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浩楠

摘 要：陕西秦汉新城出土了唐代天宝时期的《罗婉顺墓志》，据墓志中的信息可推断其书写者为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此墓志一方面对唐代历史研究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在中国书法史上意义非凡，不论其是否为颜真卿早期书法真迹，对于研究中国书法艺术都有着极高的价值。文章紧扣时事热点，整理了近期在论坛交流的学界学者对于此墓志的出土、风格源流分析以及真伪推断的种种观点，并结合颜真卿早期作品、中期作品以及晚期作品的对比探讨此碑真伪。文章运用巫鸿“实物的回归”理论对作品风格进行分析，从而还原颜真卿书法在不同时期的真实面貌，使研究结果更为真实可信。

关键词：《罗婉顺墓志》;颜真卿;书法分期;“实物的回归”

一、《罗婉顺墓志》的出土情况

2020年夏，在陕西省秦汉新城政府储备用地内出土了一块由颜真卿手书的墓志。此墓志属于唐代元氏家族，经考证发现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经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颜真卿早期书迹真品。在这次发掘过程中，考古队清理出了大量隋唐时期的贵族墓葬，其中可以确定为元氏家族墓葬的共有三座，分别是贵族元大谦与其妻罗婉顺合葬墓、元大谦之子元不器墓和元大谦之侄元自觉墓。

据考证，元大谦与其妻罗婉顺合葬墓的墓志铭为颜真卿书写，被命名为《罗婉顺墓志》。据史料记载，罗婉顺卒于天宝五年（746年）四月，于天宝六年（747年）三月与丈夫合葬。颜真卿于公元747年升任长安县尉，故与铭文中颜氏自称长安县尉相符合。

那么元大谦是谁呢？据铭文内容可知，元大谦是北魏昭成帝的后代，常山王第七代孙，元不器为元大谦第三子，元自觉为元大谦之侄，其父为元大简，而元大简的女儿为唐帝李宪之妃，元大谦夫妇与元自觉墓志的撰写者是李宪之子李琎，由他自称外侄孙、外甥便可知李琎的母亲就是元大简之女。通过对李宪妻族家庭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找到颜真卿为元大谦夫妇撰写墓志铭的合理之处。与唐代皇室密切的姻亲关系使元氏家族的墓葬享受了极高的品级待遇，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墓葬群的规格等级如此之高、陪葬品的品种价值如此之大。至于为何撰写人李琎会找到当时官名不显，还未形成强烈个人风格的颜真卿书丹墓志铭这一问题，可推测是因为李琎交游甚广，热爱书画文艺，其或与颜真卿志趣相投，故邀请他为元大谦夫妇书丹墓志。

二、当前学界对《罗婉顺墓志》真伪考证的观点

《罗婉顺墓志》的出土在学界引起巨大轰动，探讨其真伪对于丰富中国书法史以及完善颜真卿书法的发展脉络具有重大的意义。在2020年12月2日，腾讯会议举办的“云上访碑——辩论颜真卿书丹真伪”活动中，多位学者发表了观点。其中高等书法教育分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邓宝剑认为此墓志铭为真迹，他的观点是对不同碑刻的分析，认为我们应注意到石料质地、文字大小不同等差异，不能武断否认其真实性，并且认为此墓志的出土丰富了学界对于颜真卿书法发展轨迹的认知。邓教授观点与笔者的撰文立场不谋而合，在下文的分析中会将颜真卿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还原研究，努力排除石质、刻手技艺等方面的影响，对作品进行对比分析。12月4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在线上直播活动“谈谈《龙门县令元府君夫人罗氏墓志铭》的纪时方式以及我对墓志书人的疑虑”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罗婉顺墓志》不是颜真卿本人书丹。辛德勇教授认为同一位书家其书法风格应具有较为稳定的连续性，而此次出土的《罗婉顺墓志》与书者六年前书写的《王琳墓志》以及四年后书写的《郭虚己墓志》有差异，与书者中晚年书写的已形成成熟书风的作品例如《大字麻姑仙坛记》的差异更为明显，不符合风格连续性的特点。辛德勇教授还认为他所见的同一书家作品未曾出现过如此明显的风格突变，故质疑此墓志铭的真实性。对于辛德勇教授的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认同。首先我们是否可以因为一件书法作品风格与此书家其他作品风格之间存在小差异而否定其真实性呢？何况在没有看到完善拓本的情况下，主观上认为其风格不统一未免过于武断。接下来笔者将使用“实物的回归”的方法，将《罗婉顺墓志》分别与颜真卿中期及晚期代表作品进行对比分析。

三、《罗婉顺墓志》作为颜真卿早期书法作品与其中期、晚期代表作品的对比分析

通过研究颜真卿的书法可知其作品因风格不同大致被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约为颜真卿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其间书写的作品有《王琳墓志》（741年）、《罗婉顺墓志》（747年）、《郭虚己墓志》（751年）、《多宝塔碑》（752年）、《东方朔画赞》（753年）。这是颜真卿的青中年时期，其作品也体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中期约为五十岁至七十岁之间，代表作品分别有《祭侄文稿》（758年）、《祭伯父稿》（758年）、《争座位帖》（764年）、《大字麻姑仙坛记》（771年）、《大唐中兴颂》（772年）。其间颜真卿融汇诸家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晚期约为七十岁之后，此时颜真卿“人书俱老”，即人和书法都进入了一种至高境界，代表作有《颜勤礼碑》（779年）、《颜家庙碑》（782年）、《自书告身帖》（780年）、《朱巨川告身》（782年）。

此次出土的《罗婉顺墓志》为颜真卿早期书法代表作品，为研究颜真卿书法从早期至中期又到晚期的风格演变路线，下文将其分别与颜真卿中期、晚期代表作进行了对比。

此次研究中，笔者借用了巫鸿《美术史十议》中提出的“实物的回归”方法。这种观点告诉我们有些艺术品在表面上并没有被改换面貌，但是它们被置换了环境、组合和观看方式，这使它们成为再造的历史实体。例如历史上的这些书法作品，它们本身是墓志或者摩崖作品，功能是记录墓主人的事迹或为帝王歌功颂德。而如今我们在学习书法史時使用的各种拓片和印刷品，都是已经被动过手术、植入其他艺术形式的幸存者，我们再去分析其书法风格特点未免太过牵强。笔者认为研究颜真卿作品风格的联系性需要将作品回归到书家书写时的状态，只有无限接近笔墨效果，其书法分析才有意义。

笔者选取《大唐中兴颂》作为颜真卿中期代表作品。此作品书于大历六年（771年）六月。观其特点可知其为大字作品，气势磅礴，结构方正平稳，用笔起收明显，顿挫华贵，雄浑大气。此时期颜真卿的装饰性笔画已经初现端倪。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大唐中兴颂》是浯溪的摩崖作品。浯溪地区是石灰岩地带，石层紧密、平坦如削、质理紧细，为书法作品的凿刻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正因为是摩崖作品，刻于山壁之上，经过了长年风吹日晒的自然侵蚀，形成了雄厚圆浑的起笔、收笔。据此可推测《大唐中兴颂》中金石气的凸显和笔画的斑驳震颤效果的形成或是因为其是摩崖作品。

为了更好地探索《大唐中兴颂》的原始风貌，此处借用巫鸿《美术史十议》中提出的“实物的回归”方法。笔者试图将由自然风蚀所造成的斑驳效果全部去掉，回归石刻勘刻前的书丹效果，回到艺术品在原境下的状态。将经过“实物的回归”处理之后的“原始字形”与《罗婉顺墓志》的字型结构进行对比分析，诸如将“书”字、“子”字等进行对比。观其结构，在《罗婉顺墓志》（图1）中的字内厌性结构较为明显，转折处方利清劲，横画之间长短变化较为明显，显露出灵劲清动之态势。而在《大唐中兴颂》中，字型渐显外扩趋势，转折处富有张力，“书”字（图2）下面“曰”的框型结构呈现出外环内抱的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对结构的处理，《罗婉顺墓志》中“书”字两横长短的安排和“子”字中长横的高度放置明顯都不及《大唐中兴颂》中的精巧，可推测这是因为颜真卿早期对结构的处理尚未达到像中晚期那样炉火纯青的地步。观其用笔，《罗婉顺墓志》中的线条平直而清丽，线条起伏不明显。而中期作品《大唐中兴颂》中的线条起收顿挫更为明显，程式化的收笔动作增加了整体的厚重感，弧线条的使用使字体更加丰腴。

又将《罗婉顺墓志》与颜真卿的晚期代表作《颜勤礼碑》进行对比。《颜勤礼碑》由颜真卿撰文并且刊立，元明时被埋入土中，直到民国年间才出土，石碑虽已中断，但上下都完好，由于入土较早，斑驳破损较少，且未经后人修刻剔剜，所以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出颜书的本来面貌。现将两碑中的“颜”“帝”等字进行对比分析。在《罗婉顺墓志》中，“颜”字线条匀称，点画平洁舒朗，而在《颜勤礼碑》中出现了横细竖粗的特点，圆劲而刚毅，朴中有华、拙中寓巧，点的形态饱满而圆润，富有张力，偏旁“页”的框型结构既有环抱之势，又呈现出左直右抱之态。又如“帝”字，在《罗婉顺墓志》中结构端庄紧密，严守法度，而在《颜勤礼碑》中，华饰线条极为突出，粗细对比之强烈、横画舒放之宽博令人叹为观止，气势磅礴中散发出雍容华滋的韵味。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综观《罗婉顺墓志》可发现颜真卿早期的书法风格为清新劲瘦，这与其晚期雍容华贵的书风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此鲜明的差异使人联想到颜真卿早期的取法方向或与褚遂良有关。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中清新隽逸之势正与此碑遥相呼应。褚遂良作为初唐时期的著名楷书大家，在当时以瘦劲严谨的书法风格著称，或会对颜真卿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罗婉顺墓志》中用笔提按分明，结构严密中正，横画宽洁平整，略呈弧势，注重突出横势，还有点的灵动处理以及框型结构的环抱处理，这些都可以看出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的影响。颜真卿书法取法较多，他自幼秉承家学，后上溯魏晋二王一路，也有他学习褚遂良这种看法。

综上可见，颜真卿的书风随其年龄的增长呈现出一种风格的线性递进，由其早年的圆劲清雄、勃勃生机渐入中年的质朴厚重、苍劲端稳，最后步入晚年完备雍容之势。据上述分析可知，其结构虽在不断完备之中，但并无显著的变化，而他在书法上真正的变化主要集中在笔法上，可见其对笔法的重视与磨练。

《罗婉顺墓志》反映出的历史内涵丰富而多样，不仅具有独特的文物价值，丰富了唐代研究的历史资料，而且对探索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值得学界同仁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巫鸿.美术史十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沈尹默.沈尹默论书法[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