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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工资扭曲与劳动收入份额

2021-04-14安孟张诚

商业研究 2021年1期

安孟 张诚

内容提要:本文将FDI、劳动力的工资扭曲纳入统一的框架,系统分析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方法对中国大陆31省(市、自治区)的劳动力工资扭曲指数进行测算,利用2003-2017年的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检验各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的进入和工资扭曲都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但随着工资扭曲的加剧,外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得到缓解;除此,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劳动要素使用数量下降、资本深化、高水平人力资本缺乏、劳动力流动不畅和配置效率不高等因素,都抑制了劳动工资份额的提升。因此,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须在招商引资政策、推进要素市场建设、加大财政金融支持上进行必要的制度改进。

关键词:FDI;工资扭曲;劳动收入份额

中图分类号:F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1-0127-08

作者简介:安孟(1992-),女,山东泰安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跨国投资;张诚(1962-),本文通讯作者,男,山西灵丘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跨国投资。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劳动收入份额代表的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收入的占比。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出现大幅的下降,从1990年的54.08%降至2007年的44.92%,2008年之后有所回缓但幅度较小[1]。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说明多数人没有同步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这限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力的提升,也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加大,进而引发劳资冲突,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和决定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产业结构变化。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在排除了核算方法的影响后,认为1995-2003年期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原因是产业结构从劳动收入占比较高的农业部门向占比较低的非农业部门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作用达到61.31%[2];罗长远和张军(2009)认为1996-2003年一产比重较大程度的下降导致了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3];李稻葵等(2009)发现,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劳动者谈判能力的共同作用导致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呈现“U型”[4]。第二,有偏的技术进步。王林辉和袁礼(2018)认为有偏的技术进步影响了不同部门的要素生产效率,引致了要素的跨部门流动和重新配置,推动产业结构的变迁,进而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产生结构效应[5];姚毓春等(2014)认为1997-2011年工业和制造业存在资本偏向性的技术进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0.1061和0.1246[6];Bentolila和Saint-Paul(2003)对12个OECD国家的13个产业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资本增强型的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负向的影响[7]。第三,全球化。Rodrik(1977)认为全球化使得资本比劳动具有更强的流动性,资本会有更多的获利机会,资本所有者的谈判能力较强,劳动者的工资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从而劳动者的收入份额持续下降;戴小勇和成力为(2014)使用1999-2007年的工企数据研究发现,出口和外资使劳动这种要素对最终产品分配权的相对地位下降,从而引起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8];蒋为和黄玖立(2014)认为国际生产分割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特征,国际生产分割的上升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9]。

毫无疑问,上述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但也存在一些方面的不足。首先,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解释部分转型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却不能解释同时期发达国家在稳定的产业结构中所出现的相同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问题[10]。其次,在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研究中,大多数文献都选用CES生产函数来计算技术进步的偏向性,一方面没有考虑到不同的經济体可能满足不同形式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变化、要素的质量以及环境制度的改变,不同的时期劳动和资本的弹性可能无法保持不变,因此,CES函数的假定限制了要素替代弹性可变的属性。再次,从开放经济的全球化视角,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有学者认为由于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进行的恶性竞争以及外资负向“工资溢出”效应,降低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11];然而,部分学者认为,外资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呈现“U型”或者“倒U型”,且不同的区域之间存在差异性[12-14]。

本文尝试拓宽研究的视角,从开放经济和劳动力的工资扭曲①两个方面,为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提供一种不同于现有文献的解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去论证外资和工资扭曲是导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边际创新之处主要有:(1)立足于开放经济视角,从外资和劳动力工资扭曲的双重视角,重新研究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决定机制。(2)选用更符合生产实际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劳动力的工资扭曲指数进行了计算。(3)在实证分析方面,选择长达15年的省级动态面板数据,采用可以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检验了各影响因素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有助于相关部门有效解决实际存在的劳动收入份额偏低问题。

二、FDI、劳动力的工资扭曲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

外资进入对劳动者的报酬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正向影响。外资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和先进的技术,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量较大。因此为了吸引东道国高技能的劳动力,外资企业有动机提高工资水平[15]。而且,外资进入通过工资溢出效应,加快了东道国市场化改革,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会被淘汰出市场,释放生产要素,劳动力也会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并获得相应的报酬,这有利于提高工资水平[16]。二是负向影响。由于生产要素的定价权被政府掌握,东道国的不同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给予外商政策优惠时更可能忽视甚至侵犯劳动者的权益[17]。此外,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外资企业不仅可能产生挤出效应更有可能对劳动市场进行垄断,劳动力的报酬被限制在偏低水平,缩小了工资的上升空间[18]。因此,外资对劳动报酬的影响取决于正负两个方向的共同作用。

外资进入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的影响。一方面,外资带来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其通过产业链的前后关联扩散至其他企业乃至行业,东道国的生产技术得到提升,从而提高了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本地企业通过模仿外企的技术和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二)劳动力的工资扭曲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首先,从工资扭曲产生的原因看,户籍制度的存在、城乡二元分割的现状,劳动力在行业、区域之间不能自由流动,导致劳动者不能获得与自身边际产出相当的工资。其次,由于地方政府为了引资,通过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以低廉的劳动成本吸引国外资本,这都会降低劳动者的报酬。

劳动力的工资扭曲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一方面,由于长期存在的工资“向下扭曲”,劳动力的价格被低估,企业就会倾向于使用有形的生产要素,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会过度发展,企业长期位于生产活动的低端,没有动力进行技术研发并提高劳动生产率[19]。另一方面,由于工资的扭曲,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较低,他们可能会寻求新的工作机会,尤其是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由于得不到预期的工资,他们会选择“用脚投票”,导致企业人力资本流失,没有可以进行技术研发的人才,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最终,外资进入和工资扭曲对劳动者的收入份额的影响,还要取决于其对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大小。如果对工资的影响大于劳动生产率,则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反之,则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

(三)外资、劳动力的工资扭曲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

外资进入对工资扭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劳动者的边际产出和实际工资的影响发挥作用。外资的进入带来先进生产技术,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加剧了工资的扭曲程度;但是,外资的进入还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优化劳动市场的配置,劳动力被配置到所需的部门,其获得的报酬也将随之增加,这又会缓解工资扭曲。

外资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制度,通过工资溢出和制度溢出,加速了东道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市场的作用会促使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退出市场,释放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也会流入到更高效率的企业,获得较高的报酬。外资的进入缓解了中国的工资扭曲,工资扭曲得到缓解又会通过上述的机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20]。

三、模型的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的设定

为了研究外资、劳动力的工资扭曲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合前文的理论推导,设定如下基本模型:

(二)变量的选取说明

1.劳动收入份额(ls)。用各地区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在GDP中的占比表示。

2.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外商直接投资在GDP中的占比表示,并根据当年的汇率将其换算成人民币,然后进行相关的计算。

3.劳动力的工资扭曲(distl)。由于工资扭曲是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实际工资之间的偏离,对工资扭曲的计算关键在于选择适合的生产函数对边际产出进行计算。考虑到生产技术的存在的效率损失和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性,选择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其具体的形式为:

4.控制变量。除了外资和劳动力的工资扭曲,考虑其他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作为控制变量加入进行考察,否则会导致变量遗漏的偏误。各控制变量的选取说明如下:

资本密集度(lnkl)。反映的是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投入数量,当劳动和资本互补时,资本密集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同方向变动;当劳动和资本存在替代关系时,资本密集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反方向变动,计算方法为固定资本存量与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之比,并取对数[23]。

融資能力(finance)。融资能力越强,更容易获得外部资金,企业才会有资金投资生产,雇佣劳动力,支付工人的工资。但是如果融资能力过强造成的过度借贷,就要承担沉重的债务负担,处于低端发展的处境。用金融机构本外币年末贷款余额在GDP中的占比表示。

人力资本(hu)。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和生产率越高。此外,较高的人力资本能够更好的与其他生产要素匹配,边际产出也就越高,相应的劳动报酬份额也就会越高。用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hu=ln(∑7j=1(ajit×mj)),把教育层次分为7个,j=1,2…7分别对应没上小学、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分别对应的学习年限mj为0、6、9、12、15、16和19年,ajit表示的是在第t年i地区的就业人数中j教育层次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并取对数。

贸易开放度(open)。对外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有两种解释,一是,根据赫-俄(H-O)理论,对外贸易会使得相对丰富要素的价格得到提高,对中国来说,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二是,对外贸易强化了资本的谈判力量,劳动力的谈判能力减弱,从而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用进出口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表示。

财政支出(gov)。政府的财政支出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对发达国家则不然,甚至出现赤字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24]。用政府的财政支出在GDP中的比重来表示。

本文选取除西藏外2003-2017年中国大陆31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工资扭曲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劳动收入份额、外商直接投资、融资能力、贸易开放度以及财政支出的原始数据来源与各省历年统计年鉴;资本密集度和人力资本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同时使用线性插值法补齐少量缺失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实证检验及分析

就上文对外资、劳动力的工资扭曲以及其他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进行的理论分析,进行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初步估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在依次控制了省份和时间固定效应,R2值逐渐增大,外资和劳动力的工资扭曲都显著的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这印证了前文的机制分析。但是,由于外资和工资扭曲都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较低的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甚至高素质人才的流失,限制了企业的生产和利润的提升;进而又由于企业利润的低下,劳动者的报酬更得不到相应的保障,这就加剧了工资的扭曲。由于存在上述的双向因果关系,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采用可以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一步检验。

(二)系统广义矩估计的结果

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前提是残差项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是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而且要求工具变量的严格外生性,因此首先进行Arellano-Bond序列相关检验和Sargan检验。根据实证的结果,AR(1)p值为0.0000,小于0.05,模型存在一阶序列相关;AR(2)p值为0.2864,大于0.1,因此不存在二阶相关,Sargan统计量的p值为1.0000大于0.1,这表明所选择的工具变量及滞后期数是合理的。

由表3可知,滞后一期的劳动收入份额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上一期的劳动收入份额会影响到当期,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由于工资具有黏性,不会在短期内瞬间进行调整,加上工资的制定会受到前期工资的影响,因此,劳动收入份额表现出动态延续性。

无论是静态面板的固定效应模型还是动态面板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都表明外资的进入、劳动力的工资扭曲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这一结果。

外资的进入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第一,从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看,外资进入要和内资争夺劳动力,加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因此,为了吸引劳动力尤其是高技能的劳动力,外资有提高工资的动机;外资的进入还加快了东道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就会从市场退出,劳动力也会相应的被转移到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这都有利于劳动收入的提高。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可能在给予外商各种优惠时损害劳动者的利益,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促进外资的进入,加上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外资可能会垄断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谈判势力被弱化,这样工资水平就会处于比较低的水平。第二,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看,外资的进入带来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会通过技术溢出至其他企业,且国内企业进行的模仿创新,都会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对式(9)中的α和β进行估计,其值分别为1.4064和3.1959,因此外资的进入对工资产生的正向影响小于对劳动生产率的正向作用,因此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

工资扭曲也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第一,从对勞动者报酬的影响看,由于户籍制度、城乡二元边际等因素所导致的工资扭曲,使得劳动者不能在城乡、区域和行业之间自由的流动,不能获得与其边际产出相等的工资水平。第二,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看,由于长期存在的劳动价格扭曲,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会发展过度,企业长期位于生产活动的低端,没有动力进行研发、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较低,他们会去寻求新的工作机会,尤其是高人力资本者,由于得不到预期的工资水平,会选择“用脚投票”,导致企业高人力资本流失,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过估算,得到工资扭曲对劳动报酬和生产率的影响分别为-0.3343和-0.2411。

从外资和劳动力的工资扭曲的交互项看,两者的共同作用显著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外资进入对工资扭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和边际产出来实现的。一是,外资的进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通过技术溢出提高了资金流入国劳动者的边际产出,加剧了工资的扭曲;但是外资的进入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被配置到所需的部门,所获得的报酬也会增加,这缓解了工资的扭曲程度。二是,外资企业通过工资溢出和制度溢出,加快了东道国的要素市场改革进程,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退离市场,同时释放生产要素给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随着劳动和资本流动到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获得较高的报酬,外资的进入缓解了工资扭曲,外资和工资扭曲的共同作用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fdi×distl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劳动力工资扭曲的加剧会弱化外资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抑制作用。由方程(13)可以得到,lsfdi=φ1+τdistlφ1<0,τ>0,这表明,随着工资扭曲的加剧,外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会得到缓解,原因可能是劳动的边际产出的增速大于工资的增速,外资的进入对工资的影响要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最终导致随着边际产出的不断增加,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也随之增加,根据租金分享理论④,以及外资进入的工资溢出效应,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及份额也会得到提高。

其他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资本密集度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替代关系,随着资本使用数量的增加,资本不断深化,劳动的使用数量就会减少,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25]。融资能力的系数显著为正,融资能力较强,企业容易获得资金来投资生产,增加劳动力的使用数量,支付劳动力的报酬。人力资本的系数显著为正,人力资本的增加会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虽然我国的劳动力数量较多,但是人力资本还是比较短缺,特别是拥有高人力资本者,往往代表着较高的劳动技能,其具有较高的工资谈判能力,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产生正向作用[26]。贸易开放度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主要是由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外贸易强化了资本的谈判力量,劳动的谈判势力被削弱,从而使得劳动报酬份额下降。财政支出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一致,财政支出对于改善一国尤其是贫穷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具有正向作用[27]。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得到稳健的结果,要检验外资和劳动力的工资扭曲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剔除异常点和更换工资扭曲的度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剔除异常样本点。我国经济发展区域差异较大,劳动力的工资扭曲程度也不同,同样考虑劳动收入份额可能会受到异常高低值的影响,把样本区间内工资扭曲程度低于均值3%或者大于97%的分位数剔除,对剩下的样本重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的(1)列所示。

2.劳动力工资扭曲的再度量。通过生产函数所计算的工资扭曲指数可能会由于所选择的函数具有不同形式而使得所得到的结果不稳健,因此我们选用C-D生产函数对工资扭曲指数重新进行计算,并将得到的结果代入模型(13)重新估计,结果如表4的(2)列所示,这两种方法都证明本文所得到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结论和建议

研究表明:(1)外资进入和工资扭曲都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但随着工资扭曲的加剧,弱化了外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2)地方政府为以低成本吸引外资,影响和控制劳动力价格,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3)随着资本密集度的提高,资本深化,替代了劳动要素;人力资本,特别是高水平人力资本缺乏,工资议价能力较弱;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分割导致劳动力流动不畅,劳动力配置效率不高等,都抑制了劳动工资份额。另外,现实地看,中国的外资有将近40%是“回流型”的(Xiao,2004),看中的是中国低价的劳动力和政府给予的各种政策优待,这种外资的进入使得工资提升的空间非常有限[28]。

应该说外资的进入对我国经济发展,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质量上的作用是极大的,促进劳动份额的提高有利于经济质量的提升和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除此,有关政策制度也须相应改进。首先,要抑制地方政府在引资上的恶性竞争,让外资流入在弥补资本不足的同时,削弱资本的谈判地位,同时有效的与劳动要素结合改善劳动收入分配现状;其次,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推进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的建立,加强工会的力量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此外,继续加大财政支出,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保持良好的融资环境都是政府可以改善劳动收入份额的可选手段。

注释:

① 经作者计算,绝大多数省份都存在工资的向下扭曲,因此,本文所提及的工资扭曲均为工资的向下扭曲。

③ 这里不再详细展示工资扭曲的计算结果,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向作者索取。

④ 如果企业的盈利能力增加,那么工资水平也会通过利润分享而得到提升(McDonald和Solow,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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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brings FDI and labor′s wage distortion into a unified framework, andanalyzes systematically their impact on labor income share.Using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method of surpassing logarithmic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wage distortion index of Chinese mainland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s calculated, and China′s Provincial Dynamic Panel Data of 2003-2017 years are used to test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n labor income share.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entry of foreign capital and wage distortion reduce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but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wage distortio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foreign capital on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is alleviated; in addi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vestment policies, the decline in the use of labor factors, the relatively large deepening of capital, the lack of high-level human capital, the poor flow of labor, and the low allocation efficiency all inhibit the increase of labor wage share.Ther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necessary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in the policies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actor market, and increasing financial support.

Key words:FDI; wage distortion;labor income share

(责任编辑: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