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

任弼时

1931年4月，任弼时与王稼祥、顾作霖等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任弼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在党的组织工作上，任弼时不仅抓党的领导机关建设，而且非常重视基层党支部建设。他常说：“党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党的一切决议，必须经过支部的执行，因此，必须健全党的支部。”他批评了那些不重视党支部作用的党组织负责人，提出一定要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严厉纠正那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的机会主义的工作作风，必须创造新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方法与作风，切实做到面向支部，面向群众。

关心爱护群众

1934年10月10日，中國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向贵州石矸前进途中，被白崇禧的部队截为三段，伤亡严重，情况紧急。

正患疟疾的任弼时听说红军作战失利，心急如焚。他不顾警卫连连长余秋里的劝阻，坚持拄着竹竿，摸黑往指挥部赶去。任弼时刚走出不远，迎面抬来了一副担架。一问情况，才知受伤的是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的吴营长。任弼时迅速擦燃火柴察看，只见伤员脸色苍白，嘴唇干裂，满身都是泥和血。他立即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轻轻地盖在担架上，一再安慰吴营长安心养伤，同时嘱咐抬担架的战士抬稳一点，保证营长的安全。

1940年，任弼时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后勤保障，事无巨细，他都得管，十分辛苦。由于任弼时能够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关心爱护干部，情系民众疾苦，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所以，很多同志遇到问题都愿意来找他解决。

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派遣东北干部团日夜兼程挺进东北。干部团成员、时任延安市青年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部长兼青年俱乐部主任的褚志远是东北人。接令几天后，褚志远去枣园向任弼时辞别。任弼时询问了他的近况，关切地说：“去东北的路程很远，相隔这些年，那里的情况你已经不甚了解，把孩子交给党中央和我，别带了。等到那里打开局面，站稳脚跟，中央再负责把孩子给你们送去。”褚志远的儿子当时还不满两岁，带去东北确实有困难，任弼时细致入微的关心使褚志远十分感动。临走时，任弼时还语重心长地叮咛：“你是东北干部，又是青年人，10年没回家，到家乡后，要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要戒骄戒躁，万不可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想法。我党在那里的威望很高，要为党多做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非常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体恤民情的作风也一如既往。一天傍晚，卫士陪任弼时到附近田野里散步，这时，稻子快成熟了，穗子沉甸甸地弯了下来。薄暮中，只见一位老农拿着竹竿伫立在水塘边。任弼时上前询问老人家多大岁数？收成好不好？粮食够不够吃？老农一一作答。他又问老人：“吃晚饭没有？”老人说：“没有，这两天得看庄稼，要不然就被休养所的鸭子给糟蹋了！”任弼时向卫士了解到，原来是伙房放养的鸭子侵害了群众的庄稼。他当即向老农表示了歉意，并吩咐卫士通知管理员，不得再把鸭子放养在水塘里。第二天一早，他又到塘边检查是否还有放养的鸭子，结果未见到一只鸭子，这才放下心来。

工作人员进城办事，经任弼时同意，可以用配给任弼时的那辆旧吉普车，但他总是一再叮嘱，最好把进城要办的事集中起来一起办，以减少用车次数，节省汽油。有一天半夜，任弼时秘书的爱人临产，当时任弼时刚吃了安眠药入睡了，工作人员不好打扰他，就用三轮车把产妇送到医院。第二天，他知道这件事很生气，批评工作人员做事太机械，该用车却不用，使工作人员深受教育。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任弼时恪守的人生训条是“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这“三怕”其实贯穿着一条红线——心里只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为革命、为人民公而忘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在中央苏区，任弼时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一起过艰苦的生活;在长征途中，任弼时拖着因重病而虚弱的身躯扶杖前进，有担架也不用;在转战陕北中，任弼时多次摔倒在地上又爬起来，却不让人搀扶，一直走到目的地。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还用着20世纪30年代的一条毯子，还穿着他的爱人陈琮英为他改织的穿了十多年破得不能再穿的毛衣。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便穿着参加入城阅兵式。请示任弼时，他不同意，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进城后，他制止了工作人员想将他的旧被子、旧衣服换掉的做法，并诚恳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进城了，应该阔气一些了，这样想就不对了，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什么东西也不准给我领，那些被褥和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用嘛。”他特别注意节约用电，时常告诉孩子们和工作人员人走灯灭，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以提醒大家。

1949年，斯大林送来几辆新的小轿车，任弼时拒绝了行政部门分给他的新车，认为那辆旧的还可以用。刚进北京城时，后勤部门为任弼时的住房修窗户花了一点钱，他知道后很不安。他认为，在国家大业初创、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分钱也不应多花。他的住房临大街，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两三米远，很不安静。有关部门为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准备让他搬到另一个住处，他说：“那里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直到逝世前，任弼时一直住着原来的房子。

任弼时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和亲属谋取半点私利，也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他经常询问夫人陈琮英，菜金有没有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取。孩子们的衣服破了，他让陈琮英把大人的破旧衣服改一下给他们穿。孩子们回家，就让他们到大灶去吃饭，处处注意不让他们有特殊感。他对孩子们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