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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与目标丧失:西方文化的必要性、领导力及潜在的极权主义因素 *

2021-04-14安德拉斯朗茨吴万伟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21年10期
关键词:人类

安德拉斯•朗茨 /文 吴万伟 / 译

西方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一直萦绕着对欧洲现代性及其思想发展的批评。第一个对不断侵入的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或许是帕斯卡尔,但尼采是表达出对现代性的最激进和最全面怀疑的人。他既不是意识形态理论家也不是社会科学家,因此至今仍然体现着对现代性的反叛。不过,问题是,如果我们接受他的或其他反现代主义者或反意识形态理论家的观点,我们能做什么。美国拥有保守派丰富多样的思想池;与美国相比,欧洲保守派倾向思想家更少被经典化,并且通常以散点方式出现,如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斯宾格勒、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y Gasset)和海德格尔。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意识形态理论家,但个个都是坚守现实的最卓越哲学家。结果,我们拥有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思想宝库,这为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和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等政治哲学家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开辟了道路。他们连同其他哲学家都认识到现代西方的主要问题:为什么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现代西方生活已经丧失了意义,因而也丧失了生活目标?

一个没有意义的文化就像没有结构的空荡荡的空间。但是,虽然有虚无主义这个典故,我希望提出的观点是,共同体作为意义的源头最终将成为人类目标的源头,这对于人类这一脆弱的存在来说是有利的。这是将现实从日益受到技术驱使的发展观支配下的虚拟世界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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