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相洁，封丹珺

重大传染病不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还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应急医疗救援人员作为救治阶段的主力军，对控制疫情的进一步发展，减少患者伤亡至关重要。然而，在重大传染病疫情救援过程中，医疗救援人员不仅出现感染、皮肤损伤[1]，甚至猝死[2]等躯体健康问题，还出现焦虑、抑郁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3]。

医疗救援人员身心健康是开展救援工作的基本前提。首先，医疗救援人员出现身心健康问题时，他们的注意力、理解力与决策能力降低，导致自身工作效率下降，增加患者意外伤害的风险，严重影响救援质量。其次，医疗救援人员出现身心问题，意味着专业救治者转变为患者。这不但增加本已严重短缺的的医疗物资的消耗，还使紧缺的医疗救援人力资源进一步受损。最后，如果医疗救援人员自身的身心健康都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未来再次出现重大传染病疫情时，医疗救援人员参与应急医疗救援的积极性必然受挫，进而导致患者可能面临对无人救治的窘境。因此，如何加强对医疗救援人员健康风险的防控成为一个重大且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采用系统综述的方法，进一步梳理应急医疗救援人员健康风险的防控策略，从而为更好地保护参与应急医疗救援人员的身心健康提供参考。该研究对于加强我国的应急医疗队伍建设，完善我国的突发事件应急救援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借鉴Flannery[4]提出的危机事件压力管理理论（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Management，CISM），该理论涉及三个不同阶段：（1）通过事前训练以改善个体面对危机事件的心理行为反应；（2）通过危机发生期间对个体进行心理干预以促进恢复；（3）通过危机结束后对个体提供康复服务以促进康复。鉴于此，对应急医疗救援人员的身心健康保护，应贯穿于应急救援的前、中、后三阶段。此外，对于他们的健康防护，不仅是应急医疗救援人员自身的责任，也需要他们的家庭、医院、政府以及社会组织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有将所有资源动员起来，才能够为应急医疗救援人员构建全方位、全时域的系统防护体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 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 3个英文数据库以及中国知网、万方、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3个中文数据库，收集从建库至2020-03-31收录的关于重大传染病疫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医疗救援人员、异地救援、应急医务人员、健康防控、健康体系建设、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应急防控体系建设等多方面对于重大传染病疫情中针对医疗救援人员健康风险的防控策略的相关 文献。

中文检索词主要包括“重大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务人员”“应急医疗队”“健康问题”“健康风险”“保护措施”“防控策略”及相关同义词，英文检索词包含“pandemic”“epidemic”“sever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healthcare workers”“healthcare providers”“health problems”“physical problems”“mental problems”“prevention strategies”“control srtategies”等其他同义词，结合布尔逻辑运算符形成相应的检索式。

1.2 纳入排除标准 按照统一明确的纳排标准筛选文件，标准如下。

1.2.1 纳入标准 （1）背景是在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关于医护人员的防控措施；（2）研究目的探究医务人员健康风险的保护措施；（3）研究方法为实证研究，包括定性与定量研究；（4）研究对象是医务人员；（5）文献语言类型为中英文。

1.2.2 排除标准 （1）非疫情期间关于医务人员健康的保护措施；（2）防控策略仅包含实施防控策略的部门，但不包括该策略的具体内容；（3）文章无摘要。

1.3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利用Mendeley Desktop筛选文献，首先由两名研究生独立按照纳入排除标准筛选题目、摘要，再统一对比结果，如有异议先内部协商解决，若无法达成一致则咨询职业健康方向的专家进行最后裁定。

1.4 研究整合 研究采取主题综合的资料提取方式，在Excel中按设计好的提取表整合文献内容。对每份文献提取的内容包括：作者、文献题目、文献类型（期刊/论文）、发表年份、国家或地区、整合维度（横向/纵向）、健康风险具体内容、防控措施实施者、研究方法（定性/定量/混合、横断面研究/纵向研究）、研究对象、防控措施具体内容。

2 结 果

数据库检索后，删除重复文献后，并根据文章题目与摘要初筛后获得105篇，在浏览全文后排除63篇，原因包括：不关注医务人员，只关注患者；只有防控措施的实施者而没有措施的内容等，最后纳入42篇。此外，从参考文献、国家政策官网等其他途径获得3篇，最终纳入45篇。

2.1 应急救援前

2.1.1 个人与家庭防控策略 已有研究显示，医疗救援人员在救援过程中的防护能力并未达到有效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要求[5]。其次，应急医疗救援人员常常在到达现场之前，已经产生害怕与焦虑[6]。最后，大部分医务人员从未经历过灾难救援，对救援工作缺乏信心。因此，在今后日常工作中，医疗救援人员一方面要提高情绪调节能力，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疫情防护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其中正确穿脱个人防护设备、掌握各种传播途径的防护要点以及正确实施手卫生应该成为个人应急医疗救援能力培训的主要内容。

家庭是个人面对危机时维持自身健康的最主要保护性因素。家庭成员能为医疗救援人员提供精神依靠，和睦的家庭氛围会使其感受到更多的来自家人的支持[7]。因此，作为应急医疗救援人员的家庭成员，在医疗救援人员出发前，应充分发挥心理支持（例如，语言上的鼓励等）与物质支持（例如，日常生活用品的准备工作等）的作用，并通过主动关心应急医疗救援人员的身心健康状态以及积极承担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以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从而让前往一线救援的应急医疗人员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应急医疗救援工作中。

2.1.2 医院防控策略 第一，医院尤其是大型医院，应根据卫生部发布的《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建设管理方案》中的各项要求[8]，尽快组建专业的应急医疗救援预备队，以为未来可能的突发重大传染病疫情时进行临床医疗救援人员的紧急调配做好准备。在组建预备队时，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可以通过专业的心理测验来选拔具备良好心理素质的队员。根据应激的系统理论模型，个人在面对应激源时，人格特征、认知评价以及应对方式等会影响身心应激反应[9]。例如，神经质人格与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发生率高度相关，因此有必要对未来参与应急救援的人员进行人格筛查，排除那些在面对突发重大传染病这一危机应激时，容易产生焦虑与抑郁的高危人群。此外，选择自我效能感高、面对应激源具有成熟应对方式的医疗救援人员，也有助于降低他们在救援中的健康风险[10]。其次，可以将精神科医生和护士也纳入应急医疗救援预备队。既往研究指出，他们既可以完成基本医疗工作，又可以及时观察到其他队员的心理动态，进而及时发现潜在的心理问题[11]。

第二，在平日工作中，医院要加强对预备队员的日常应急医疗救援知识与技能培训，包括每周一次日常训练、每月一次专项训练，每季一次疫情现场模拟演练。其中，应急医疗救援预备队的人员构成应达到医院高级职称与中级职称比例1:4，具备5年以上工作经验以及工作科室涉及三个科室以上的要求[12]。我国应急医疗救援人员的应急能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10]，这与我国的应急能力培训存在短板有关。具体表现为：首先，我国的应急医疗救援培训只是偶尔进行，且仍停留在只是培训专业知识的层面，缺少技能操作的培训，尤其是现场模拟的培训[13]。其次，我国的应急医疗救援培训忽略了对救援人员心理素质的训练。从未经历过救援或者被培训的医疗救援人员，在面对疫情场景时极易产生惊慌与恐惧等情绪[14]。最后，我国应急医疗队伍重视个人职业防护但是忽略了综合措施协同防护的重要作用[15]。因此，医院不但要将灾难救援培训日常化，而且应增加技能训练，尤其是现场模拟的技能训练以及心理调节能力的训练与综合防护能力。第三，医院在从应急医疗预备队二次选拔队员赶赴疫区时，首先要考虑近期生活事件对其身心状态的影响，并解决他们现存的困难。因为重大消极生活事件（例如家庭成员的去世、离异等）可以损害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增加其在救援过程中出现身心健康问题的风险[16]。因此，当所需救援人员充足时，近期存在重大消极生活事件的预备队队员不宜参加应急医疗救援。此外，根据WHO出版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职业安全与健康指南》，在参与应急医疗救援前，医院应对医务人员进行身心健康体检、口服化学药物以及预防性接种[17]。

2.1.3 政府防控策略 作为我国传染病预防的最高行政主管部门，国家卫健委应及时更新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的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首先，国家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预案的法律法规与政策规范应进行及时的调整。经历2003年“非典”后，我国的重大传染病应急预案的相关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是少数法律法规并未及时更新（例如，《应急预案》在15年内都未曾修改），这导致该相关规定内容与社会发展不匹配[18]。因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定期调整应急预案的具体内容。例如，有专家建议，地方预案2年更新一次，中央预案5年调整一次，以适应社会的发展[17]。其次，政府相关部门（例如，应急管理部）应及时更新有关防护物资储备种类与数量的相关法律与政策。虽然我国于2019年制定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物资储备需要，但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家医院储备的防护物资仍不满足实际需求[19]。面对防护物资短缺，应急医疗救援人员通过延长工作时间、重复利用护目镜、一人多岗等多种方式应对防护物资匮乏。然而，这些应对方式将应急医疗救援人员暴露于高危环境中，导致其职业暴露发生率增高[20]。因此，国家应急管理部应及时更新防护物资储备的政策，并且明确各地方政府防护物资储备的数量与种类。再次，《传染病防治法》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均涉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分工问题，但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责与分工并不清晰，导致政府与医院衔接出现困难（例如，政府部门将

传染病病人送至传染病患者已饱和的救治医院），从而影响了应急医疗救援人员工作的开展[21]。因此，国务院应该将政府中与救援工作相关的部门（例如，应急管理部与国家卫健委）职责细化，以加强协调联动机制。最后，政府相关部门（例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应制定统一的针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救援的表彰政策。对于应急医疗救援人员而言，表彰奖励能提升他们的战斗力，从而有效提高救援工作效率。但是，目前我国应急救援表彰奖励种类多样、层次模糊、待遇不规范，导致表彰奖励制度无法有效落实[22]。因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表彰奖励相关政策。

2.1.4 社会组织 在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社会组织是应急医疗救援人员身心健康防护策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方面，在应急医疗救援人员出发前，社会组织应通过“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获取有效的短缺物资的信息，并充分发挥其高效汇聚国内外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及自身灵活调配资源的优势，为应急医疗救援人员提供充足的防护物资及生活物资。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也应建立完善的防护物资质量检查机制。在此次新冠肺肺炎疫情期间，社会组织（例如，防护物资生产企业和慈善机构）曾捐赠工业防护服而非医用防护服，而且防疫口罩也出现过破损以及数量有误等问题[23]。这些有质量问题的防护物资使应急医疗救援人员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增加，进而阻碍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各社会组织有在捐赠物资之前，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此外，在将救援物资运往医院前，社会组织管理局应该严格把控物资的质量；当救援物资到达医院后，受捐医院的院感部门也应在此对物资的质量进行检查，由此形成“社会管理局”与“医院院感部门”的双层监管。

2.2 应急救援期间

2.2.1 个人与家庭防控策略 医疗救援人员在救援期间被感染风险是一般人群的100倍[11]。此外，医疗救援人员在救援期间皮肤损伤、头痛、胃肠功能障碍的发病率分别为93.39%、37.3%、83.2%[1,24,25]。他们还存在喉咙疼痛、生理期不适以及饮食不适应等躯体健康问题[26]。因此，医疗救援人员在躯体健康防护方面，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医疗救援人员应意识到自身良好的身心素质对救援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性，做到按时进食，合理饮食，增强体质，出现饮食不适应等问题时，应及时向所在地服务机构反映。其次，医疗救援人员为了减少穿戴防护装备所造成的皮肤损伤，可以采用减压、吸湿、减轻摩擦力、护肤等措施，并将易损伤的部位（例如鼻梁、面颊、耳朵、额头）作为重点进行防护。最后，医疗救援人员为了防止自身被感染，应该恰当使用防护服。医疗救援人员在疫情初期，存在防护不足与过度防护两种倾向[27]。一部分医疗救援人员因防护理念、防护知识、防护技术、防护物资不到位，出现自身防护不足，增加自身被感染风险。而另一部分医务人员则出现过度防护行为。例如，防护服叠加增加操作不便，进而引起穿脱时出现内层污染；护目镜叠加降低视野清晰度，导致锐器伤暴露风险增加。这些过度防护行为不但会增加自身被感染风险，还会浪费有限的防护物资[28]。因此，医疗救援应急人员应该遵循标准预防的原则，每班更换，污染、破损时随时更换防护装备，在操作过程中严格遵循手卫生规范。

此外，医疗救援人员在救援过程中普遍存在焦虑、抑郁以及失眠等心理健康问题。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期间，关于一线医务人员的研究发现，他们的抑郁阳性检出率18.48%，焦虑阳性检出率20.65%[29]。此外，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间关于514名一线医务人员研究显示，39.1%的人员出现失眠[30]。因此，医疗救援人员在面对救援过程中因各种压力产生的消极情绪时，应该学会及时的自我调节。例如，通过听音乐、唱歌、适当运动、与家人朋友网络交流、与同事良好沟通等方式来缓解自身压力。当然，如果面对自己无法克服的心理健康问题时，需要及时寻求专业的精神科医生的指导。应急医疗救援人员的家人，也应与医疗救援人员及时进行沟通，减少其对家中事务的担忧，帮助其转移对疫情负面消息的过多关注，缓解其在抗疫一线工作的紧张感以及轮班休息期间被隔离带来的孤独感。

2.2.2 医院防控策略 救援过程中，医院应采取以下措施来保护医疗救援人员的躯体健康。首先，为应急医疗救援人员做好饮食、休息以及通勤等保障[31]。其次，救援所在医院的管理者应弹性排班，每班配置两队人员备班，采用四班制，每班六个小时，以保证足够的休息。若科室人力不足时，先由科内的第一队与第二队备班支援，科内人员不足时，再由护理部派人支援。最后，医院管理者应时刻关注医疗救援人员包括体温在内的身体指标，严格执行院感规章制度。

在心理健康保护方面，医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关于SARS医疗救援人员的研究显示，其担心、恐惧等不良情绪的降低与医院给予的支持高度相关[32]，这说明医院在抗击疫情中的突出作用。为了缓解医疗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医院可以成立多层级的心理支持网络（例如，每班次心理健康负责人-病区心理健康管理人员-科室心理指导老师-专业心理治疗组），以全方位疏导医疗救援人员的心理问题。第二，医院可以开通心理咨询平台，提供心理健康自测、讲座视频、免费的心理治疗等线上服务。第三，面对医疗救援人员思念家人，并因自己无法照顾父母或孩子而感到焦虑与愧疚时[33]，医院应建立家庭联系帮扶制，医院工会及时慰问医疗救援人员的家属，并给予必要的防护物资以及生活用品支持，以减轻其后顾之忧[34]。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期间，奔赴武汉救援的异地医疗救援人员，在得知医院安排同事给家人每周送两次防护物资、蔬菜、常用药品后，对家人的担忧减少很多，并且在救援工作期间更加有动力[35]。

2.2.3 政府防控策略 首先，政府相关部门（例如，卫健委协同财政部与民政部）应保证医疗救援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当救援人员出现不适应当地的环境、饮食以及语言，或者面临生活用品短缺、防护物资短缺等问题时，突发应急指挥部应该竭尽所能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其中，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应该迅速帮助企业克服疫情防控物资生产的困难，以保障应急医疗救援人员防护物资的需求以及各方面原材料的供应、物资运输等工作[36]。其次，因为应急医疗救援人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医院、不同科室，他们之间的工作流程和医疗操作习惯均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彼此之间合作开展救援工作有一定的困难[37]。这不仅降低他们自身的工作效率，还增加他们的心理困扰。因此，国家卫健委应根据疫情的形势，制定统一而具体的应急医疗救援工作流程与医疗操作规范，以促进应急医疗救援团队成员之间的快速磨合[38]。再次，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组建重大传染病疫情心理干预工作组，对于应急医疗救援人员迅速开展高效的心理援助服务[38]。最后，政府部门对参加医疗救援人员给予额外补助、提高奖金等措施，也可以激发医疗救援人员的工作动力，并缓冲高强度工作所带来的压力[39]。

2.2.4 社会组织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社会组织在志愿者、机构与疫情需求之间充分发挥了桥梁作用。但是，尚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首先，社会组织与医疗系统、政府对接的经验不足，导致疫情初期所捐赠物资积压与志愿者潜能发挥受限[40]。未来社会组织应更加积极主动地与医院及政府部门进行高效的沟通，有效解决疫情中所出现的物资分配不当与效率低下等问题。其次，各个社会组织的应急协调能力短缺，大部分社会组织单兵作战、分散行动，形成互不交流的行动模式。因此，在社会组织管理局的监管下，各个社会组织间应加强沟通，以形成联防、联控以及多元协调的社会组织体系。最后，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会组织由于硬件设备差、协调能力不足等，不能灵活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例如，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参与应急救援[23]。今后社会组织应主动提高对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掌握能力，从而提高救援的效率。

2.3 应急救援后

2.3.1 个人与家庭防控策略 研究显示[41]，在应急救援结束后，医疗救援人员对传染病仍充满恐惧。另外一项研究[42]也表明，当医疗救援人员回归岗位后，他们心理伤害的得分仍高于常模，这说明疫情期间对医疗救援人员造成的心理压力短时间内并没有消除。此外，在救援工作结束后，医疗救援人员出现了皮肤过敏、内分泌失调、咳嗽、大量脱发、慢性头痛、腰酸背痛、心脏早搏等躯体问题[43]。因此，即使在救援结束后，医疗救援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也丝毫不能松懈。

首先，为了减少出现猝死之类的重大躯体健康问题的风险，医护人员应主动体检，时刻监测自身的身体健康指标。医疗救援人员还可主动寻求心理干预（例如放松训练等），以缓解应急救援结束后仍然持续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尤其是预防PTSD的发生。当心理健康问题非常严重时，在精神科医生指导下，可结合药物辅助治疗（例如，适当使用抗焦虑、抗抑郁或抗惊厥类药物等）。

其次，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与陪伴是缓解救援结束后心理健康问题的最有效保护性因素[44]。因此，在结束救援任务后，医疗救援人员的家庭成员应对他们出现的身心异常反应（例如，体重变化、不良情绪等）保持足够的敏感度，同时努力做好他们的倾听者与陪伴者，帮助他们分担参与应急救援可能带给他们的心理创伤。

2.3.2 医院防控策略 首先，医院在救援结束后，应立即安排医疗救援人员进行身体检查，以及时发现医疗救援人员的躯体健康问题，并进行及时的治疗。其次，医院通过心理测量工具对医疗救援人员的心理状况进行测量，进而筛查异常人群，并根据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程度提供无偿的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服务。最后，医院在应急医疗救援人员恢复正常的医疗工作前，应该实行弹性排班（例如，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医务人员安排合理的休假，避免夜班等）以保证其快速回复日常的工作与生活[46]。

2.3.3 政府防控策略 首先，即使在救援工作结束后，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落实并监督在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医务人员的奖励政策[18]，让这些抗疫英雄深切感受到来自国家与组织的支持与关爱，从而有利于其快速回归日常生活。其次，目前有关医疗救援人员职业健康的政策，只注重其生理健康问题，而忽视了心理健康问题[15]。而且我国目前关于医疗救援人员的职业健康管理在各地各自形成体系，并未在政府的指导下形成统一的职业健康管理标准[46]。最后，在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关于医护人员职业工伤的相关法律不够完善。对于如何认定医疗救援人员的患病或者死亡是否符合工伤保险赔偿相关政策，仍是一个严重的法律问题。例如，新冠疫情救援期间，医护人员在结束高负荷的疫情防控工作后，在家中猝死，但是所在市人社局不认为是工伤。该医护人员家属向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后，最终认定为工伤[47]。因此，政府相关部门（例如，国家卫健委和人社部等）应建立综合性的医疗人员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该体系要涵盖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大部分，以对医疗救援人员的躯体与心理状况进行全方位的动态追踪与记录。此外，应急医疗救援人员在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因职业接触而感染疾病纳入工伤保险的政策需要保证有效实施。

2.3.4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在救援工作结束后，仍会给予应急医疗救援人员各种福利。其中，具备专业能力的志愿者也应无偿地、主动地为应急医疗救援人员提供身体检查或者心理咨询等服务，以促进他们快速恢复正常的工作与生活。但是，这方面的工作中仍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方面，研究显示社会组织应对地震等自然灾害经验相对丰富，缺乏深入参与疫情防控的应急管理能力[32]。因此，各个社会组织应结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抗疫经历，深入分析救援各环节所出现的问题，从而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医疗救援方案。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组织目前总体的规模以及发展的水平还不高，不同专业类别的社会组织（例如，资源类、倡导类以及服务类组织）之间的联合协同作用不够深入[44]。今后应该加强各社会组织的项目设计、信息共享、资源分配以及分工协作等。

3 小结与展望

首先，目前对于应急医疗救援人员的身心健康风险防控策略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尚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其次，目前的防控策略更多集中在疫情救援期间与救援结束之后，而在应急医疗救援前，尤其是传染病疫情发生之前的防控策略研究则明显不足，从而凸显出重“控”轻“防”的问题。因此，要完善我国的应急医疗救援体系，必须加强应急医疗救援人员的队伍建设，其中就包括需要构建贯穿于应急医疗救援前、中、后全过程的，涵盖躯体与心理健康双重风险的，涉及医疗人员个人、家庭、医院、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全方位防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