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仁

1947年6月，芬兰赫尔辛基获得第15届奥运会主办权，举国上下开始了精心的筹备。

1951年2月15日，芬兰首任驻华公使瓦尔万尼到北京上任，并拜会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行前，瓦尔万尼曾接到国内指示：“到京后尽快探询新中国出席芬兰奥运会的可能性。”

外交部将芬方的意思转告给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总”）。然而，中国有自己的难处。新中国成立伊始，又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参加奥运会的事很难被提上日程。1952年1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告知中方：“苏联将组团参加芬兰奥运会，建议中国也派选手参加。”苏联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体总”开始积极准备参加奥运会事宜。

不料，3月初，“体总”却接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复电，称“体总”只能作为新会员入会，而不能取代原有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因为“中国奥委会”早已经“存在”了。

团中央、外交部、体总的几位负责人反复商量，认为不能重新入会，必须坚持“体总”是旧体协改组而来，理应取得原体协在国际奥委会及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中的地位。

6月4日，在没有奥委会回复的情况下，“体总”主任冯文彬和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联名，电告赫尔辛基奥运会组委会：中国决定派出游泳、篮球、足球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

然而，6月17日，“体总”收到了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德斯特隆本人的电报：“任何中国运动员不得参加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你们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尚未获得承认，去赫尔辛基是徒劳的。”

这项公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董守义亲笔签名发电报，电告国际奥委会：“依据奥林匹克宪章，你们是无权阻止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在众多国际朋友的支持和声援下，7月18日晚，北京终于收到了一封發自赫尔辛基的邀请电报，但国际奥委会同时也邀请台湾方面的运动员出席。去，还是不去？此事关系重大，“体总”立即写报告提交给周总理。7月19日，总理的指示终于传达下来，批示：要去！

7月25日凌晨，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体育代表团，从首都西郊机场乘飞机赶赴赛场。

当时的交通没有现在便捷，29日上午11点，在本届奥运会已进行了10天之后，中国代表团终于到达目的地。所有人心里只惦记着一件事：升旗。足球选手张邦伦和陈成达分别担任旗手和护旗手。国旗徐徐升起，伴着国歌乐曲声，代表新中国和五亿中国人民的五星红旗，终于在奥运村上空冉冉升起。

不过，这时比赛已近尾声，足球、篮球都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能够赶上将于30日进行的100米仰泳预赛。

由于旅途劳累，加之当时芬兰正值北极白夜时节，吴传玉没有休息好，虽竭尽全力，游出了1分12秒3的成绩，但仅名列小组第五，未能进入决赛（每组取前三名）。然而，这却是新中国的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

这次奥运会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次奥运会。一路上，代表团受到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回国后，“体总”副主席荣高棠代表全团向中央提出加强政府对体育工作的领导，促进高水平竞技体育发展的建议，新中国的体育事业由此开始了国家规划。

（摘自《档案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