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杰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为指导，中国的扶贫之路已走过70年的风雨历程。扶贫宗旨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以老百姓填饱肚子为目标，到今天的不仅让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还要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以及住房安全等方面有保障。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为2019年底的2%。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反贫困奇迹。中国的扶贫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完善和发展之路。2020年，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几十年扶贫事业的巨大成就，也是下一阶段扶贫之路的起点。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巩固胜利果实、建立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与检验机制，下个征程，中国扶贫之路再出发。

关键词：中国扶贫;内生逻辑;历史进程;未来展望

一、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基本内涵

去贫困化不是一个新鲜的命题，对这一困境解决方法的探讨已持续数百年。在马克思之前，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蒲鲁东、马尔萨斯等一大批经济学家、哲学家都针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各抒己见。从学理的层面来讲，这一过程是有益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世界贫困治理理论的整体性发展，但是，受到阶级立场的制约，诸多理论的论述与实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与弊端。

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是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世界中产业工人深受压迫的事实，在对资产阶级反贫困理论与小资产阶级反贫困理论的深刻批判基础上所提出的科学理论。马克思认为，雇佣工人在生产劳动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的操作，面临着恶劣的工作环境，得到的却只有微薄的收入、身体健康的极大损害和精神层面的极度压抑，应将产业工人的贫困化归结为资本的原始积累与资本家的无情剥削。他提出，社会发展的成果应当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为这些人共同分享。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致力于推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和压迫，进而实现身体与精神层面的双重解放。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伴随他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进一步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构想的逐渐完善而日益成熟。在这一思想的丰富内涵中，无产阶级的贫困根源、贫困状态的表现

形式以及消除贫困的具体路径得以全面展现。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反贫困理论的深刻批判，从而彻底丢掉蒲鲁东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幻想，在自己的科学理论视阈中为无产者真正摆脱贫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将无产阶级的困境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层面的衍生物，提出“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1]并认为，这一制度只要存在一日，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困境也就难以消除，再到《共产党宣言》对通过改良消除资本主义弊病的方式进行驳斥，认为使无产阶级从贫困深渊中得以解脱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并就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民如何消除贫困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出自己的合理构想，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在《资本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这里，马克思以科学的历史观视角解析无产阶级贫困的现代性起源，并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的异化现象进行阐述，从而提出，随着资本积累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工人阶级将彻底陷入贫困的泥淖。可以说，理论每向前发展一步都代表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认识深化一步，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日益成熟。

二、中国扶贫之路的演化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反贫困的思想不仅确立了我国看待分析贫困问题的唯物主义立场，也指出了消除贫困的根本路径和方向。”[2]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仅仅是在理论层面对无产阶级如何摆脱压迫和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进行探讨，那么，中国则是在现实层面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与两位革命导师所处的时代环境相比，无论是中国的国情，还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工人的生存环境，都已大不相同。那么，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何以能在中国发挥如此大的功效，带着这一疑问，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反贫困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既为彰显我国反贫困的巨大成效，也为“查缺补漏”，为下一阶段的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毛泽东反贫困思想是我国反貧困理论的初代成果，更是我国去贫困化事业的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广大农村，占农民总数不到十分之一的地主、富农占据了农村十分之九的土地，广大贫农生活极度困难。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大农村地区积极进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愿景得以成功实现。由于多年的战争导致全国有将近五千万的灾民存在，这些穷苦百姓如何安置，他们的吃饭问题如何解决，这也成为建国初期去除贫困化的首要问题。在农村，主要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主，土地划归农民个体所有。在城市，主要以工商业与手工制造业的改造为主，以工业的现代化发展带动广大工人阶级的就业和提高工人阶级的收入，同时，也以工业化的发展带动农业的发展。可以说，毛泽东同志的反贫困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年改造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等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不仅初步指明了我国人民致贫的原因，也为我国扶贫事业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更为下一阶段反贫困策略的继续施行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与科学的理论指导。与毛泽东反贫困理论相比，邓小平反贫困思想立足于时代发展要求，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坚持经济扶贫与文化、教育扶贫共同发展。中国的扶贫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富起来、强起来。从“吃饭是第一大事”到“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3-4]尽管前一阶段的扶贫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贫困群众的吃饭问题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是这一时期，我们党仍然将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吃饭问题放在扶贫工作首位，力争让剩余的一小部分存在吃饭问题的困难群众解决吃饭问题。此外，这一时期仍然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途径。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5]与第一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扶贫工作吸取上一时期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不够全面、尚未形成系统化等不足，进而将贫困问题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高度。江泽民同志对贫困问题的重视进一步提升，提出贫困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也是我国人民的根本人权。胡锦涛同志在反贫困的策略中注入了更多的人性化因素，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并提出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的总目标。

与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处的时代环境相比，往后的领导集体所面临的时代环境已经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第一代領导集体在国内要巩固新生的政权，在国外又要面临复杂的国际局势与外部威胁，在扶贫政策的制定上倾向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寄希望于以工业的发展带动农业的发展。而时代环境下，尽管也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但总体来讲，形势较为和缓，也有精力一心一意谋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中国面临着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国内与国际环境。几十年的扶贫工作为我国去除了大部分的贫困人口，也使得我国的扶贫形势进入最后的攻坚时期。值此时机，习近平同志立足于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科学内涵与我国反贫困历程的历史经验，针对当下我国反贫困的新形势，提出精准扶贫的思想，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坚守捍卫。首先，习近平反贫困思想深化和发展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中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的人民主体性思想，进一步提出，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促进实现共同富裕;其次，习近平反贫困思想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中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的思想，进一步提出，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只有激发贫困地区的生产活力才能走上脱贫致富之路。最后，习近平反贫困思想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中即要着眼于发展生产力，同时也要着眼于发展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思想，在反贫困工作的具体实施中强调要注重调整上层建筑，强化反贫困的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六年多的扶贫工作以来，中国的去贫困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中国有六千多万困难群众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2%以下。这意味着余下的贫困人口将成为下一步扶贫政策的主要实施对象。自此，我国的去贫困化工作由之前的“粗放式”扶贫进入“精细式”扶贫模式。可以说，截止到这一时期，我国已经形成一套科学完备的扶贫体系。

三、新时期扶贫事业的展望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贫困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学术界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如果说我国前一阶段扶贫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贫困地区大多数人的贫困问题，那么，下一阶段扶贫的主要任务则应当变成帮扶最后一小部分的贫困人口、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巩固好之前的胜利成果。所谓相对贫困，即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之后，如何缩小贫困差距的问题。要将扶贫工作看作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一项长期工作，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为使这一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突出成绩，制度保障是关键。要设置科学的扶贫救助流程、建立反贫困责任机制和考核机制。

首先，精准脱贫的第一步是要精准识别，即对贫困地区的所有主体成分进行识别，由县、乡、村直至家庭、个人。在对个人进行一对一帮扶之前首先要找到该地区的致贫因素，包括环境构成、人员结构分布、工业发展、教育发展等。对不同区域、不同风俗的村落应采取不同的扶助措施。如一些村落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则应当首先帮助其修路搭桥;一些村落耕地被占用，面临无地可种的局面，则要帮助其所属地区的耕地得以退还。要精准识别到个人，即一个贫困家庭成员中的主要劳动力是否具有养家糊口的工作，孩子是否有学可上，老人是否患有疾病，这个家庭的贫困程度达到怎样的程度等，这些都是要精准识别的内容。我们国家几十年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贫困的整体局面已大为改观，余下的贫困人口只占很小的比例。对这最后一小部分的攻克算得上万里长征的最后一步，应当做到谨慎、细致、不留死角。要对余下的贫困地区甚至是已经脱贫的地区进行全面排查，对排查出的贫困人口进行建档登记，对贫困家庭中的人员构成进行划分。要针对不同的家庭情况进行有区别的救助。如家中有老弱病人者，医疗卫生部门应当首先介入，垫付医疗费，尔后再由当地民政部门介入，进行低保资质的认证工作;如家中有困难学生的，属于义务阶段的，当地教育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安排，超出义务阶段之外的情况，如大学学费的缴纳存在困难情况者，当地教育部门应当积极与该生所在大学进行联系，力争使困难学生学有所上。新中国成立之初，因生产力的匮乏，贫困人口填不饱肚子的现象时有发生。经过我们国家几十年如一日的扶贫救助工作，填饱肚子已不再是我们扶贫的主要目的。在吃的问题上，已经转变为由吃得饱转化为吃得好。在孩子的上学问题上，由过去的让每位孩子有学上转变为让贫困家庭的孩子享受与城市学生一样的优质教育。在医疗问题上，据不完全统计，因病致贫的人口规模占总致贫人口的四成左右。因此，医疗帮扶要由过去的百姓先看病、国家再报销，到现在的直接按比例减免。在就业问题上，由过去的鼓励外出务工，到现在的在家门口解决就业甚至鼓励自主创业并提供资金扶持等政策。总之，一句话，要让余下的贫困人口享受比过去更优厚、更精准、更人性化的救助政策，让这些贫困家庭的收入、教育、医疗等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其次，在对救助对象进行有效的帮扶之后要进行有效的监管。这一措施既包括对脱贫过程的精准监测，也包括对脱贫成果的精准检测。“真金不怕火炼”，对扶贫过程与成果的检验，既是对这一阶段扶贫政策的重新审视，更是为了查漏补缺，为下一阶段扶贫工作提供良好的经验借鉴。近年来，扶贫工作取得卓越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第一条就是生态环境问题。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就环境问题做出重要批示，多次前往祁连山、黄河流域等地进行视察、指导。可见，环境发展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些地方的扶贫工作中却出现一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典型事例。如一些靠山临水的贫困地区，拥有大力开发的旅游事业的大好资源。如果利用得当，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摘掉贫困的帽子。然而，基于快速追求经济效益的考虑以及没有项目开发经验，私自将一些旅游景区交由私人承包，这些商人只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生态红线，本应该得到科学开发的景区，却被乱挖、乱建甚至私自变更土地性质，兴建别墅对外出售。还有一些贫困地区，在招商引资中，存在不加识别的乱象，对一些应当明令禁止的污染企业本应拒之门外，反而予以支持。这不仅是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且是当前扶贫工作中的一种“扯后腿”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应当加以警醒，并实施科学的特色脱贫政策。如针对地区特色，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吸引当地人口的积极参与，设置生态红线、耕地红线等。其次，扶贫事业中出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扶贫资金的使用问题。一直以来，我国对扶贫事业的扶持力度逐年增加，中央财政坚持专款专用，但是一些贫困地区在资金的拨付与使用时存在一些违规操作，甚至举债做一些“面子工程”，导致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因此，对于扶贫资金的监管应当慎之又慎，确保每一分钱都能真正用到需要帮扶的困难群众身上。

最后，结合当地实际，优化有效的救助途径。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去贫困化的路径一直处于不断完善当中。在由消除绝对贫困向消除相对贫困的过程中，这一路径仍需不断优化。唯有如此，才能高质量地打赢这场扶贫攻坚战。好的政策需要恰当的执行人正确实施。一直以来，因扶贫工作任务量大，存在人手不足、专业人才缺乏等情形，多数地区的扶贫工作实行“包干制”，往往由一些大的行政机构分管整个贫困地区，再由这些行政机构的下属单位进行分包制，这样做难免有一些“势单力薄”。更有一些地区采取“摊派”形式，使得一些工作人员在进行扶贫工作时出现态度不积极、应付了事的情形。这样的工作方式从侧面反映出扶贫过程缺乏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的指导。因此，为脱贫达到更好的效果，应动员更多的力量加入，努力构建集政府、社会、个人三位于一体的大扶贫体系。在政府单位层面，应减少不同部门之间的局限性，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社会层面，应鼓励广大企业参与其中，鼓励企业到贫困地区搞开发、搞投资，提高贫困地区务工人员的就业机率;个人层面，应鼓励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如鼓励一些退休教师或刚毕业的师范类大学生进入贫困地区支教，鼓励更多毕业生报考贫困地区的公务员或选调生。，总之，为贫困地区争取输送更多的优质型、紧缺型人才，高质量地打赢脱贫攻坚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

[2]黄承伟.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思想[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8（5）：12-18.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3.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97.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