宫》著录），徐邦达先生鉴定为南宋人之画。而卷末“老少傅弘农人题”，下钤“凝式”朱文印，南宋刘克庄早已鉴定非杨凝式真迹，周必大之跋亦伪。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宋人临卢鸿《草堂十志图》卷，十图名目之次序与台北故宫本不同，卷末有完颜景贤光绪戊申（1908）人日跋记，其中有云：“此卷其出龙眠真笔，夫复何疑？”此图与清宫旧藏燕文贵（伪款）绢本墨笔《草堂十志图》似同一人所制，绝非所谓李公麟“真笔”，年代亦不到宋。后由完颜氏售与日人。

石恪《春宵透漏图》（今藏处不详）

朱氏在文章中认为此图卷“不愧是一件名迹”，当属走眼误鉴。吴湖帆《丑簃日记》中鉴为“元末人摹本也”。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鉴定此图卷：“此定是明人凭空伪造之本。叶誉虎（即叶恭绰）先生曾藏，后归陈仁涛，影印于《金匮藏画评释选印画册》中，都以为真迹不疑。我于叶氏处见之。”此图卷晚清陶樑《红豆树馆书画记》卷一亦见著录，其中有云：“唐制，除夕赐百官历日，钟馗前人文集多载谢表，所以御不祥而迓新福。透漏之义，或取于此。”

宋徽宗《四禽图》（台湾林氏广雅轩藏）

此图今公认是宋徽宗真迹，或是晚年手笔。逊帝溥仪偷运出宫，近五六十年间大致经谭敬（未钤印）→周游（未钤印）→王南屏（钤印）→程琦（钤印）→林百里（秦孝仪跋）递藏。谭氏之前藏者不详，王南屏约1953年购藏。朱氏在文章中说：“到了前年，又转入古董商的手中，现在风闻已售往日本，一说已往美国，究竟落到何处，尚无确悉。”此古董商即程琦（伯奋、可庵），王南屏曾将《四禽图》抵押于程氏，逾期后被拒绝赎回，随即携往日本。在谭敬收藏期间，曾由汤临泽等人伪赝一卷，几可乱真，今藏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森艺术博物馆。

王安石之墨迹（上海博物馆藏）

王安石六十五岁时书《楞严经旨要》卷，民国时曾为北平市市长周大文（华章）收藏，藏于天津寓所。某年水灾而原裱绫受水泡损，所幸纸墨一无所伤，遂予以重新装裱。周氏曾携此卷先后至中国台湾、美国求售，均未被认可为真迹，王南屏约于1961年购藏。后王氏因所经营公司倒闭而发生资金断裂，故欲将之售与国家文物局，后因故未能成交。1985年2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文化局以退还王南屏旧藏二百件明清书画并允许出境为条件（获文化部批准），上海博物馆协同上海海关人员与王氏家人在深圳完成《楞严经旨要》卷交换手续。在此一个月前，王南屏因心脏手术失败辞世于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附属医学中心，享年六十一岁。

黄山谷《伏波神祠诗书卷》（日本东京细川家族永青文库藏）

1925年（乙丑）春，叶恭绰从颜世清手中以四千元（银元）购得。1922年12月，颜世清曾携此书卷至日本，日人拟以重金求购而未得。颜氏当年求售时有书信致叶氏（信札今藏上海图书馆），其中云此山谷书卷“购自潍县陈氏”（即陈介祺后人），购价为四千元。当时颜氏因“需款甚殷，免由他处乞贷”，遂将《伏波神祠诗》卷及释法能（款）《五百罗汉图》卷（标价三千元）、李公麟（传）《蕃王礼佛图》卷（标价四千元。后归王南屏，今藏故宫博物院），共计一万一千元售与遐庵，其中《蕃王礼佛图》以抵原来欠债四千元。颜氏于1922年1月曾任北洋政府京兆烟酒局局长，是一个夤缘得来的“肥差”。后因投资实业失败而欠下巨额债务，遂将平生收藏变卖一空。

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此图卷清末时曾为景其濬（剑泉）收藏，约1920年归颜世清（韵伯），或是购自景氏后人，后为阿部房次郎购藏。朱氏文章中说：“阿部氏之得此，殆自颜氏之手耳。”1922年12月，颜世清携唐、宋、金、元、明、清书画一百三十余件东渡日本，后选择其中五十件于12月18日至22日，在东京中华民国驻日公使馆内分二期举办展览。阿部氏或是在此期间购藏《明妃出塞图》卷（今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但日本博文堂第二代主人原田悟朗在晚年的访谈录中却说，此《明妃出塞图》卷是他从收藏家关冕钧（伯衡）手中购得（见鹤田武良《原田悟朗先生访谈》），还说此图卷的原藏家是一位女士等，简直是茶寮说书，信口开河。故对老年人的某些晚年“口述”或回忆类文字，不可轻易采信，应当审慎甄别，否则极易“入套”。

宋高宗翰墨真迹（私人收藏）

孔广陶《岳雪楼书画录》、潘正炜《听帆楼续刻书画记》著录均为宋高宗书迹，应是宋理宗赵昀之作。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中鉴定朱文印“己未”为宋理宗开庆元年己未（1259）。“丹砂经九转，芳蕊占长春”是南宋杨婕妤（传）绢本设色《百花图》卷(今藏吉林省博物馆）中第二段之题诗，乃是宋理宗题祝谢道清皇后（称“中殿”）生辰之诗句，两者书法相像。孔广陶误将“已未”定为绍兴九年己未（1139），二者相差一百二十年。香港瀚邦斯2018年秋拍，定为“传”宋理宗之作。朱氏之后，曾归航运家沙荣存收藏。

宋高宗《诗书扇面册》（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顾洛阜旧藏此册为十二页，潘正炜《听帆楼续刻书画记》卷上著录。第一页：“轻舠依岸着溪沙，两两相呼入酒家。尽把鲈鱼供一醉，棹歌归去卧烟霞。”宋孝宗赵眘书宋高宗题画诗。绢本团扇。无款，钤朱文葫芦印“御书”。宋高宗题画诗见吴荣光《辛丑销夏记》卷二《宋元山水册》。

第二页：“潮声当昼起，山翠仅南深。”宋理宗赵昀五十六岁书韩翊《送元诜还江东》诗句。绢本团扇。无款，钤朱文葫芦印“辛酉”（景定二年，1261年），朱文方印“御书之宝”等。

第三页：“高标凌秋岩，贞色夺春媚。”宋光宗赵惇书韩愈《新竹》诗句。绢本团扇。无款无印。“贞”字缺最后一笔，避宋仁宗赵祯名讳。

第四页：“秋深清到底，雨过碧连空。”宋理宗赵昀书。绢本团扇。无款，钤朱文葫芦印“御书”。

第五页：“湖上晴烟冻未收，湖中佳景可迟留。更临亭上看群岫，雪色岚光向酒浮。”宋理宗赵昀书梅尧臣七绝。绢本团扇。无款，钤龙纹朱文葫芦印“御书”。湖上晴烟冻未收，《听帆楼续刻书画记》中释“烟”为“川”字，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中此字未释□，翁万戈亦释为“烟”字。

第六页：“去年枝上见红芳，约略红葩傅浅妆。今日庭中足颜色，可能无意谢东皇。”宋理宗赵昀书宋光宗赵惇《题扬补之红梅图》七绝。绢本团扇。无款。有“赐贵妃”三字。钤朱文乾卦圆印、朱文方印“御书”。

第七页：“长苦春来恼乱人，可堪春过只逡巡。青春向客自无意，强把多情著暮春。”宋理宗赵昀书《暮春》七绝。绢本团扇。无款。钤朱文方印“御书之宝”。

第八页：“山头禅室挂僧衣，窗外无人溪鸟飞。黄昏半在山下路，却听钟声连翠微。”宋理宗赵昀书孟浩然《过融上人兰若》七绝。绢本团扇。无款。钤朱文乾卦圆印。

第九页：“池上疏烟笼翡翠，水边迟日戏蜻蜓。”宋孝宗赵眘书。绢本团扇。无款。有“赐志忠”三字。钤朱文方印“御书之宝”。

第十页：“天山阴□判混茫，二爻调鼎灌琼浆。试来丑未门边立，迸出霞光万丈长。”宋高宗赵构草书《天山》诗真迹。绢本团扇。无款。钤朱文方印“德寿闲人”、朱文方印“康泰□印”。诗句中未辨字□，有释为“云”，《听帆楼续刻书画记》中释为“雨”字。

第十一页：“沦雪凝酥点嫩黄，蔷薇清露染衣裳。西风扫尽狂蜂蝶，独伴天边桂子香。杨妹子。”宋宁宗皇后杨氏书韩驹《岩桂花》七绝。绢本团扇。钤朱文龙纹圆印。右下角钤朱文方印“太监王诜收藏书画记”，此人生平不详。

第十二页：“薄薄残妆淡淡香，眼前犹得玩春光。公言一岁轻荣悴，肯厌繁华惜醉乡。杨妹子。”宋宁宗皇后杨氏书佚名《春日》七绝。绢本团扇。钤朱文龙纹圆印。书迹真，“杨妹子”三字为后添款。

金融业作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金融科技发展可为其他产业领域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科技应用示范。从这个方面讲，金融科技能够促进金融、科技、产业的协同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更强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潘正炜《听帆楼续刻书画记》卷上原第一页为宋高宗“丹砂经九转，芳蕊占长春”一幅，至顾洛阜收藏时已失去，但多出杨妹子书《春日》一幅。传世此类南宋诸帝书法小品，大多无款而仅钤玺印，且真伪难辨。如是真迹，则应是对画所题，遂集于一册之中。后画与书“分离”，故今仅见书迹传世。此十二页绢本诗书扇面，民国年间为何冠五（田溪书屋）收藏，后归香翰屏（梦诗庐），其中钤有多枚白文方印“曾藏香氏梦诗庐”，顾洛阜从何人手中购藏不详。

苏东坡《维摩赞》（今藏处不详）

张大千收藏“六大国宝”：唐初摹本王羲之《行穰帖》卷、董元（传）《潇湘图》卷、董元（传）《溪岸图》、顾闳中（传）《韩熙载夜宴图》卷、苏轼（传）《石恪画维摩赞》卷、黄庭坚《经伏波神祠诗》卷。其中唯有《石恪画维摩赞》卷至今下落不明，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据黄天才《张大千的后半生》一书中说，此书卷1968年时仍在张大千手中。但在他逝世之后，遵其遗嘱而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七十五件古代书画清单中，却无此书卷。故黄氏在书中说“推想他生前已脱手了”，也仅是个人猜测而已。另还有一种可能，《石恪画维摩赞》卷或许仍在张大千后人手中秘藏。

[元]邹复雷 春消息图卷 35.2cm×223.1cm 纸本设色 至正二十年(1360) 美国华盛顿国立佛利尔美术馆藏

据朱氏文章中所记载，大风堂藏本是《石恪画维摩赞》和《鱼枕冠颂》二书的合卷，末有东坡自跋，另还有元代杨维桢、杜本、张雨三人跋。似与晚明陈继儒《晚香堂苏帖》和乾隆内府《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刻本为同一系统。东坡此二书卷亦见清初吴升《大观录》苏文忠公法书卷五著录，“牙色阔纹笺本”，但另还有王馀庆一跋。因至今未见大风堂藏本的“庐山真面目”，其是否为明清人摹本？唯有存疑俟考。

宋郓郡王题《吴中三贤像》（今藏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

此卷画范蠡、张翰、陆龟蒙三人像，无款，有宋郓郡王题七绝三首，卷末拖尾纸上有溥心畬依韵题七绝三首，跋中有云：“宋郓郡王楷题吴中三贤画像，运笔超迈，傅色古艳，当是五代宋初人笔，岂王齐翰、王居正流辈之所作耶？因步卷中原韵题后。溥儒并识。”朱氏曾与溥心畬、张大千在日本某藏家处同观此图，他在文章中写道：“案：此图为项子京所旧藏，图身首末除有项氏藏章数十外，并有‘晋国奎章’‘晋府图书’大方印二。原卷必有宋元明人跋记，惜已不存，以致无可稽考。但笔墨之高古，鄙意当在故宫所藏孙位《高逸图》之上；大千、心畬与我同观此图，亦颇同意于我的见解。”殊不知此图卷正是在旁一同观赏的张大千数年之前伪赝之作，令人发噱。1957年7月，佛利尔美术馆从纽约日籍古董商濑尾梅雄处购藏此图卷。（参阅傅申《张大千仿制李公麟〈吴中三贤图〉的研究》，台湾《雄狮美术》1992年4月号。）此是因当时信息所限而“走眼”，即所谓“时代压之”而导致的误鉴，不妨宽容视之。诚如他平生所膺服的董其昌名言：“宋元名画，一幅百金。鉴定稍讹，辄收赝本。翰墨之事，谈何容易。”

易元吉《聚猿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1927年，溥心畬在日本将乾隆内府旧藏易元吉（无款识）绢本墨笔《聚猿图》卷售与日本人，后为阿部房次郎收藏。在此之前，叶恭绰（遐庵）曾购得此图卷，后因溥氏反悔而被追回。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载：“此卷溥心畬旧藏，遐庵丈以六十金购得，已怀之登车，心畬悔而追回。不久即入东瀛。”此图卷上虽有乾隆御题及鉴藏玺累累，然《石渠宝笈》诸编并未著录。而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易元吉（无款识）纸本墨笔《聚猿图》卷，《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著录，今鉴定为明代晚期之作。传世之所谓易氏《聚猿图》《獐猿图》《戏猿图》之类画作，均无名款，亦无宋人题识，仅少数有元人题识（真伪存疑）定为易氏之作，故皆难以确信，其中颇多明清专诸巷“苏州片”。

此诗卷近代大致递藏经过为：宝煕（沈盦）→冯恕（公度）（？）→袁励准（恐高寒斋）→周湘云（雪盦、宝米斋）→谭敬（区斋）→周游→张大千（大风堂）→王徵（文伯）→顾洛阜（汉光阁）→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院。此卷末钤有朱文长方印“吴兴金城鉴定宋元真迹之印”，或是其鉴赏之印，非收藏之印。俟考。

卷首右上小楷书“文正王耶律楚材墨迹”九字，张珩认为是明初宋濂之笔，不知依据何在？或是据拖尾纸上宋濂小楷跋记而定？另，卷末左下处钤白文长方印“敬原堂图书”，此印归属难定。

[元]朱德润 秀野轩图卷 28.3cm×210cm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赵氏三世人马图》（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此图卷是“东北货”，《石渠宝笈》诸编未著录。周游或是购自于古董商人靳声伯，原由伪满洲“国兵”王恩庆售出。朱氏在文章中说，此图卷是周氏直接售与张大千，但卷中却钤有朱氏四方鉴藏印，即朱文联珠印“省斋”、朱文印“朱省斋书画记”、朱文印“梁溪朱氏省斋珍藏书画之印”、白文印“晚知书画真有益，却悔岁月来无多”（陈巨来篆刻），如非自藏之物，何以钤“珍藏”之印？存疑俟考。此图卷后归顾洛阜，或是由王文伯中介，经濑尾梅雄经手并“掌眼”。

此图卷另有一件摹本（蒋谷孙旧藏，今藏美国耶鲁大学博物馆），拖尾纸上有张昱、王蒙、文徵明等人题跋，画与跋皆疑伪。吴湖帆曾有此图卷临本，并抄录画后诸家题跋。蒋谷孙在丙子（1936）冬日跋吴临本中有云：“赵氏三世画马卷，廿载前由浭阳端氏得来，为吾家元人名画第一神品。”廿载前（1916）端方已死于非命五年矣，从何“得来”此图卷？

赵子昂《九歌》书画册（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此书画册未见古代著录，不知张大千购自何人。徐邦达认为其中《云中君》一图系后补，非同一册之作。册中之赵孟頫之款与印皆伪。1985年5月，徐邦达、谢稚柳、杨仁恺等到大都会库房中鉴定书画，对此图册产生不同意见，徐“疑为张渥”，谢“非张渥，乃为赵氏”，杨“款系后添，作品为与赵孟頫同一时代作者绘制”。徐氏《古书画伪讹考辨》亦说：“我以为此册决非赵氏所画。相反的，我又觉得此画极像元末张渥（叔厚、贞期生）手笔。”此图册原应有对题，后为人拆去，“改作赵书并说画亦自作，因为赵名高于张氏，改换后可以多卖一些钱”。册末叶恭绰民国二十九年（1940）一月跋记，异常精彩，笔者已辑入《叶恭绰鉴藏编年事辑》一书中。

赵孟頫《湖州妙严寺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此书卷近代曾先后经费念慈（西蠡）→庞莱臣（虚斋）→完颜景贤（借自庞氏未还）→蒋谷孙（购自完颜氏）→张珩（购自蒋氏）→蒋谷孙（反悔赎回）→徐小圃→谭敬→约1970年谭敬家人在台湾售出→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

[元]倪瓒 虞山林壑图轴 94.6cm×34.9cm 纸本墨笔 1372年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邹复雷《春消息图》（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

此图卷为清宫内府旧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据说乃慈禧太后赐予御用女画师缪嘉蕙（素筠），卷中钤有朱文印“滇南女士缪素筠珍藏书画印”。民国三年（1914）春三月，郭世五（葆昌）从友人处重价购之（见卷后郭氏跋记）。此“友人”是谁？卷中钤有“吴兴金城鉴定宋元真迹之印”“金巩伯精鉴印”“巩伯平生真赏”三印，疑出售此图卷之“友人”为金城。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云：“此卷金巩伯尝作伪本。”金氏伪本今藏处不详。叶恭绰跋郭氏《觯斋书画录》中有云：“觯斋所藏惟王岩叟、邹复雷为精品，余皆平凡。”

朱德润《秀野轩图》（故宫博物院藏）

朱氏在文末中说：“闻是卷尚有一赝本，数年前为自命‘外国高江村’之犹太人所得，现在陈列于美国某博物馆，不知确否？果尔则售者之心术与购者之目力，两不足取。”此图卷在谭敬收藏时，曾由汤临泽、许徵白等人仿制一卷摹本（今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几可乱真，但卷后诸家题跋则“一眼假”。拖尾纸末，有高士奇伪跋：“元朱泽民秀野轩图真迹。康熙三十年十一月江村草堂购于顾维岳，用价三十四（上钤白文长方印‘朗润堂’）两。近年真迹日少，此卷百金不可得矣。子孙守之。江村。”购赝本之“外国高江村”即侯士泰，出售者当是谭敬。又据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记载可知，今之真迹本已缺失原有二十一家题跋。张珩先生说“必为隔去，另入他卷”。

倪云林《疏林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此图又名《疏林小景》，纸本墨笔立轴。后为阿部房次郎收藏，1943年（昭和十八年）由其子阿部孝次郎捐赠。倪氏题画诗见《清閟阁集》卷七《题画》二首之一。此图疑是清中期伪赝之物。图上乾隆御题诗及诸鉴藏玺亦伪。

倪云林《虞山林壑图》（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此图庚子之乱后流出清宫内府，为端方收藏，后归恭王府，1903年（癸卯）夏，陈夔麟得之于京城厂肆，陈氏遂名其斋曰宝迂阁。张珩以重金得之于陈氏（或是其后人），后为陈仁涛（金匮室）购藏。约20世纪70年为侯士泰所得，侯氏后将此图与武宗元《朝元仙杖图》卷，与王季迁所藏六张古画交换，遂归王氏宝武堂。后侯氏反悔，遂致法律诉讼，侯乃败诉，曾轰动一时。

盛子昭《秋林渔隐图》（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朱氏在文章中将王绂题诗中“君应颔斯妙”误释为“君应领斯妙”。今人鉴定此图似真迹，但王绂及林镛二题之款印皆伪。朱氏在文章中说：“二题书法各皆精妙，堪与此画并峙千秋。”属于误鉴。图右侧钤椭圆朱文印“大风堂”，图左上钤朱文方印“第一希有”与白文长方印“叶恭绰誉虎印”，叶氏《遐庵清秘录》著录。此图左上钤江兆申篆刻白文印“顾洛阜”与朱文印“汉光阁”，图左下钤朱文大印“汉光阁主顾洛阜鉴藏中国古代书画之章”（刻者不详），钤印位置失当，真俗手妄为。此图朱氏得之周游（铁梅馆主），由其售出后流往美国。周氏或在广州或在香港购自叶恭绰。

狄平子的秘籍—《青卞隐居图》（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边绫上，原有狄平子戊辰（1928）一段长题：“先君子生平嗜古，所藏宋元剧迹中，此幅及宋人《五老图》皆屡见著录者，向不轻易示人。同治初年，先君子宦游豫章，有王霞轩者来权赣章，欲夺此《青卞图》不得，而隐恨于中。岁戊辰（1868），先君子实授都昌宰。邑俗悍，有两村械斗案起，不听弹压。王乃藉词委道员以重兵驻邑境，相持年余。至欲加乡人以叛乱之名，而洗荡其村舍。先君子力争。王乃属道员讽以意，谓《青卞图》必不可者，或《五老图》来，亦可解此厄。先君子乃叹曰：‘杀身吾所不畏，《清明上河图》之事固愿蹈之。不甘以古人名迹任人豪夺以去。惟因此一画幅至多杀戮无辜之愚民，则抚衷诚所不忍，不能不权衡轻重于其间也。’于是，遂以《五老图》归之，事乃解。向例，邑有军事，一切供给皆邑宰任之。综计因此画所费，已数万金之多。至光绪癸巳（1893），其子幼霞以《五老》册售于盛伯希祭酒。其时，徐颂阁协祭酒来询此事之颠末。先君子约略其词，讬言以友谊相赠，未以实情相告。今岁易周星，记其真相以告后之藏此画者。按，《五老图》嗣归景朴孙。数年前，上海画估分为五卷，以重价售于西人。惜哉！吾竟未及一见也。戊辰十一月，狄平子葆贤谨志于宝贤盦。”狄氏此长题，今《青卞隐居图》上已不存，仅见于上海有正书局约1930年再版之《中国名画集》第一册中。

朱氏在文章中有关叶恭绰误了其与吴湖帆合资购买《青卞隐居图》的“好梦”之事，乃耳食之言。而陈定山《春申旧闻》一书中有关此事之说，更是无稽之谈，尤不可信。

姚绶《都门别意图》（今藏处不详）与文徵明《关山积雪图》（私人藏）

此《关山积雪图》卷是绢本设色，张大千题引首：“文衡山关山积雪图。衡山生平第一神品，省斋道长兄珍秘。壬辰二月，大千居士得观欢喜赞叹，因题。”后归移居香港的上海画家张碧寒静荫草堂，1980年携往美国。香港佳士得2006年春拍，落槌价不详。朱氏收藏之前，曾为香港莫元瓒庋藏。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中，鉴定此图或是清初人之笔，卷后董其昌之跋亦伪，疑似明清专诸巷“苏州片”。估计朱氏当年也未曾想到，此图卷居然是“双胞胎”伪作。真可谓“翰墨之事，谈何容易”！

台北故宫博物院另收藏一件文徵明纸本设色《关山积雪图》卷，图景及卷末文徵明（款）嘉靖壬辰（1532）冬十月之跋文字与朱氏藏本全同，拖尾纸上另有陆师道（款）嘉靖丁巳（1557）十月跋记。清宫内府旧藏，《石渠宝笈续编·养心殿》著录。徐邦达认为是临摹之作：“论时代恐去嘉靖不远。”文、陆二跋及项元汴六方印皆伪。

《沈石田送吴匏庵行卷》（私人收藏）

此图卷自晚清起大致递藏为许乃普（约咸丰年间入藏）→盛昱（光绪辛卯，1891年）→宝煕（光绪癸卯，1903年）→原田悟朗（1929年购自宝煕）→角川原义（入藏时间不详）→（不详）→2012年5月香港劳伦斯春拍→2017年12月嘉德国际秋拍，同时拍卖还有金城己未（1919）七月临摹本一卷。

沈石田《九段锦画册》

朱氏在1964年3月所写的《沈石田〈九段锦画册〉》一文中，回忆他十年前（约1954年）在日本奈良林平造后人处所见沈周纸本设色《九段锦》册（今藏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院），说此册页“精彩无比”，为之“欣赏无已”，并记述了九开册页的画面内容。此画册实是后人伪赝之作。约20世纪20年代由蒋祖诒（谷孙）售与林平造，但仅存六开（清道光年间已缺失仿王蒙、仿吴镇、仿李成三开）。而蒋氏另藏有九开本《九段锦》册真迹（曾为高士奇收藏和著录，今藏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朱氏其实当年所见仅是六开，但在文章中却记述了九开的画面内容，不仅是误记了页数，而且文字亦转录自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像此类有意或无意的误记文章，颇具误导性，且极易以讹传讹。

八大山人《醉翁吟》书卷（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藏）

此书卷中钤有朱文连珠印“省斋”、朱文方印“梁溪朱氏省斋珍藏书画之印”。张大千后可能因建造“八德园”而将《醉翁吟》卷售与日本收藏家住友宽一。当朱氏在知道此事之后，心中的郁闷与失落可想而知。故其在《王羲之〈行穰帖〉》一文中发泄道：“大千十年来侨居巴西，朝夕与达官巨商为伍，以经营‘有术’，闻其所居广有千亩，蓄有珍禽异兽，且兼有庭园之胜，宜其踌躇满志，乐不思蜀，而反思祖国为异域矣！”后来又在《罗振玉与王国维》一则短文中写道：“客有问余者曰：子与今之‘国画大师’，昔日非契同金兰，何今日之情若参商耶？余曰诚然。所谓‘国画大师’与余之关系，盖亦犹罗振玉与王国维间之关系也，此中经过，一言难尽；大白天下，终有其日。所不同者，此‘国画大师’之手段，则尤比罗氏为诡谲，而王氏之行为，乃更较鄙人为愚蠢耳！”1964年，张、朱两人已公开“绝交”。

[元]王蒙 青卞隐居图轴 140.6cm×42.2cm 纸本墨笔 1366年 上海博物馆藏

[清]金农 为马曰琯作画诗 16.8cm×26.4cm×11 纸本 朱省斋旧藏

《墨井草堂消夏图》（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民国时期，此图卷曾为费念慈之子费毓桂所藏。约1944年夏，售价黄金十两，且不允许议价。但不知何故费氏夫人却不同意出售。二年之后，售价已达五十两黄金（见《顾廷龙年谱》），且须支付中介人（先后经孙伯渊、曹友卿二人中介）佣金五两黄金，可谓天价，王南屏最终咬牙购藏（见田洪整理《王南屏鉴藏笔记》）。叶恭绰1947年在广州时为之跋曰：“石谷夙与墨井齐名，但吾向扬吴抑王，以胸襟品格迥不相同也。墨井之奉天主教，近乎逃世，怀有不帝秦之意。其与许青屿相契，亦缘同一信仰，非泛泛之交，其文字往来特以表意耳，但其画特工，固自可贵。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叶恭绰获观因题。”另有张大千丙戌（1946）十一月朔日跋记。约1952年，王南屏将此图转售王季迁。朱氏在1962年9月所写《吴渔山〈白傅湓浦图〉》一文中说：“笔者早已于十年前拙著《省斋读画记》一书中，写有《墨井草堂消夏图》一文，纪其概略。那时候这个长卷正在友人王南屏的手中，他视为珍宝，后来经不起王季迁美金重价的诱惑，终于割爱相让了。”售价不详。

罗两峰《鬼趣图》（今藏处不详）

罗聘（两峰）《鬼趣图》卷计图八幅，均无款印，有翁方纲“为两峰道人题签”。乾隆年间王昶、杨元锡、蒋诣、吴省钦、汪棣、袁枚、法式善、纪晓岚等题咏均系为罗聘所写。后归其子罗小峰，小峰卒后，临川李秉绶（芸甫）从小峰之子罗小米手中购得，后归南昌万承纪（廉山），再转归其弟万承紫（渊北），后又归新会罗天池（六湖），复归番禺潘仕成（德畬），同治癸酉（1873）秋归叶衍兰，有叶氏“时同治十有三年岁次甲戌（1874年）仲秋端五”题诗及跋，后遗佚不知所在。光绪甲辰（1904）春，由京城画估转售顺德辛耀文（仿苏）。民国年间归居香港之南海霍氏，1970年香港九龙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影印出版。此著名“牛腰卷”与南海吴荣光（荷屋）所藏李唐《采薇图》卷（今藏故宫博物院）、钱选《梨花图》卷（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曾并称为“粤中三宝”。此图卷虽已五十年未再出现，应仍存于人世间。

我们今天从朱省斋的书画鉴赏文章中，大致可以了解他在鉴藏方面的某些特点或短处：（一）由于长期对古书画的鉴赏与购藏，在此日积月累的过程中，还与一些顶级的书画鉴藏家研讨切磋，从而练就了自己的“目鉴”功力。（二）阅读并熟悉历代书画著录。他当年移居香港时，应该并未携带大量的图书，可谓“净身出境”。但他在文章中时常引经据典，想必是经常去公共图书馆查阅资料，具有颇深的“考鉴”功力。（三）相信并认可古代及当代鉴藏家的鉴定结论或著录（流传与出处），如董其昌、安岐以及近人张大千、吴湖帆、张珩、叶恭绰等。但在信息相对闭塞且无法轻易获取文博资讯的年代，因“吃现成饭”而导致某些真伪和断代的失误，今人不应苛责。（四）从严格意义上说，朱省斋并非是一位书画史学者，而是一位颇具人文情怀与文人品味的以藏养藏的鉴藏家，但也绝非是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好事家”。在近二十年的海内外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时常有朱省斋旧藏古今书画上拍，买家竞投，“天价”屡出，或许体现了当今收藏家、投资人对其鉴藏品质的一种认可与青睐吧。

[清]八大山人 醉翁吟书卷 藏处不详

[清]吴历 墨井草亭消夏图卷 36.4cm×268.6cm 纸本墨笔 1679年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