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 王涛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阐述历史的重要性，阐述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对把握今天、开创明天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79年前的珍贵手稿

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所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理论的著作。报告对党史研究的对象、内容、目的，以及党的历史分期都做了系统阐述。

在省档案馆保存的名人档案之郭述申全宗中，收录有1942年在中央学习组上郭述申原始记录的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报告草稿。

郭述申（1904-1994），1904年12月生，湖北省孝感县城关镇人。1922年5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书记，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常委兼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等职。1940年7月，时任新四军五支队政委的郭述申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9月出发赴延安。由于一路上危机波折不断，他于1942年3月才到达延安。在延安，他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因此有机会现场聆听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

1994年7月14日，郭述申在北京病逝。逝世前，他立下遗嘱，希望后代能将其收藏多年的历史文献资料捐赠给湖北省档案馆。70多年过去，重温这篇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仍然闪耀着科学的光芒，为学习研究党史指引方向。

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

毛泽东在报告的开篇就提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里的事情即是当前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由此必须统一全党思想，团结一致把这件事情办好。毛泽东认为“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研究过去党的成功和失败，是为了今后能够在革命阶梯上少走弯路。“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

1941年，中國共产党在经历了20年的艰苦斗争中，品尝了胜利，也经受了挫折，“左”的错误和“右”的机会主义不同程度上都影响了党的事业发展，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带来很大危害。遵义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纠正了一些“左”倾和“右”倾错误，却没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导致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指明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即是把党的路线政策搞清楚，强调了它具有的三个意义：一是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这就是说，研究以往的路线政策，吸取过去的教训，可以明了当前的路线政策会有哪些不足之处，因而可以在夺取革命胜利的进程中，少走一些弯路。二是加强党内教育。毛泽东说“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从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开启的，作用之一就是为了提高党内的思想理论水平，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三是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为了取得抗战的早日胜利，为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果实，亟需增强中共党史研究以推进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论述很是清晰，明晰了研习党史的方向。

研究党史，从辛亥革命开始

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研究党史，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

为什么要从辛亥革命说起？这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两项历史性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只有首先经过革命完成前一个任务，才能为实现后一个任务创造前提、开辟道路。而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提出“古今中外法”

“研究方法：名之曰古今中外法（古今是历史，中外是地理）”郭述申手稿中，特意将“古今中外法”标注了重点符号。

这是毛泽东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中共党史研究作出的重要总结。

毛泽东提出的“中”和“外”不是专指特指，而是一种比较研究方法。毛泽东运用这种思想，举出了很多的例子。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毛泽东说“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说：“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借用这个意思，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

他还提出，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古今法”，就是要从历史发展角度看问题，而他的“中外法”，就是要从矛盾对立面角度看问题。综合起来，“古今中外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

党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历史是具体的阶段性的演进。搞清楚历史分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必要前提。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党的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

毛泽东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把我们党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大革命时期;二是内战时期;三是抗日时期。毛泽东作出这三个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是“革命的任务”“联合的群众”“革命所打击的目标”和“我们的路线”。

第一个阶段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反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中，直接表现为反对国民党，国共分裂，这一时期表现为无产阶级同农民还有下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第三个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一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抗日民族战争，这一阶段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第三阶段既不是联合一切，也不是斗争一切，而是以联合为主线，以斗争为辅线，即达成在统一战线下的保持自身独立性的目的。毛泽东对研究中共党史进行分阶段研究，就能够清楚得出那一阶段革命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从而围绕革命的目标和任务，科学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批判“一切以外国为中心”的风气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必然以中国为中心。

他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

与此同时，他也批判党内存在的“一切以外国为中心”的风气。他说“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联系，而去生搬硬套外国的成果，提出一些不适应中国国情的政治口号、政治目标和政治任务，就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完成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果只会到处碰壁。

對此，毛泽东早在 1930 年 5 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1941 年 5 月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作为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从这些也能够看出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是贯通始终的，而不是某一时期的突发奇想。实质上，毛泽东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自己党内的、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经验总结为指导，而不是被共产国际所桎梏。要以自身为重点，把马、恩、列、斯的革命理论和中国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而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

这就要求我们学习党史中，应该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出发点，考虑中国的国家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