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武

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是跟着母亲去辛庄村收割过的麦地里拣拾麦穗。

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吃饭是人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煎熬，而我们家因为母亲体弱多病，就显得更加艰难，全家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父亲自小父母双亡，姐弟三人相依为命熬到成家，因此家里也没有什么家产。以至于父亲在我们小时候过年时，总教育我们“好过的年，难过的春，冬天没事少吃点，半饥不饱的就行。”

为了添补全家的口粮，母亲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带着我和哥哥到田野里挖点苦菜子、婆婆丁之类的野菜。记得一年麦收后的一天，母亲与三大娘领着哥哥和我到田野里挖野菜，三大娘的丈夫以前是村支书，为人清廉刚刚过世，撇下5个张嘴吃饭的孩子，日子过的也很艰难。挖着挖着，我们到了邻村辛庄村的麦地头。那是几块相连的麦地，整片的麦子早已收割完，只有零星散落在地里的麦穗，因为下过几场雨，有的麦穗在地里已经开始发芽。我和哥哥像饥饿的人见到散发着香味的饭菜，立刻拣起来。母亲和三大娘也在地里轉着圈拾了起来。为了区分我和哥哥谁拾的多谁拾的少，母亲把哥哥拾的7棵麦穗结为一扎，我拾的5棵麦穗结为一扎。正当我们乐颠颠地拾着时，哥哥突然喊道“娘，快跑，小野队长来了。”哥哥口中的“小野队长”是辛庄村一个生产小队的队长，因为人长的像那个年代电影中日本军官小野而得名，满脸的络腮胡子，给人一种威慑力。“小野队长”把三大娘的菜篮子倒了个底朝天，嘴里吼着“干部的家属也来偷。”随后又直直地向我们奔来。母亲和我们刚走出几步，小野队长已经握住了我们的提篮把。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那是一个用苹果条编的红色圆圆的提篮。是姥爷翻过8里多山路给我家送柴时捎来的，我和哥哥拼命的拽住不放，在被拽出几步后，提篮把的一端被拽开了，“小野队长”握篮子的身子一个趔趄。这惹怒了他，他把我们拾的几扎麦穗往地上一扣，把篮子扔出了老远，嘴里还喊着“再不老实，叫人来把你们带去队里关一宿。”母亲和三大娘赶紧拣起篮子，领着我们沿着地堰离开，身后留下了那几扎麦穗孤零零的躺在空旷的地上。

路上，三大娘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母亲说了三个字“羞煞了。”母亲抬了抬忧郁的脸，没说什么，只是长长的叹息了一声。晚饭时，母亲把姥爷捎来的两个给父亲搞生产会战时吃的烧饼，拿出其中一个用刀砍开，给了我和哥哥每人一半。

多年后的2010年，母亲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进食也变的困难起来，不吃哥哥妹妹给她带来的补品，说“要是吃个烧饼就好了。”母亲口中的烧饼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莒县一带逢年过节或儿女婚嫁时作为回礼的小礼品，也是姥爷在我们小时候送给我们的无上美味。为便于存放，往往做得非常坚硬。因为质地太硬，早已被现在的面包饼干之类取代。哥哥和妹妹说，现在到哪里去找烧饼，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他们骑车来到招贤附近，最后在一户人家的小作坊里买了几个。当母亲把烧饼送进嘴里时，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太硬了，咬不动。”随后她的眼神透过窗户，望向屋外。

不久后，母亲这个18岁成为村里妇女干部，20岁左右入党，为村民服务了大半生的瘦弱老人走完了她的一生。那声长长的叹息，也许又让她想起了那红红的提篮，那空空旷野里孤零零横躺在地上的几扎麦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