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向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1)关东军是近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主力军，因最初驻扎在辽东半岛关东州地区而得名，与日本海上联合舰队合称为近代日本军事“双璧”。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取了南满洲铁道及各项权益，并计划以南满洲铁道为支点侵占中国东北各项权益。1919年，日本以保护关东州及守备为名正式向中国东北派遣军队，关东军名称由此而来。关东军司令部最初设在大连，总兵力为2个师团约1万人。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华军队编制发生了变化。至日本战败投降前夕，关东军所辖的侵华部队主要有(一)第1方面军：下辖第3军、第5军和直辖部队。第3军下辖第79师团、第112师团、第127师团、第128师团、独立混成第132旅团、第2警备队；第5军下辖第124师团、第126师团、第135师团、第15国境警备队；直辖部队第122师团、第134师团、第139师团。(二)第3方面军：下辖第30军、第44军和直辖部队。第30军下辖第39师团、第125师团、第138师团、第148师团；第44军下辖第63师团、第107师团、第117师团、独立战车第9旅团；直辖部队第108师团、第136师团、独立混成第79旅团、独立混成第130旅团、独立混成第134旅团、独立战车第1旅团、第1警备队。(三)第4军下辖第119师团、第123师团、第149师团、独立混成第80旅团、独立混成第131旅团、独立混成第135旅团、独立混成第136旅团、第3警备队。(四)第34军下辖第59师团、第137师团、独立混成第132旅团。另外，关东军还下辖驻朝鲜第17方面军(略)。参见「終戦時に於ける関東軍編成表」、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3010271400、終戦時に於ける関東軍編成表全般満洲陸軍一般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经过长期的酝酿与谋划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在侵略扩张欲望无限膨胀的驱使下，日本天皇和军政高层不但没有对关东军的侵略行动进行阻止，反而使侵华战争向更为严酷的方向发展。以此为起点，持续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和远东国际关系的发展轨迹。由于九一八事变在近代中日关系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占据重要位置，国内外学界围绕事变起因、发展过程、战争影响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关于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军费来源和使用却鲜有研究。本文根据日本原始档案资料，从九一八事变与“满洲事件费”入手，探讨关东军“独走”背后日本天皇和军政财三方的“契合”与“通融”，以此揭示日本预设关东军“独走”背后的政治“谋略”，即达到推卸天皇及政府战争责任之根本目的。

一、缘起：“终战诏书”与“独白录”的历史问题思考

对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战败投降14年侵华战争的追述研究，一直是中外学界的焦点问题，尤其是对在侵华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军部、内阁政府的声讨从未间断。然而，作为“万世一系”的昭和天皇不但在战后被免于追责，还在没世后被日本首相竹下登称赞“天皇在终战时做出英明决断”“战后奔走于废墟告慰国民，为国家复兴鼓舞人心”“心系世界和平与民生幸福”，此评价被《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媒体争相报道。(2)藤原彰「「独白録」の史料的価値」、藤原彰、粟屋憲郎、吉田裕、山本朗『徹底検証昭和「独白録」』、大月書店、1991年、8頁。昭和天皇在位期间，留下两份重要史料“终战诏书”和“独白录”，是彻底检证昭和天皇侵华战争罪责，以及日本在战后历史认识问题上引申出来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

1945年8月14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终战诏书”。8月15日正午12点，电台播放了裕仁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以此向世界公告日本投降。但是，该诏书通篇未提及“战败”和“投降”，对于战争对象诏书中只提及了“宣战与英美”，关于对中国进行的侵略却“毫不理会”，而且根本无承担战争责任和任何反省之意。(3)御署名原本·昭和二十年·詔書八月十四日·大東亜戦争終結ニ関スル詔書、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4017702300、詔書昭和20年御署名原本(昭和[—昭和21年])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正是由于“终战诏书”以极其暧昧的态度结束了侵略战争，带来了战后日本在侵华战争和侵略历史认识上的一系列问题的争论和伏笔。(4)步平：《跨越战后 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由此，九一八事变发生的起因问题，也成为日本右翼篡改新编历史教科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将蓄谋已久发动侵华战争诡称为关东军“独走”，以此推卸日本天皇和政府在这一重大国际事件中的责任。(5)郎维成：《“独走论”再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的起因问题，日方代表户部良一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方报告书》中指出，“在陆军和参谋本部的设想中，本来为了得到国内外理解和支持，发动战争需要进行一年左右的舆论宣传工作，柳条湖事件发生的过早些，但既然关东军断然行使了武力，支持关东军的行动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当时的媒体也是非常强硬的，各报直接采用了关东军的说法向读者解说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行动，背景则是中国的屡次反日行为和积累的权益侵害，把关东军的行动当成是行使自卫权而发动的战争，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日本对东北的侵略行动一发不可收拾，再加之得到了军部大力支持，关东军侵略行动更是有恃无恐”(6)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方报告书翻译稿》(第二部分《战争的年代》中第一章)，2010年，第199—200页。。户部良一的阐述一方面揭露了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是蓄谋已久的侵华行动，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是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欲望无限膨胀发展的结果使然。户部良一作为日本官方学者的代表，其上述观点记录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方报告书》中，使九一八事变爆发起因问题能够拿到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面上进行讨论，并得到了日本学界一些学者的公正认识，这不能不说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一大进步。但是，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战争不断升级背后的深层原因分析，以及日本天皇和政府对巨额“满洲事件费”予以怎样的“契合”与“通融”，并被帝国议会审议通过且作为昭和财政一般会计年度预算的常态使之合法化，在中日双方的研究报告中并未提及和阐述，这是九一八事变和日本侵华史研究极为重要的问题，值得深究。

“独白书”是昭和天皇在战后与其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被近臣整理形成《昭和天皇独白录》，于1990年在日刊《文艺春秋》12月号上公开发表。该“独白录”从太平洋战争开始讲起直至日本战败投降，其中涉及九一八事变、皇姑屯事件、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战后审判，以及日本与英美俄等关系，这是昭和天皇留下的一份以口述形式关于战争认识和记忆的重要记录。通观“独白录”内容就会发现，实际上这是一份天皇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告白书。但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昭和天皇对九一八事变和侵华战争丝毫没有反省之意。如天皇在“独白录”中指出“满洲乃是偏远地区，即使弄出了事也不至于出现什么大乱子”，对于日本蓄谋发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东北大片领土进行侵略和掠夺表现出了没有任何“意识”，将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说成是“关东军无视天皇的意向的独断行为”，把日本驻朝鲜军协助关东军发动侵略战争说成是“独断越境行动”。(7)藤原彰「「独白録」の史料的価値」、藤原彰、粟屋憲郎、吉田裕、山本朗『徹底検証昭和「独白録」』、82—83頁。昭和天皇在“独白录”中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作出“解释”，并通过预设出关东军“独走”这一命题，来掩盖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真正目的，从而为天皇开脱战争罪责。由此，关东军“独走”便成了战后日本推卸天皇和政府在发动侵华战争责任的代名词。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出现了以修订历史教科书为开端，掀起否定侵略历史和侵华战争的新高潮(8)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战后日本以满铁会为中心通过出版《满洲开发四十年史》《满洲国史总论》《满蒙终战史》等著作，掀起三次否定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高潮。详见武向平《论战后日本“满铁会”及其活动》(《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8期)。，《昭和天皇独白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因此，我们在研究日本侵华史的过程中，需要引起注意，不要掉进日本事先预设的某些观点“陷阱”，使研究陷入被动的境地。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对其预设的某些思想、观点进行清晰冷静思考，并按照自己的逻辑思维进行深入研究，在详尽史料基础上形成我们的话语权。这是此文写作要表达的真实意图。

二、出兵：军部及政府对侵华行动的“应和”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密谋炸毁南满洲铁道柳条湖一段，污蔑是中国东北军所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为了呼应关东军的侵略行动，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于21日下令驻扎在中朝边境的朝鲜军向中国东北出动。1932年1月3日，关东军占领了张学良东北军大本营锦州。3月1日，炮制伪满洲国政权。1933年5月，签订了《塘沽协定》，关东军的侵略行动暂时告一段落，日本侵华战略进入“华北自治”阶段。关东军之所以能够表现出如此的战争速度，这与关东军在事变前进行的“满鲜视察旅行”和“参谋旅行”密不可分，再加之事变后日本政府迅速向中国东北增兵，对关东军的侵略行动予以大力支持，使关东军一直保持进攻势头。

其实，关东军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前，便通过“满鲜视察旅行”和“参谋旅行”，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布防展开了全面探查，并详细搜集了中国东北铁道沿线的军事情报，为最终武力侵略行动做好充分准备。1925年6月，关东军制定了《大正十四年满鲜视察旅行报告》，作为“满鲜视察旅行”的指导大纲，重点对中朝边境的铁道运输情况，以及中国东北12条主干铁道(9)这次关东军探查的12条铁路沿线主要是沈海铁道、吉海铁道、吉敦铁道、吉长铁道、中东铁道南线、中东铁路西线、奇昂铁道、奇克铁道、洮昂铁道、四洮铁路、满铁本线、抚顺线等。沿线的军事要塞、起始站台和线路里程、铁桥建造和材料、沿途城镇、运输货物、周边沿线、给水设施、物资供应和利用程度等进行全面探查，尤其是对中国军队布防进行了充分了解，并对各铁道沿线的兵要地形绘制了军事地图。(10)「第1 満蒙視察目的、第2 旅行経過の概要」、359—407頁、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10139000、満鮮視察旅行報告(鉄道を中心とする戦略的研究)大正14年全般満洲陸軍一般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1926年7月至1929年4月，关东军在满铁的配合下进行了五次“参谋旅行”，(11)《河本大作笔供》，中央档案馆藏档案，119-2,1103,2，第26号，转引自解学诗主编：《关东军满铁与伪满洲国的建立》，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5—87页。对中国东北的铁道运输、军事设施、军事布防，以及日本在满铁附属地沿线军事警备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并针对中国东北军在各地的布防情况加强了军事防御。关东军的“满鲜视察旅行”和“参谋旅行”，实际上是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对中国东北进行的准军事行动。

关东军在东北进行军事探查的同时，日本参谋本部也通过向中国增兵进行武力侵略前的准备。1926年7月28日，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向中国驻屯军(12)日本在中国驻屯军最早是1901年派驻中国的“天津日本驻屯军”，最初仅有1700余人，当时中国各地日本驻屯军仅有2600余人，统称为“清国驻屯军”。1912年，“天津日本驻屯军”改为“支那驻屯军”，1929年又改为“天津军”，1936年又改为“支那驻屯军”。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加大对中国派兵，参谋本部下达命令编成“华北方面军”，将“支那驻屯军”编入“华北方面军”序列，直至日本投降一直沿用此军队编制。本文按照国内研究对日本军队之惯称，“支那驻屯军”一律使用“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高田丰树、第5师团长岸本鹿太郎、第11师团长小泉大一发出“参命第一号令”，将第5师团编成天津及北京驻屯军步兵(大)队，同年9月派往驻屯地京津地区。(13)「支那駐屯軍歩兵隊交代ノ件」、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87200、公文別録·大蔵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大東亜省·大正十二年—昭和十九年·第一巻公文別録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1929年2月18日，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向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第16师团长松井兵三郎下达命令，第16师团于3月下旬从卫戍地出发，由关东州登陆，驻扎满洲，第14师团返回卫戍地。(14)「満洲駐箚師団交代ニ関スル件」、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87300、公文別録·大蔵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大東亜省·大正十二年—昭和十九年·第一巻公文別録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1931年4月24日，参谋总长金谷范三致电令第5师团长寺内寿一、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要求第5师团编成步兵第2中队，第9师团编成步兵第3中队，于同年6月上旬派遣到中国华北，隶属于华北驻屯军。(15)「支那駐屯軍歩兵隊交代ノ件」、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87400、公文別録·大蔵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大東亜省·大正十二年—昭和十九年·第一巻公文別録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

以上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参谋本部向中国东北和华北加大派兵的具体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参谋本部为了加大对关东军的侵华兵力支援，将日本卫戍各师团(16)日本陆军省建立后，最初卫戍部队由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等构成。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日军共有17个常设师团，作为日本的常备军，番号依次为近卫师团、第1至第20师团(内缺13、15、17、18)，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又增设了13、18两个师团。师团下辖2个旅团，旅团下辖2个步兵联队，步兵联队下辖3个步兵大队，大队下辖4个步兵中队、1个机关枪中队、1个大队炮小队，步兵中队下辖3个步兵小队，小队下辖1个机关枪组、1个掷弹筒组、2个步枪组。师团还辖有1个炮兵联队、1个辎重联队、1个工兵联队、1个骑兵联队以及其他部队。参考寺田近雄『日本軍隊用語集』(株式会社学研パブリッシング、2011年)；「陸軍団隊配備表○陸軍管区表ヲ改正シ○陸軍常備団隊配備表及要塞砲兵配備表ヲ廃止ス」、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15113100700、公文類聚·第二十編·明治二十九年·第二十巻·軍事一·陸軍一第20編·明治29年明治公文類聚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进行整编，编成“满洲派遣部队”，派遣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1931年9月23日，陆军大臣南次郎致电首相若槻礼次郎，将第20师团编成步兵第1旅团、骑兵第1中队、野炮兵第1联队、工兵第1中队、通信第1队、飞行第2中队，派遣中国东北。(17)「満洲派遣部隊編成ノ件」、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87500、公文別録·大蔵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大東亜省·大正十二年—昭和十九年·第一巻公文別録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11月3日，为了支援关东军的侵略行动，日本参谋本部下令第2师团主力从卫戍地派遣中国东北，这直接导致关东军在两周内击败了马占山军队主力，迅速占领了齐齐哈尔。(18)岩波書店編集部編『近代日本総合年表』、岩波書店、1991年、288頁。11月11日，陆军大臣南次郎致电首相若槻礼次郎，由第8师团编成一个独立混成旅团，由近卫师团编成关东军飞行本部，派遣中国东北。(19)「編成下令ノ件」、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87600、公文別録·大蔵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大東亜省·大正十二年—昭和十九年·第一巻公文別録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11月17日，陆军大臣南次郎致电首相若槻礼次郎，由第3师团、第12师团、第20师团各编成一个飞行中队，派遣中国东北。(20)「飛行中隊編成ノ件」、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87700、公文別録·大蔵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大東亜省·大正十二年—昭和十九年·第一巻公文別録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12月17日，陆军大臣致电首相犬养毅，由近卫师团编成一个野战重炮兵中队、一个运输监视队、一个铁道中队，第1师团编成一个野战汽车队、一个运输监视队、一个患者运输部，第5师团编成一个临时派遣队，第10师团编成一个野战混成旅团，第12师团编成一个独立战车队、一个野战重炮大队，上述部队于12月19日出兵中国东北。(21)「近衛師団外四師団ニ編成ヲ令セラルノ件」、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87800、公文別録·大蔵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大東亜省·大正十二年—昭和十九年·第一巻公文別録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

随着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出兵中国东北的日本国内卫戍部队也不断增加。1932年2月2日，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致电首相犬养毅，发布紧急动员令，将日本国内留守军队再次进行整编派遣中国东北。动员令如下:近卫师团调遣两个无线电小队，第3师团调遣一个野战重炮大队、两个野战高射炮(大)队、一个陆军航空兵中队，第9师团调派整个师团，并且该师团留守部队也要进行应急动员，以及近卫师团下属一个陆军航空兵大队、第12师团下属一个战车中队和(留守部队)一个战车(大)队也进行动员，动员起始日期是2月3日。(22)「近衛師団外四師団ニ動員ヲ令セラルノ件」、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87900、公文別録·大蔵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大東亜省·大正十二年—昭和十九年·第一巻公文別録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2月6日，日本参谋本部发布了新出兵令，由第1师团编成一个兵站汽车中队，第5师团编成一个工兵队，第12师团编成一个野战混成旅团、一个攻城重炮兵中队，向中国东北出兵。(23)「派遣部隊編成ノ件」、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88000、公文別録·大蔵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大東亜省·大正十二年—昭和十九年·第一巻公文別録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

为了支援关东军的侵华战争，1932年2月陆军大臣致电首相犬养毅，发布第二次临时紧急动员令。动员令内容如下：参谋本部调遣一个军司令部，近卫师团调遣一个无线电线本部，第1师团调遣一个信鸽队、一个兵器厂，第3师团调遣一个飞行中队，第5师团调遣一个工兵中队，第12师团调遣一个攻城重炮兵中队，第14师团派遣一个野炮兵大队，上述部队从2月23日开始进行动员；关东军调遣攻城重炮兵(中)队，第9师团编成一个关东军宪兵队，近卫师团调遣一个气球中队，于2月24日进行动员。(24)「臨時動員(編成)ノ件」、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88100、公文別録·大蔵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大東亜省·大正十二年—昭和十九年·第一巻公文別録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随后，参谋本部又发布了第四号动员令，即近卫师团调遣3个无线电小队、1个兵站无线电中队，第1师团调遣1个野战医疗班、1个患者运送班，第3师团调遣4个运输监视(小)队，第5师团调遣1个兵站汽车中队，第6师团调遣3个水上运兵(小)队，第8师团调遣1个兵站司令部，动员令的起始日期是2月25日。(25)「近衛師団外五師団ニ動員ヲ令セラルノ件」、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88200、公文別録·大蔵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大東亜省·大正十二年—昭和十九年·第一巻公文別録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4月2日，参谋本部又下达了中国出兵令，即朝鲜军编成间岛派遣部队，近卫师团编成1个飞行中队、一个铁道联队，第8师团编成独立混成第4旅，第10师团编成独立混成第8旅团。(26)「編成及復員ノ件」、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88700、公文別録·大蔵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大東亜省·大正十二年—昭和十九年·第一巻公文別録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6月20日，参谋本部又下达了新的中国出兵令，即第1师团编成1个步兵大队，于6月25日派遣中国；第4师团编成1个步兵大队、1个工兵小队，第7师团编成1个步兵大队，分别于6月26日派遣中国；第12师团编成1个派兵中队，于6月27日派遣中国。(27)「北支那派遣部隊編成ノ件」、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89300、公文別録·大蔵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大東亜省·大正十二年—昭和十九年·第一巻公文別録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9月19日，第3师团编成1个骑兵旅团，第7师团编成1个独立混成旅团。(28)「満洲派遣部隊編成ノ件」、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89500、公文別録·大蔵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大東亜省·大正十二年—昭和十九年·第一巻公文別録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12月6日，由于对华战争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致电首相斋藤实，第6师团编成派遣师团和留守部队两个部分，主力部队从卫戍地直接派遣中国。(29)「満洲派遣部隊編成ノ件」、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89700、公文別録·大蔵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大東亜省·大正十二年—昭和十九年·第一巻公文別録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1933年9月7日，参谋本部再次下达中国出兵令，即第1师团编成2个步兵中队、1个工兵小队，第7师团编成2个步兵中队，第12师团编成1个山炮兵中队，编成令的起始日为9月9日。(30)「第一師団外三師団ニ編成ヲ令セラルノ件」、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90000、公文別録·大蔵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大東亜省·大正十二年—昭和十九年·第一巻公文別録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

以上是九一八事变爆发至《塘沽协定》订立，日本向中国东北出兵的大体情况。可以看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军部和政府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增派驻军。事变爆发后，日本军部和政府则是在第一时间内向中国东北大批次地增派军队，国内卫戍部队17个师团根据侵华战争需要全部进行了整编，相继出兵支援关东军的侵略行动。这是关东军能够在短期内占领中国东北，并迅速突破山海关防线，向上海入侵的重要军事保障。在此期间，日本参谋本部发出的出兵令，均得到天皇和政府的批准同意。所以，日本预设所谓的关东军“独走”的命题，只不过是推卸天皇和政府战争责任的一种手段而已。

三、“满洲事件费”：财政的“契合”与“通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通过大规模增派“满洲派遣军”和拨付数额庞大的“满洲事件费”(31)从甲午战争开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时期，在日本国家财政预算中实施4次“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4次一般会计临时军事费(包括临时军事残留费)、7次临时事件费(甲午战争的朝鲜事件费；义和团运动的清国事件费；日俄战争的临时事件费及临时事件行赏费；欧战及西伯利亚出兵的1914年临时事件费；出兵山东的中国事件费、事件补足及事件行赏费；九一八事变费及事件行赏费；七七事变及太平洋战争的华北事变费、中国事件费及事件行赏费)。其中，日本国家预算支付的战争经费甲午战争为23340万日元，义和团运动为4360.2万日元，日俄战争为182629万日元，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出兵西伯利亚155370万日元，出兵山东为6636万日元，九一八事变为190507万日元，七七事变及太平洋战争为75588873万日元。参见大蔵省昭和財政史編集室編『昭和財政史 第四巻』(東洋経済新聞社、1955年)、7—8頁。，对关东军的侵华行动予以支持。从九一八事变爆发起，巨额的侵华战争军费在昭和财政史上被赋予了特殊的专用名称——“满洲事件费”，并被帝国议会审议通过，作为国家财政一般会计(32)日本中央财政预算主要分为一般会计预算、特别会计预算和政府相关机构预算三种；地方财政预算一般分为一般会计预算和特别会计预算。一般会计预算主要管理中央政府的一般性财政收支，以税收、税外收入、国债收入等为主要财源，满足国家的司法、治安、防卫、教育卫生、公共事业、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需要，反映中央政府在履行国家基本职能方面的支出需要。一般会计预算与理论上的经常预算基本相同，其主要区别是一般会计预算在收入方面包括国债，在支出方面包括拨款投资支出和国债偿还。特别会计预算是根据规定设置的分类管理型事业预算，主要包括事业特别会计预算、管理特别会计预算、保险特别会计预算、融资特别会计预算、整理特别会计预算五大类。政府相关机构预算是由中央政府提供资本金的经营事业尤其是融资型业务机构的预算。参考杨华《日本政府预算制度的构成、特点及启示》(《地方财政研究》2018年第2期)。预算予以执行。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月，陆军省和外务省的“满洲事件费”便列入一般会计预算中的对华战争使用专项经费，从1932年开始对九一八事变使用的“满洲事件费”又进行了追加，在一般会计预算中列入了海军省的“满洲事件费”。据统计，1931年“满洲事件费”为7900万日元；1932年计入海军省的“满洲事件费”则达到28000万日元；到1934年由于《塘沽协定》签订使日本暂时停止侵华作战行动，“满洲事件费”便降至16000万日元；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满洲事件费”再次增至26600万日元；1939年诺门坎事件爆发，“满洲事件费”增加到29500万日元，至1940年末一般会计决算统计达到185300万日元。(33)日本銀行調査局編『第七十三回帝國議會の協賛を經たる昭和十三年度豫算の要領』、1938年、54—55頁。按照昭和财政一般会计预算法的有关规定，“满洲事件费”上一年剩余部分计入下一年临时军事费预算中继续使用，最终导致该项军费支出一直持续到1940年末。“满洲事件费”之所以能够通过这种财政预算方式，在14年侵华战争中反复使用，其主要原因是自明治维新后至二战结束昭和财政预算始终与对外侵略战争保持同一步调，也就是政府财政始终与对外侵略战争相“契合”。

可以说，从甲午战争至二战结束的50年中，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消耗了巨大的财政经费，在每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战争经费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是昭和财政史上的一个重要特质。九一八事变后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由陆海军省费、临时军事费和征兵费所构成的直接军费与一般会计年度支出比例一直处于1/3以上。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九一八事变后至二战结束，日本每年直接军费占国家财政预算比例最低为31.2%，最高达到85.5%。(34)大蔵省昭和財政史編集室編『昭和財政史 第四巻』、東洋経済新聞社、1955年、3頁。

表1 1931-1945年日本军费占国家财政预算的比例(单位：日元)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从九一八事变爆发至日本投降14年中，每年的战争经费在国家财政总预算中的比重呈大幅度递增趋势，尤其是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用于战争的军费占每年财政预算总支出的70%以上。这充分说明，九一八事变后至二战结束日本财政明显表现出与军方在外侵略战争的一致性和“通融性”。并且，这一时期日本的财政制度也对军方的侵略行动表现出极大的“契合”与“适应”。正是由于日本财政及财政制度在天皇大权威慑下所表现出暧昧的特质，使昭和的财政制度不断地被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极端军国主义所滥用，使九一八事变后所使用的“满洲事件费”不断地被作为一般会计年度经费预算，使会计法上的战时特例——“满洲事件费”也不断地成为常态而被制度化。换言之，从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所使用的巨额“满洲事件费”，必须得到帝国议会的审议通过，才能作为国家一般会计预算被“合法”用于侵华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所用的巨额“满洲事件费”，只有得到日本天皇和内阁准同，才能在国家财政一般会计预算中被合法化和常态化。(35)若槻礼次郎『破壊の政友か建設の民政か』、春秋社、1932年、9—11頁。所以，要深刻揭示关东军“独走”背后的历史背景，则需要对帝国议会对“满洲事件费”的审议与批准细则进行系统梳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对关东军的侵华行动予以强大的财政支持，裕仁天皇于1932年3月4日诏令召开第61回帝国议会(临时)，该诏书中指出：“朕依照帝国宪法之第七条及第四十三条，定于本年3月18日于东京召开帝国议会，为期五天。”(36)「第六十一回帝国議会(臨時)ヲ召集セラル」、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14100294800、公文類聚·第五十六編·昭和七年·第一巻·政綱·詔勅·帝国議会·法例·地方自治·統計調査第56編·昭和7年昭和元年—20年公文類聚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第61回帝国议会一项重要内容是在昭和财政预算中通过审批“满洲事件费”和对华战争经费，政府财政对侵华战争予以支持。可以说，第61回帝国议会的召开，以天皇批准和内阁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大藏大臣、海军大臣等“协贊”追加“满洲事件费”为契机，使“满洲事件费”作为日本国家财政一般会计预算的合法程序，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正是由于昭和财政为日本的军事侵略行动提供了强大的军费后援支持，使侵华战争不断扩大。此次帝国议会后，一般会计预算追加1931年陆军省的“满洲事件费”为5667203日元，海军省的中国临时舰艇派遣费1011958日元，总计7579161日元。(37)「御署名原本·昭和七年·予算三月二五日·昭和六年度歳入歳出総予算追加」、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1875600、予算昭和7年御署名原本(昭和[—昭和21年])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1932年一般会计追加的“满洲事件费”，外务省为1440566日元，陆军省为30970254日元，海军省为27108265日元；(38)「御署名原本·昭和七年·予算三月二五日·昭和六年度歳入歳出総予算追加」、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1875700、予算昭和7年御署名原本(昭和[—昭和21年])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特别会计追加大藏省的“满洲事件费”为354236日元(39)「御署名原本·昭和七年·予算三月二五日·昭和七年度各特別会計歳入歳出予算追加」、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1875900、予算昭和7年御署名原本(昭和[—昭和21年])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总计59873321日元。1933年一般会计预算中，又再次追加了“满洲事件费”， 外务省为2860112日元，陆军省为27,878,671日元，海军省为8990823日元，总计39729606日元。(40)「御署名原本·昭和八年·予算二月七日·昭和七年度歳入歳出総予算追加」、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1918700、予算昭和8年御署名原本(昭和[—昭和21年])太政官·内閣関係(国立公文書館)。1934年，在日本财政预算中，“满洲事件费”达到16300万日元，一般会计为15900万日元，特别会计为400万日元。(41)日本銀行調査局編『第六十五回帝國議會の協賛を經たる昭和九年度豫算の要領』、1934年、46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至1934年，日本财政通过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所支出的“满洲事件费”高达71100万日元，其中陆军省所管部分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至1934年日本各部的“满洲事件费”的具体数额如下表所示。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塘沽协定》签订后，由于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开始转向“华北自治”，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侵华战争的推进速度暂时得到延缓，但当通过“华北自治”不能达到日本完全控制中国的侵略目标时，通过武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就成了必然。于是，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前一年，即1936年日本财政一般会计中政府各部再次追加了“满洲事件费”预算。其中，外务省为3680530日元，陆军省为183273838日元，海军省为9461886日元，总计198416075日元。(42)国政研究会編『昭和十一年度一般概算の閣議決定と予算不成立の経緯』(下)、1936年、594頁。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九一八事变最初是关东军率先发动的，所以庞大的侵华战争经费大部分是陆军省所辖的“满洲事件费”，而外务省、海军省、大藏省、朝鲜总督府、关东厅所辖的“满洲事件费”仅占其中的一部分。因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出现的“满洲事件费”，在日本国家财政预算中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一般会计所管的外务、陆军、海军、大藏和递信等五省预算的战争经费，另一部分则是由特别会计所管的朝鲜总督和关东厅预算的战争经费。1931年至1936年由一般会计决算支出“满洲事件费”为11800万日元，再加上1937年和1938年两年的预算额则高达到15400万日元。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至1938年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所管的“满洲事件费”每年预算额如下表。

以上是1931-1938年日本国家财政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预算的“满洲事件费”，数额高达154000万日元，而且从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当年至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七年中，日本国家财政从未中断该项经费的预算和支出，正是由于日本政府以强大的财政预算为后盾，使侵华战争不断地扩大。由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而挑起的侵华战争，除了得到日本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外，在整个事变中满铁也利用其在中国东北“国策会社”的特殊地位，在九一八事变后至占领整个东北的过程中，对关东军的侵略行动予以大力的支持与协助。从满铁总务部调查课内部统计资料来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最初阶段，满铁总务部、庶务部、人事课、技术局、会计课、经理课、铁道工厂、地方庶务部、商业部、用度课、抚顺煤矿、鞍山制铁所、东京支社等各部均出资支持关东军的侵略行动。在整个事变中，满铁社内承担的费用为2743185.62日元，社外派遣社员中承担费用为1559475.65日元。九一八事变中满铁各部支付关东军侵华战争经费如下表。

表4 九一八事变中满铁各部支付军费一览表(单位：日元)

另外，伪满洲国作为关东军炮制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代行工具，自然也要承担一部分侵华战争军费。1932年3月，在溥仪致关东军司令官的书简中明确表示，“满洲国的国防与治安委托日本，所用军费由满洲国负担”。(43)「満洲国執政溥儀ノ関東軍司令官宛書簡」、外務省編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1840—1945』(下)、原書房、1956年、文書271頁。实际上，日本国家财政承担了侵华战争的巨额军费，伪满洲国只负担了其中的一部分，在伪满洲国陆军国防分担金预算中，1934年为900万日元，1935年为500万日元，1936-1938年只不过是1950万元。(44)平井廣一「満州事件費」はどのように使われたか」(1)、『北星論集』(経済)2013年第52巻第2号、215頁。如果将1934-1938年伪满洲国每年国防军费预算额同上述年度“满洲事件费”进行比较，伪满洲国所负担侵华战争军费的数额占“满洲事件费”的2-5%。(45)2—5%的比例是将伪满洲1934—1938年5年中每年负担国防军费数额同表3对应数字进行比较而得出。

总之，明治维新后至战败投降，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中所使用的战争经费，在整个国家财政的支出中占绝对比例。可以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至二战结束的昭和财政史，本身就是一部战争财政史。(46)大蔵省昭和財政史編集室編『昭和財政史 第四巻』、東洋経済新聞社、1955年、序文1頁。在此期间，日本虽然也参加了世界军缩会议并签署了限制军备条约，但事实上日本并未积极地进行军费缩减，日本一方面应付国际军缩之倡议，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不断地进行部队缩减及兵力调整，将其节约的军费用于强化军事装备机械化程度，以此来加强军备设施。从七七事变全面侵华到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都足以说明日本财政在对外侵略扩张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47)大蔵省昭和財政史編集室編『昭和財政史 第四巻』、序文2頁。

综上所述，从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战败投降，14年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天皇、军部、政府、财阀以及民间团体合力作用的结果，而支撑整个合力中心的则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所确立的大陆扩张战略梦想。日本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梦想，不断通过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来填充无限膨胀的欲望。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最终使日本的侵略扩张得以达成。于是，关东军的侵略行动，立即得到了天皇、军部、政府、财阀以及民间团体的“契合”与“通融”。但是，当以屠戮邻国生灵为代价的侵略战争遭遇失败时，寻找借口推卸战争责任便成了历史必然，军部和关东军的“独走论”便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因此，在进行日本侵华史研究时，任何否认侵略历史和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加强日本侵华史研究，不能将眼光仅局限于战争和战场，更要开拓视野，加强学科融合，全面考察每一次侵华战争背后所隐藏的实质东西。唯有如此，才能够有力发出历史正声。